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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简明中国通史(李兆俊著)
发布时间:2012年9月28日    人气:9920

新编简明中国通史

李兆俊著

       

(作者简介:李兆俊同志,台山市斗山人,长期从事教育及教育管理工作,曾在台山师范任教多年,后在台山市教育局工作,先后担任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办主任、纪委书记等职。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保持着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笔耕不辍,写成了这本15万字的《新编简明中国通史》,全面介绍了中国历史。)

卷首语

  中国历史悠久,时空广阔,时间:上下五千年;空间:纵横数万里,重要历史人物、事件非常多,错综复杂,史家著述大多卷帙繁浩,欲了解中国历史常望而生畏,故萌生一念:编写一本简明中国通史,让想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省时不费力。后来,自己从事教育工作,经业余艰辛跋涉四十余年,终成梗概。尽善尽美难求,但可已是尽心尽力矣。最近,经傅海生、吴咸安等同仁编辑、疏理已大有改善。吴咸安老师还参加了现代史的编写。

    早在五千多年前,炎帝、黄帝统领下的原始部落就进入亚洲东部的黄河流域,这些部落的后代称为炎黄子孙。此后,他们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继续发展,推动农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华民族就在这基础上逐步形成。公元前770年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奴隶制度逐步衰落,封建制孕育成长。东周时,周天子实行分封制,分封诸侯纷纷在自己的领地建立起许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经常发生纷争或兼并,两河流域一度出现大国争霸的局面。因而历史上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的朝代——秦朝,为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确立了国家形式。秦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两个号称盛世的朝代,这就是刘邦建立的汉朝和李渊建立的唐朝,汉唐时期军事强大、经济繁盛,中国的文化、丝绸、瓷器、茶叶通过“丝绸之路”流向世界各地。加强了与世界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物产的交流,促进了世界经济、文化和文明的发展。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繁荣期,在与险恶的自然环境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勤劳勇敢的炎黄子孙互相沟通、融合,不断地累积经验,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涌现出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独有的文化现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发展。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孔子的教育思想、孙子的军事思想、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直至近现代仍有较大的影响。

    十八世纪中后期,欧美很多国家纷纷完成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进入近代史时期。此时的中国却因清末“闭关锁国”的专制,在农耕社会徘徊,国家发展严重滞后,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门户。第一次鸦片战斗后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地赔款,主权和领土不断丧失。此后,西方列强蜂拥而上,中华民族遭受严重的灾难。在灾难面前,中华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纷纷发表自己的诉求和采取各种行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义和团和洋务运动,试图进行民族自救、民族更新,但都相继失败了。被毛泽东称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度沸沸扬扬。各省有实力的军政人物纷纷扩充地盘、军队,形成地方军阀。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党后,国共实行第一次合作。苏俄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逐渐控制了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继举行“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后来,朱德、毛泽东带领起义部伍在井冈山建立中国工农武装,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开始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创举。蒋介石实行清党行动后,对共产党红色根据地实行大规模围剿。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全面入侵。鉴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红军北上,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延安建立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一起开展积极的抗日斗争,不断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也迎来了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国共两党谈判,蒋介石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后来,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调集重兵大举进攻解放区,经过三年奋战,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退据台湾。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在研究中国历史、编写《中国通史》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奋: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着实不容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成长着实不容易!令我欣慰的是中华民族蕴含着巨大的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能量。每经过沉重的磨难后都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特别到了现当代,世界的文明和进步增添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两弹一星、中国加入联合国并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开放改革、中国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中国维和部队、中国援外医疗队、中国护航编队、中国航天科技标志着中华民族正走向复兴的旅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提出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发展战略被越来越多国家认可。中国民族的复兴被列入党和国家的发展规划,并在亿万炎黄子孙中形成共识。民族复兴这艘巨轮正在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第一章  原始社会概况

       

第一节 人类的原始群时期

    根据出土化石和其他各类文化遗物的考证,我们知道,100多万年前,祖国的大地上就存在着人类的生命——原始群。

    现当代考古学者对原始群生活遗址的发掘考证有许多重大的发现。依据这些生活遗址年代的推断,较为有代表性的原始群是“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人”。

    1965年,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猿人生活遗址,并发掘出猿人化石,共计有猿人上中门齿2颗、打制石器17件还有一批兽骨、炭屑。考古学者把这一遗址生活的人群称为“元谋直立人”。据测算,元谋猿人的生活年代约在170万年以前。

1963年,陕西蓝田县陈家窝村发现猿人下颌骨化石。次年,又在公三岭村发现一具较为完整的猿人头盖骨、部分面骨和牙齿化石。这些猿人被称为“蓝田直立人”,他们的生活年代约在80万年以前。蓝田猿人的眉骨粗壮,前额低平,脑量约在780毫升左右(比现代人脑量的一半略多)。

1927年,考古学者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掘出猿人牙齿化石。1929年,又发掘出一具完整的猿人头盖骨,以后又陆续发现一大批人体各类骨头化石。这些猿人被称为“北京直立人”,这一遗址被称为“北京人文化”遗址。北京人化石已有50多万年的历史。

“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人”的生活年代是我国人类发展的几个有代表性的阶段。“元谋猿人”和“蓝田猿人”处在人类的最低级阶段,他们只能靠遗传本能从森林里直接获取自然物,仍保留着动物的许多痕迹。他们渴了就到山涧里喝水,饿了就摘取树上的果实充饥,很多时候会因找不到食物而挨饿。从“元谋猿人”遗址发掘的石器和灰烬来看,那时候人们已经学会利用石块的自然棱角来作切割工具,已经开始用火,食物主要是植物。“蓝田猿人”使用的石器没有多大变化,但他们的食物除了植物外还有很多野兽。

“北京人”是人类原始群时期的典型。在“北京人”生活的年代,我国北方仍处在气候温暖的地质时期。那时候,茂密的森林里气候宜人,那里有绿草如茵的宽阔草地,有绵亘不断的平缓山坡,还生存着老虎、象、犀牛、野猪等许多野兽。据统计,那时的哺乳动物有90多种。“北京人”已经学会用石头砸打各种石器。他们用鹅卵石制成砍砸器,用石片制成刮削器、尖状器,还用这些工具把树枝砍削为木棒。“北京人”就用这些工具采集和狩猎。他们带着各种石器,带着尖状木棒,用手挽着树枝或藤条编织成的筐子,成群结队地采集植物的果、根、茎。有些人带着木棒,拿着石头围攻野兽,猎取动物。那时的猎获物大多是野鸡、兔、鹿等以植物为食的动物。从发掘化石梅花鹿、肿骨鹿化石较多来看,当时的猎获物其中鹿类较多。“北京人”还把雷电引起的火种带回到居住的洞穴里,长期燃烧,把它保存起来,用它来照明、取暖、防御野兽和烤熟食物。

“北京人”的生产工具非常简陋,环境险恶,他们不可能依靠单个人的能力生活下去,他们几十人聚居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的所得物,历史上称“北京人”的这种生活为群居生活。

根据化石资料分析,“北京人”和现代人的体质差别很大。“北京人”的平均高度在1.5米左右(男1.56米,女1.5米),身体粗壮,腿和臂都很发达。他们的面部比现代人略短一些,而且向前突出,眉骨也很粗大,左右连成一线,象房檐一样遮盖着眼睛。“北京人”的鼻子扁而宽,颧骨高突,下颚和上颚明显发达,没有下颏,脑量也只有现代人的3/4,约在1,000毫升左右。那时候,“北京人”过着茹毛饮血的艰苦生活,生命比现代人短暂,平均寿命约在30岁左右,很多人只活到10多岁就夭折了,很少人活到50岁以上。“北京人”的形体特点跟当时的艰苦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经常用牙齿咀嚼坚硬的食物,形成了发达的上下颚;经常从事艰巨的劳动和抵抗外来的侵袭,又使他们的四肢粗壮发达;他们还处在人类的低级阶段,脑量也比不上现代人,因而还未能用脑来进行复杂的思维。

“北京人”时期,人类已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漫长历史阶段,他们长期从事劳动,积累经验,促使人的体质发展,也逐步促进了大脑的发达和语言的产生。人们可以通过语言来传递感情,交流思想,总结经验,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生活能力的提高。“北京人”的体质、生产和生活能力都比“元谋猿人”、“蓝田猿人”有了很大的进步。

“北京人”之后到4万年以前,祖国的广大地区还有许多原始人的生活遗址。珠江流域有广东曲江的“马坝人”,长江流域有湖北的“长阳人”,黄河流域有山西襄汾的“丁村人”等等。他们在祖国的几大河流域里栖息,留下了丰富的生活遗迹。

在这一阶段中,原始人的生活仍以群居生活为主,他们的生产发展也相当缓慢,使用的石器仍是旧石器,但已接近旧石器的晚期。

          第二节 氏族公社时期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缓慢地进步着。约在4万年前,人类从原始群时期进入了氏族公社时期。氏族公社经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阶段,一直延续了3万多年,直到原始社会解体为止。

在母系氏族阶段里,妇女在生产和婚姻生活中都有特殊的作用。这决定了她们的重要社会地位。那时候,妇女主要从事采集,男人大多数从事渔猎。在当时的条件下,妇女采集的收获物比男人渔猎的收获物稳定得多,这使妇女在生产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原始社会前期的婚姻一般以女性为主体,自由婚配,历史上称这种婚姻为群婚制。那时候,儿女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母亲担负着养育儿女的责任,对儿女具有支配权,这也使妇女形成了婚姻生活的特殊地位。妇女的这些特殊的社会作用,使她们的地位超过了男人,形成了以母亲为主体的母系氏族制。在母系氏族里,人们按同一个母亲的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氏族的事务由年纪大,对氏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妇女讨论处理。在氏族里,简单的生产工具、生活资料都归氏族公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过着平等但十分艰苦的公有生活。

我国很多地方都发现了母系氏族的文化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带的河套氏族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的山顶洞氏族是母系氏族的初步发展时期,陕西西安的半坡氏族和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氏族是母系氏族的繁荣时期,河姆渡氏族以后,母系氏族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

距今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生活群体被称为山顶洞氏族。山顶洞人的形体已大大地接近于现代人。他们除了能够用石器砍砸刮削外,还会挖凿和缝纫。他们用兽骨磨成骨针,用兽皮缝制简单的衣服,在他们的文化遗址里,人们发掘出人类最初时期的装饰品——穿孔的兽骨、鱼骨、贝壳和用赤铁矿染红了的石珠。山顶洞人所处的时代依然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但从他们使用较精细的劳动工具来看,显然已逐步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是母系氏族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工具有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农业和畜牧业都产生了,手工业也出现了萌芽,他们所处的阶段已进入了新石器时期。

在长期的采集劳动中,原始人发现植物果实或谷物落在地上会发芽、生长,又重新结实。他们得到启发,开始有意识地种植作物,这就使人类迈开了农业生产的第一步。在半坡氏族中,半坡人已学会种粟,他们在居住地周围放火烧掉草和树,用石锄翻地,尖棒点种,用蚌镰、石刀或陶刀收割。半坡人还学会种植蔬菜,种麻。他们已能用麻编织粗糙的布,并用这些布做成简单的衣服。半坡氏族后期,农业生产成为食粮的主要来源。

在狩猎的过程中,原始人每天得到的猎获物多寡不一,他们必须在猎获物较多的日子里留下一些活的禽兽供以后食用,因此活的禽兽就有机会保存下来。那些禽兽在畜养中能长大、繁殖,直接给人们带来好处,原始人就对畜养发生兴趣。随着畜养的发展和扩大,畜牧业就产生了。半坡人已经养殖禽畜,狗养得最早,养得最多的是猪,其次是马、牛、羊,也养鸡。

北京人时期,人们已住在洞穴里,有比较固定的生活地点,但是采集和渔猎的生产方式还不可能使他们定居下来,只有当农业和畜牧业产生后,人们才过真正的定居生活。半坡氏族时期,人们已定居下来。他们用竹、木搭成房屋的框架,用泥糊上草当墙壁,屋顶盖上茅草或抹上泥,房屋大多都有贮藏东西的地窖。从半坡氏族的遗址可见,他们已过着鸡犬相闻的氏族村落生活。

半坡氏族时期,人们看到被火烧过的泥土很坚硬,就用泥土做成各种器皿用火来烧制,发明了陶器。那时候,有人专门制作陶器,陶器的颜色大多是红色或红褐色,在红色陶器上抹上黑色或其他颜色就叫做彩陶。陶器上还有一些简单的符号,有人形、鱼形和花纹,据统计,这些符号多达30种。陶器的出现,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他们可以用陶器制作劳动工具,又可以用它盛水、煮食,为彻底改变原始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些专门制作陶器的人成了最初时期的制陶手工业者,制陶手工业也就逐步产生了。

半坡氏族人生活的年代 ,人们已定居下来,农业、畜牧业和制陶手工业都相继产生了,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留下了丰富的生活遗迹,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文化遗迹为仰韶文化(最早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

地处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氏族与半坡氏族同处于母系氏族的繁荣时期。河姆渡人已经种植水稻,他们用耜翻土,耕种工具有了进步。河姆渡氏族以后,男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加强,母系氏族逐步向父系氏族过渡。

随着劳动工具的进步,分工的产生,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劳动技能和劳动强度的要求也提高了。妇女养育子女以及她们体质的特殊性,又反过来影响她们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在这种条件下,男人的地位又超过了妇女。另一方面,原始群婚制逐渐向以男子为主体的一夫一妻制过渡,这就更加强了男人的社会地位。于是,父系氏族制就逐渐取代了母系氏族制。

在父系氏族里,翻地、挖沟等高强度的劳动大多由男人来做,氏族里的重要事情也由男人解决,人们的亲属关系按父亲的血统来确定,男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父系氏族里还出现部落,部落里有经大家选出来的首领,首领都由男人充当,负责召集部落会议,处理部落里的事情,历史上称这种首领做酋长,这种制度称做酋长制。

父系氏族是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时间约1,000年左右。在这一时期中,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分离开来了,并且还出现了产品交换,出现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出现以后,原始社会就逐渐走上解体的道路。父系氏族的文化遗址分布很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台湾都有发现,继黄河中下游一带出现的母系氏族时期的仰韶文化之后,山东章丘的龙山文化和泰安的大汶口文化始终贯穿整一个父系氏族时期。

龙山文化时期,劳动工具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磨制的骨铲、鹿角鹤嘴锄、半月形石刀和木耒。那时候,人们已经大量垦荒种地,他们用木耒和石犁翻地,用鹤嘴锄松土,用石铲清除杂草,又用磨光的石镰、骨镰、陶刀收割禾穗。畜牧业的规模也扩大了,一些适宜养殖牲畜的地方牛羊成群,农业生产的比重也就缩小了。龙山文化时期的手工业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制骨、制石、制木的家族,还出现了木器、玉器、象牙等雕刻手工艺。那时候生产出来的陶器色黑而光滑,内外一致,陶器很薄,均匀对称。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终于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社会出现了第一次大分工。以后,手工业又从农业和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社会又出现了第二次大分工。这样,社会就出现了不同的生产分工,人们很有必要互相调配产品,适应生活的需要,出现了用产品互相交换的情况,产生了产品交换。产品交换首先从部落开始,人们实行等价交换,后来,氏族成员间也发生了交换,使私有财产逐渐增加起来。

父系氏族末期,我国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出现了许多氏族部落。当时,居住在东部的被称为夷族,北方和西方的称为狄族、戎族,南方的称为蛮族。在这些氏族部落里,人们过着游牧和初步农耕的不稳定生活。

第三节 传说中的远古社会

中国人类社会的历史长达100多万年,有文字可考证的只有4,000年,比较完善的文化历史也不过2,000余年。远古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历史上缺少完整的记载,人们只能根据地下发掘材料和古代传说整理出一条大概的线索,有些情况不可能象近现代史那样准确真实。

古代有盘古氏开天辟地和女娲氏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神话流传下来。又传说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伏羲氏教人织网捕鱼和饲养家畜,神农氏教人播种五谷。神农氏还亲尝百草,为人寻药治病。这些神话和传说,历史上不一定有其人其事,只是反映了人们对宇宙起源、产生的看法以及人类与大自然作斗争,共同改造生活环境,逐渐进步的史实。

历史上较为可信的是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和禹的传说。

黄帝号轩辕氏,是居住在中国西北方的部落首领。他率领的部落曾在涿鹿(河北涿鹿)的山湾里居住过,以后逐渐向中原地区靠近。

黄帝的年代处于父系氏族末期,那时候,辽阔的祖国大地上居住着很多古老的部落。夷族人居住在东方,出名的部落酋长是太皋、少皋。传说他们创造出八卦符号用来记事,还善于制造和使用弓箭,夷族的“夷”字就是人背着弓箭的意思。戎族人居住在西方,戎族中羌族的一支由炎帝率领进入中原地区。南方居住蛮族,其中有九黎族、苗族。九黎族是较强的一支,部落首领是蚩尤。他统领着9个部落,势力向中部和东方发展。北方居住着狄族,狄族曾与黄帝族发生冲突,但狄族人多从事原始游牧,回旋的余地很大,很少南下继续与其他部族冲突。这些部族大多已定居下来。过着农耕或畜牧的生活。

在氏族部落里,因为当时环境险恶,人们必须依靠团结和合作才能生存下去,因此人们的部落观念非常强烈,绝不允许其他部落侵犯他们的活动和侵占他们的地方,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部落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斗。当炎帝族人向中原地区靠近的时候,他们和九黎族人发生激烈的争斗,炎帝部落退到涿鹿向黄帝族求援。后来,炎黄两族结成联盟共同对付九黎族,结果击败了蚩尤,并把蚩尤杀死了。

原始部落间的战争非常激烈、残酷。部落出战前往往由酋长作鼓动性的讲话,激起氏族成员的仇恨,因此交战双方的人作战都非常勇猛。他们用木棒、石斧、弓箭、石块等作为武器,互相拼杀,往往一次战斗的时间很长,胜利的一方将失败的一方全部杀死,甚至毁灭整个失败的部落。后来,有的部落将俘虏保存下来,强迫他们劳动,这些人就成了奴隶。

    炎黄联盟击败九黎族,进入中部地区定居下来。后来,黄帝被选为联盟首领,炎黄两族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形成了后来的中原各族,正由于这样的原因,后人便把炎帝、黄帝尊为华夏族的祖先。

    黄帝之后较为出名的联盟首领是颛顼和帝喾。那时候,炎黄联盟内部也存在着矛盾,炎帝族的后裔经常不服从黄帝族首领的领导,发生叛乱,颛顼和帝喾曾先后击败共工氏,维护了联盟的统一。他们也十分重视农牧业的发展,帝喾当联盟首领时能从日、月、星的变化观察气象,为农业服务。

炎黄部落联盟最后3个首领是尧、舜、禹。他们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竭力推崇的圣人、贤君,他们的事迹一直在民间广为传颂。

据说尧是陶唐部落的酋长,因此,历史上又称唐尧。他原来居住在冀方(河北唐县),后来迁到晋阳(山西太原),当了联盟首领后他定居在平阳(山西临汾)。当联盟首领的时候,他经常派人到各个部落去征求意见,也很注重农业,派鲧到各地治理洪水。到了晚年,他召集各部落的酋长要他们推举继位人,大家都推选舜,经过尧的多次考察后,他把联盟首领的位置让给了舜。后来,历史上便把这种更替联盟首领的办法称为禅让制。尧死了以后,“百姓如丧考妣”非常悲痛,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崇敬与爱戴。

舜出生在诸冯(山东诸冯),活动地在虞(河南虞城)。他原是有虞氏部落的酋长,历史上又称虞舜。他接替尧位以后,也注重农业,派禹去治理洪水。据说他在接位前后剪除“四凶”(鲧、共工、驩兜和三苗,可能是指部落间的斗争),还派契管理人民,伯益掌管山泽,皋陶掌管刑法。禹治水成功后,他就让位给禹。

禹是夏后氏部落的酋长,原住在阳城(河南登丰),后来住在阳翟(河南禹县)。禹是鲧的儿子,尧时鲧采用堵塞的办法治水,失败后被舜杀死,禹再被舜任命治理洪水。他改变父亲依靠堵塞的办法,疏通河道,取得了治水的成功。据说,他与人民一起参加治水劳动达13年之久,曾经3次路过家门而不入,在劳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接替舜位后,他仍然亲身参加劳动,注重水利,发展农业。禹在位时还带领部落里的人去攻打南方的蛮族,攻灭三苗,建立很大的武功。《墨子》曾记载他伐苗出师时的誓言说:“你们听我讲话,不是我喜欢打仗,那苗子实在可恶。我现在率领众邦君长去讨伐他们。”

尧舜禹时期,农业生产发展了。周部落(居住在黄河下游一带)的首领弃种植的禾麦瓜果生长得很好,庄稼的颗粒很饱满,穗子大得垂下来。他还能选育良种,又能将粮食制成各类食品,教人们调制食物。弃曾被舜任为农官,号后稷,后世人尊崇他为农神。

到了晚年,禹也召开四方部落会议,让大家公推他的继位人。当时各部落的首领推举皋陶,可是皋陶还没到接位的时候就死了,大家又重新推举伯益。

禹前期,氏族部落基本上保留公有制度,处理部落的事情还是民主的。到了后期,私有财产逐步增加,私有制发展起来,部落里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那时候,穷人逐渐变为奴隶,俘虏变成的奴隶也大量出现,那些富人不断把奴隶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强迫他们为自己劳动生产,社会开始有了阶级,原始社会崩溃了。

禹死后,禹的儿子启起兵夺取伯益的位置,宣布自己做大酋长,禅让制被彻底破坏,启建立起我国奴隶社会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

       

          第二章 奴隶社会概况

   第一节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

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物质财富逐渐增加,在这样的基础上,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了,于是原始公社崩溃,形成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奴隶社会开始了。

公元前21世纪,禹的儿子启杀死伯益,夺取了伯益的统治权。建立政权后,他召集各部落酋长在钧台(河南禹县)举行宴会,宣布自己继承禹的位置。启继承禹的位置,开始了儿子继承父亲王位的先例,这种制度一直绵延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数千年历史。后来,人们就把父子世代传接王位的制度称为世袭制。启继位后不久,把都城定在安邑(山西安邑),建立了夏朝。当时,有个部落酋长有扈氏起兵反对启破坏禅让制,启利用贵族的力量在甘(陕西户县)击败有扈氏,罚有扈氏做牧奴。启在位时,夏的奴隶主贵族不再亲身参加农牧生产,过着奢侈的享乐生活。启经常饮酒作乐,还带着很多人到处打猎游玩。后来,他的几个儿子争夺继承权,启便把小儿子武观放逐到黄河西岸。不久,武观反叛,启派彭伯寿率兵去平定叛乱。

启建立的夏朝只是一个原始的政治机构。它以夏部落为主体,由几十个近亲和远亲部落组成,各地的头领都服从启的命令。夏朝的活动区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北到河北,南到湖北)。那时候,夏建立了军队,还设立了监狱和司法部门。不过,这些设施都是很低级的,仅由启任命一个官员管理,没有系统化的常设机构。法律当时已制有“禹刑”,以维护贵族的利益为主,但也没有明确的准则,一旦出现问题,负责管理的官员使用自认的办法去解决,还有很大的主观性。那时候也还残存着部落会议制度的痕迹,有些事情还由启主持召开部落会议解决处理。

夏朝的建立,并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启夺位以前,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原始公有制逐渐被私有制取代,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质的变化。部落首领通过权力将公有财产化为私有,多占劳动生产物,积累了大量的私有财产。同时,一夫一妻为核心的个体劳动家庭也逐步将公有的牲畜、工具、房屋占为己有。禹开始修筑城郭保护私有财产,这说明私有制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开始巩固。二是原始社会末期已逐步形成阶级和剥削,出现了奴隶主与奴隶两大阶级的对立。在部落里,氏族成员占有的财产有的多有的少,出现了贫富分化,社会地位也因各自财产的多寡有无而逐步改变。贵族和富人占有的财产越来越多,甚至把战俘和失去财产的人当作财产来占有和使用,他们的权利也越来越大,这些人就形成了奴隶主。在贵族和富人的剥夺下,穷人占有的财产越来越少,最后完全丧失,人身也被奴隶主占有,这些人就成了奴隶。他们和那些战俘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奴隶阶级。奴隶受奴隶主控制,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被奴隶主强迫从事各种艰苦的劳动,受各种非人的待遇。奴隶主可以随时使唤支配奴隶,也可以随时杀死他们,用他们来祭祀、陪葬。三是部落会议制度逐渐衰退,形成了以启为首的贵族专制集团。禹的晚年已很少召开部落会议,很多重大问题都是禹说了算数。禹曾在会稽(浙江绍兴)召见部落首领,防风部落酋长来迟了,禹大怒,独自决定把他杀死。那时候,虽然还实行禅让制和部落会议制,由禹主持部落事务,但由于启是禹的儿子,一些贵族依附启的周围形成了一个贵族集团,他们名义上还拥戴禹,但却与启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依赖。这就是启在夺位时能够得到贵族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促进原始社会崩溃和奴隶社会产生,因而在政治上便集中在表现为启对禅让制的破坏和夏朝的奴隶制国家的建立。

启在位时,那些拥戴启的贵族都支持他维护贵族的利益,政治上没有什么大的动荡。启死后,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是一个饮酒作乐、放荡无羁的人,他很少过问政事,有时候接连几个月到洛水北岸打猎。他的放荡奢侈,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东夷族首领后羿(号有穷氏)善于射箭,他利用这个时机趁太康外出打猎起兵侵占了他的宫室,夺取了太康的位置。后羿也只顾享乐,经常外出骑射,打猎。他的亲信寒促平时为后羿出谋划策,表面上很听话,暗地里却笼络人心,图谋不轨。后来,他收买后羿的家奴,杀死后羿,继承了后羿的妻室和财产。

太康失位以后,他的后裔一直保留着夏政权。过了几十年以后,少康联合同姓部落杀死寒浞,夺回失去的帝位,建都阳翟(禹旧都),历史上称之为少康中兴。少康的儿子杼也很有才干,他发明甲,用来对付夷族人的弓箭。后来,他率兵向东部发展,征服东夷,扩大势力范围,夏进一步强大起来。

夏的最后帝王是桀(履癸),都城在洛阳。桀荒淫无度,用暴力驱赶奴隶修造宫室,人民怨声载道,大臣关龙逢劝说他,也被他杀死。夏民非常痛恨他,有人指着太阳讽刺说:“你什么时候死呢,我跟你一起死吧!”桀的残暴统治,也引起了奴隶主贵族的不满。不久,黄河下游的商部落首领汤率兵击败夏桀的军队,建立了商朝,夏朝灭亡。

      第二节 奴隶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商

正当桀推行残暴统治的时候,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逐渐兴旺起来,后来终于取代政治腐败的夏,建立起商朝。商的奴隶制度进一步发展,国家制度逐步完善,势力范围也日益扩大,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商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尧舜时期就居住在黄河下游一带。商的祖先契曾跟着禹一起治水,立过功劳,在部落联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曾被舜任命为司徒,负责管理教化人民。后来,相土发明马车,王亥发明牛车,改进交通运输,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夏时期,商部落注重农牧业生产,势力范围逐步扩大,开始兴旺起来。

公元前16世纪中期,商部落进一步强大。汤当部落首领时,他先吞并了葛(河南宁陵),以后又灭掉附近的十多个部落。当时,桀的暴政已引起汤的不满,但他表面上仍服从夏的统治。他暗地里物色人才,为夺取夏政权做准备工作。他发现厨师伊尹(汤结婚时随妻子来的奴隶,古代叫做媵)与众不同,就和他商谈治国的道理。原来伊尹有心帮助汤建功立业,是假装陪嫁奴隶而来的。他向汤发表了许多治国的见解,得到汤的赞同,后来伊尹就成为汤的辅佐大臣。

商的强大,也曾引起桀的注意。他试图用东方诸部落的武力阻止商的扩张,但却遭到有缗部落(山东金乡)的反对。后来,桀派兵征服有缗部落。虽然桀在军事上得到了胜利,但统治矛盾却进一步加剧,汤灭夏就具备了条件。当时,伊尹向向汤建议用停止朝贡的办法试探夏桀。汤采纳他的建议,停止对夏朝贡。桀大怒,命令九夷族出兵讨伐。汤看到九夷族还服从桀的命令,就立即恢复朝贡,转而向附近的部落扩充势力。不久,商征服韦(河南滑县)、顾(山东范县)3个部落,接着,又击败昆吾部落(河北开县),趁势向夏发动进攻。桀听到这个消息,赶忙率兵到鸣条(河南封丘县)抗击。

汤集中全体将士举行威严的誓师。他高声说:“夏家有罪,上帝命令我消灭他,我害怕上帝,不敢不讨伐。”然后,他又严厉地说:“你们听我的话,我重赏你们,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就罚你们当奴隶。”汤的军队向鸣条发动猛烈的进攻,夏军大败,退守昆吾。汤乘胜攻下昆吾,桀逃到南巢(安徽巢县)死掉。

商灭掉夏朝后,汤回兵亳(山东曹县),号称武王,建立商朝。商朝在夏的基础上扩展起来,奴隶制度也有了发展。

商的活动范围南向长江流域发展(早期已经到达长江北岸)西北向黄河上游扩展(深入今陕西),东一直到大海,比夏要大得多。

王朝的权力掌握在商王的手里,商王还设置尹和庶尹来作他的辅佐。后来,又设置冢宰管理奴隶。王朝的各个部门都有专官管理。在百官中,还有管理宗教的巫和史(巫偏重鬼神,用筮法代表鬼神说话。史偏重人事,用占卜法代表鬼神说话),国家事无大小,都要经过他们求得鬼神的指导,他们也象大臣那样有很大的权力。

商朝的军队由贵族子弟和平民组成,很少使用奴隶。军队的编制分为右、中、左三师。武器普遍使用青铜制品,还出现用马匹驾驭的战车。

商朝的法律已经有具体的条例,法律非常严酷,在街上弃灰的要处斩手刑。监狱也日趋完善,里面设置着枷、铐、笞等刑具。

商朝已经出现分封制(王按一定的标准赏赐臣下爵号和土地称为分封制)。早在夏朝初期,国家是由许多部落构成的,王权对部落发生效力。夏中后期,贫富两极严重分化,一些贵族迅速发展起来,脱离部落而自立。少康曾封庶子到越管理禹的祭祀,帝泄时,东夷接受夏的爵命,这些可以说是原始分封的产生。到了商朝,商王赐给臣下爵位(如侯虎、周侯、郳伯等),出现了侯国、爵国。国家以部落为构成已经向以封国为构成转变(到了西周便转变为以封国构成为主,所以分封制萌芽于夏,发展于商,完善于西周)。那时候王位的继承已经形成长子继承制。汤死后,他的长子太丁早死没来得及继位,由太丁的弟弟外丙执政。后来,王位又交回太丁的长子太甲。虽然后来出现过兄死弟继或弟利用即位的权力传位给自己儿子的现象(太庚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小甲),但是最后仍转归汤长子太丁的长房子孙。这样,世袭制就以长子继承的形式巩固下来。

商朝的奴隶经济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井田。那时候,奴隶主把自己的土地按一定大小分成方块,田的周围挖沟成堤。人们就把这些阡陌纵横,沟渠相通的方块田称为井田,实行这种制度叫井田制。在井田制下,生产工具连同奴隶本身都属于奴隶主的财产。奴隶可以殉葬,任意杀死或出卖。他们在奴隶主的爪牙监视下被强迫劳动,劳动的所得物完全归奴隶主,奴隶仅仅获得最低的生活资料。他们没有一点财产,没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象牲畜一样挤在一起食宿生活。

商王朝已经具备系统的国家机器,奴隶制度也比夏朝大大地发展了。

汤死后,伊尹继续辅佐太丁的两个弟弟为王,后来太甲杀死伊尹,夺取了王权。从太甲至仲丁共7王,商的统治较为稳定。仲丁以后,商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十分激烈,都城几次搬迁,王权一度削弱。

到了盘庚的时候,整个奴隶主贵族奢侈腐化,社会矛盾处于紧张状态。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改变旧都奄(山东曲阜)频繁发生水患的不利局面,盘庚决定把都城迁到800多里远的殷(河南安阳)。当时,贵族和平民都纷纷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盘庚召集那些人说服他们。他对民众说:“你们的生命是我从天上保留下来的,如果不服从我,你们的祖先会在天上请求先王降罚你们。那时候,我把你们杀光”。“你们跟我走,我让你们活下去,还要保护你们的家室”。后来盘庚终于把都城迁到殷,稳定当时的局面,重新加强了王权。历史上称这次大迁移为“盘庚迁殷”。

盘庚以后,比较出名的是商王武丁。他从小生长在民间,接近下层的劳动群众,知道稼穑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辅佐朝政,并改善政治,使商的统治得到巩固。那时候,武丁击败入侵的土方部落(与鬼方部落同居住在商的西北),出兵征服鬼方,还对南方的荆楚用兵,使局面得到稳定。

商后期的几个王都溺于享乐,王权逐渐衰弱。到了帝乙死后,帝辛继位。帝辛就是纣王。他有文武才能,但荒淫暴戾。纣早年率兵征战东夷,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巩固了商在江淮流域的统治,也把商的先进文化输入江淮地区。纣王享乐、残暴超越历代商王。他驱迫人民大造宫室。传说筑鹿台高数丈,内有琼阁玉榭,又设酒池肉林:把酒倒在池中,肉挂满树枝。造酷刑炮烙(用火炭烧红铜柱,用铁索将人捆在柱上烙死)、虿盆(将蛇蝎放在大坑内,把人抛下让蛇蝎咬死)。他日夜与宠妃妲己饮酒作乐,并在妲己的怂恿下杀害许多大臣。皇叔比干冒死劝谏纣王稍抑淫暴,被纣王剖腹致死。

纣王残暴,天怒民怨,后来终于众叛亲离,被后起的周部落攻灭。

       
     第三节 
奴隶制高度完善的西周

原始社会末期,周部落居住在泾水和渭水一带,周人注重农业,已学会种植稷和麦。当时,周人奉为始祖的弃做舜的农官,被后人尊为稷神,可见周部落的农业是比其他部落进步的。

周部落从弃的孙子公刘开始,就定居在豳(陕西彬县),农业继续发展。由公刘九传到古公亶父的时候,周部落受西北游牧部落戎狄的侵扰,又迁移到周原(陕西岐山)。那时候,周人已放弃穴居生活,建立起房屋和城郭。古公亶父还设立官司,初步建立起国家制度,使周部落兴盛起来。由于古公亶父奠定了周的国家基础,对周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周人追尊他为太王。

古公亶父死后,儿子季历接位。他加强军队的实力,击退戎狄部落的攻掠。他与商贵族任氏通婚,密切了与商的联系,也在密切的交往中吸收商人的先进文化。经过努力,在商各部落贵族中,他的地位迅速提高,商王文丁爵封他为“牧师”,但后来又猜忌他,把他杀死。

季历的儿子姬昌(周文王)继位后,他平定戎狄,征服密、邗等小国,东进戡黎(山西黎城)。不久周文王又夺取了崇(陕西长安),攻灭了商的亲信崇侯虎。周文王晚年,周人的势力大大地发展了。不过,商纣王当时还拥有很强大的军事力量,商内部的矛盾也还没有产生激烈的变化,周文王没有完成灭商的事业。周文王临终的时候,嘱咐他的儿子姬发(周武王),要他及早灭商。

周武王积极做好灭商的准备,继位的次年,就举行伐商的演习。当时,他集兵于孟津(河南孟县),应召到来的部落达几百个。公元前1066年(武王继位后4年),周武王亲自率领战车300辆,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并联合其他部落正式发动了伐商战争。

周的军队渡过黄河,进逼朝歌。商纣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惊恐万状,仓猝间把武器发给奴隶,凑成军队17万人。当时,商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商军大多由奴隶组成,军心涣散,那些奴隶还把周军看作来解救他们。周的统兵姜尚(姜太公)率兵在牧野(河南淇县)誓师,全军同仇敌忾。牧野一战,商军纷纷倒向周军,周军大获全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前徒倒戈”。商军兵败的消息传到朝歌,商纣王登上鹿台自焚,商朝灭亡了。

周武王推翻商朝以后,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陕西西安),历史上称为西周。

周武王灭商以后,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殷君,仍然让他住在朝歌。周武王把商地划分为邶、卫、庸三部分,分别由他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管理,监视武庚,称为“三监”。

公元前1064年,周武王病死,幼子姬诵(周成王)继位。当时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姬旦(周公)摄政,一切政事都由周公决断。周公摄政,引起了周统治者的内部矛盾。大臣姬奭(邵公)不满,管叔3兄弟也到处说周公要夺位。武庚见有机可乘,发动东方的旧属反周。管叔想趁这个机会夺取王位,也串通蔡叔、霍叔卷入反叛。周公在朝廷内部被排斥,外部又大兵压境,形势十分险恶。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公耐心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消除内部对他的疑忌,然后亲自率兵东征。经过3年的战争,周公击杀武庚和管叔,罢黜了蔡叔和霍叔,还征服了东方10多个小国,重新稳定了周的统治。

周公平定叛乱以后,派邵公营建东都洛邑(河南洛阳),并驻扎军队监视商的贵族。接着,周公进行大分封,制礼作乐,实行全面的建国方针,使周朝的奴隶制度完善和巩固起来。

周王分封的时候,举行隆重的仪式。周王在将要封给诸侯的土地上凿取一块土,由大臣把土和白茅庄重地交给受封者,又由另外一个大臣宣告分封的臣属和奴隶,这就是历史上的“册封”。那时候,周王朝大封诸侯71人,王族占53人,其余的都是功臣。这些被封的诸侯,也有权将封地内的土地分赐给子孙后裔,他们都担负着一定的义务,必须按期向周王朝交纳贡品,服从周王的军事调动。周公还制定各种等级制度,按等级划分尊卑,按等级施行礼乐。诸侯朝贺周王、诸侯间的往来、臣属的相处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僭越。

经过西周的大分封,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西周以前主要由部落构成的国家形式,已转变为由诸侯国共同拥戴周王室的形式,中国的奴隶制国家发展到了高度完善时期。

西周的官制比商朝完备,也更加庞杂。那时候,太师和尹氏是最大的官职,由他们掌握国家的政权,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还设有“三有事”,负责具体的行政,这就是司徒(管理土地和贡调)、司马(管理军政)、司空(管理修造工程),还有司寇管理刑狱。除这些之外,还有太史、太保、太宗、冢宰、趣马等官职。诸侯国里也层层设置官吏,形成西周社会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大都是由奴隶主组成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土地和奴隶。

西周的军队由六师和虎贲组成。六师直属周王节制,兵士都由周人组成,一旦战事发生,周王还可以调集诸侯的军队。虎贲是周王的卫兵,都挑选健壮勇猛的周人组成。

西周的刑法表现了奴隶社会的残酷性。西周有刑书九篇,载有各种严厉的刑条,并记有墨(黥面)、劓(割鼻)、剕(砍足)、宫、辟(砍头或车裂)五刑。那时候,“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贵族犯法,可以用钱赎罪。

从周成王开始,西周取得很大的政治成就,历史上有“成康之治”的说法。周成王长大亲政后,委派周公制订各种制度,西周的奴隶制发展到高峰。姬钊(康王)曾发动对鬼方(陕西西北的游牧部落)和东南的战争,夺到许多奴隶、车马和土地,并赏赐给贵族,周的势力继续扩大。

成康之后,昭王和穆王的统治也较为稳定,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发动对邻近各族的战争,使西周的统治稳定发展。穆王以后,西周的统治日趋衰落,有的诸侯已经不向周王朝贡。到了姬胡(周厉王)的时候,贵族与周王的关系恶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周厉王将以前贵族共同享用的山林川泽收归王室 所有,以增加日趋减少的费用来源,但是却遭到贵族的强烈反对。周厉王禁止那些反对的议论,叫卫国的神巫监视“国人”的言论,并处死了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当时,大臣邵公(奭的后代)反对这种做法。他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公元前841年,贵族发动政变,周厉王逃到彘(山西霍县),贵族推举周公(旦的后代)和邵公共管朝政。历史上称这次政变为“国人暴动”,称周公和邵公执政为“周邵共和”。这一年是我国有确切记年的开始,又叫“共和元年”。

“周邵共和”共施行14年,这一时期,周的统治继续衰落。公元前828年,周厉王在彘死去,儿子姬靖(周宣王,“国人暴动”时藏在邵公家里)恢复周王的称号。他在位的几十年,也曾整饬过朝政和军旅,击退玁狁(北方游牧部落,后来称为匈奴)的进攻,历史上称周宣王为中兴之王。但实际上周的统治仍然衰落,在与西北方的姜氏之戎和南方的战争中屡遭失败,国力大大地损耗了。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的儿子姬宫涅(周幽王)继位,次年,关中发生大地震,又发生旱灾,农业破坏很大,国力更加衰弱。这时候,周幽王又宠幸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 ,王室内部争夺王位继承权。公元前771年,申侯以周幽王废申后为名,联合西北犬戎进攻西周,在骊山下杀死周幽王,西周灭亡。

西周经历12代王,共287年。西周是奴隶制度高度完善的朝代,在中国的奴隶社会中有重要的作用,对以后封建制的形成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四节 东周王室走向衰弱和大国争霸的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东周王室迅速衰落,一些诸侯国则强大起来,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

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攻入镐京,周幽王在骊山下被犬戎军队杀死,周王室也被抢掠一空。当时,郑侯、卫侯、晋侯和秦君(当时未封侯)出兵驱走犬戎,和申侯拥立太子宜臼(周平王),恢复周的称号。由于遭受洗劫,宫室残破,又受犬戎威胁,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历史上称为东周。

平王东迁,镐京一带被犬戎侵占,东周只剩下洛邑附近600里地,以后又分封一些给诸侯,土地更少。那时候,虽然东周还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地位,但各国已不受节制,处在国家贫弱,王室衰微之中。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庶子朝与世子猛争夺王位,朝兵败后带着周旧贵族逃入楚国,东周更加衰弱。

西周夷王的时候,少数诸侯已经不朝贡,互相兼并,周王室无力约束。平王东迁后,齐晋等诸侯国更加强大,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

齐国原来是姜望的封地。周文王尊姜望为师,姜望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时,姜望被封为齐侯,建都营丘(山东淄博),周成王赐给他征伐有罪诸侯的特权。在所有诸侯中,姜望的功劳最大,威信最高。西周厉王的时候,齐献公迁都临淄(山东临淄)。

公元前685年,姜小白(齐桓公)即位,他任用管仲整顿朝政,实行改革,齐国迅速富强起来,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基础。齐桓公是春秋大国争霸的第一个霸主。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首次在北杏(山东东阿)召集宋、陈、蔡、邾等4国讨论平定宋国内乱问题,并带领诸侯国军队平定了宋国内乱。西北戎狄经常侵扰华夏小国,公元前661年,齐桓公出兵救助邢国(在河北邢台),次年又帮助卫国迁往楚丘(河南滑县),在诸侯中“霸主”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又率领鲁、宋、郑、卫、陈、许、曹共八国军队进攻楚国,使楚国不能向北扩张。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河南兰考)大会诸侯,周王室也派人参加,正式承认齐桓公为中原霸主。

齐桓公死后,5个儿子争夺王位,国力削弱,霸主地位被晋国取代。到了春秋后期,齐国世卿家族陈和(陈通田,又叫田和)的势力强大起来。公元前475年,陈常(距陈和3代)终于夺取了姜氏的政权,历史上叫“陈氏代齐”。

晋代替齐成为中原第二个霸主国。晋国原来称唐,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地,叔虞的儿子燮父改唐为晋。到公元前676年,晋献公即位,建都绛(山西翼城)。他继承晋武公兼并小国的事业,统一了汾河流域。当时,宗族内部的家族势力逐渐强大起来,晋献公用诛杀的办法加强王室的统治。他的儿子夷吾和重耳也被迫流亡国外。

公元前636年,流亡19年的重耳在秦穆公帮助下回到晋国即位,号晋文公。他能任用跟他在一起过流亡生活的赵衰、狐偃等人,整顿国政,使晋国力加强。公元前632年,晋因兼并卫、曹与楚发生争端,楚国联合蔡、陈与晋、齐、宋、秦4国对抗。晋文公流亡时曾得到过楚国的优待,他曾答应楚成王,如果以后在战阵上相遇,一定退避三舍(1舍30里),报答知遇之恩。这次相抗,晋文公果然连退90里到城濮(山东鄄城)。楚军仍然进兵,晋军猛力反击,大获全胜。这次战役就叫“城濮之战”。从此,晋文公一跃成为中原霸主。

晋文公死后,晋襄公继续任用晋文公的旧臣,保持霸位不变。晋襄公死后,霸权中衰,楚兴起霸业。到晋悼公的时候,晋又压倒楚国,恢复霸业。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发动各国召开弭兵大会。当时晋国的世卿家族兴起,忙于内部争夺,楚也与吴国相抗,因此,晋、楚都愿意息兵。就在这一年,晋、楚、鲁、宋、蔡、卫、陈、郑、许、曹等10国的大夫在宋都商丘召开大会。他们订立了息兵的盟约,并一致承认晋平公和楚康王平分霸权,各国以后分别向晋、楚朝贡。“弭兵大会”后,列国间的战争减少。

春秋中期常与晋国争霸的是楚国。楚人的祖先是尧舜时的三苗,他们在长江中游建立部落,号荆楚。周成王大分封时,酋长熊绎被封为子爵(周分爵位为公、侯、伯、子、男等5等),建都丹阳(湖北姊归),后来改国号为楚。到了熊赀(楚文王)的时候,楚人定都郢(湖北江陵),为开发长江中游地区作出很大的贡献。

楚地富饶,有雄厚的立国基础,春秋初期,楚国逐步强大起来。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曾向周大夫王孙满探问九鼎的重量(传说禹传下9个大鼎作为国家的标志),他的意思是要夺取周的天下。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在邲(河南郑州)击败晋军,成为霸主。“弭兵大会”后,楚国再度称霸。

在齐晋称霸中原的时候,秦国在西方称霸,征服很多戎族小国。秦国的祖先可以上溯到舜时候的皋陶,后来皋陶的儿子伯翳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赐姓嬴。周孝王时,非子擅长养马而有功,被封为嬴秦。公元前770年,秦出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被封为诸侯。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即位,他任用百里奚、蹇叔改革政治,秦国开始强大。

公元前627年,秦穆公趁晋文公新丧,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和蹇叔的两个儿子西乞术、白乙丙率兵偷袭郑国,想到中原争霸。秦军在途中碰到郑国商人弦高,他见机行事,诈称奉命慰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已有准备,便灭滑而还。当秦军经过崤(河南渑池东)时,晋军预先埋伏在险要地带,一战全歼秦军,孟明视束手就擒。这就是秦晋崤之战。后来,晋放回孟明视,仍得到秦的重用,孟明视立志报仇,3年后终于击败晋军。春秋时期,秦国未能取得中原霸主地位,主要征服西部小国,在西戎称霸。

弭兵大会后,晋楚平分霸权,战争减少。几十年后,吴越两国强大起来,他们结成国仇,互相攻夺,晋楚争霸转移到晋楚各自扶助吴越争霸。

商后期,古公亶父喜爱次子季历而传位给他,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逃到东南梅里(江苏无锡)组织蛮人部落,号称“勾吴”。周灭商后,仲雍的曾孙周章被封为诸侯,称吴王,吴人奉他为始祖。吴原是楚的属国,晋教吴人军事知识,离间吴楚关系,吴反而与楚对抗。吴王诸樊迁都到吴(江苏吴县)。到了吴王阖闾时,他任用到吴国避难的楚人伍员(伍子胥)和齐国人孙武改革军政,吴国强大起来。

公元前506年,大将孙武和伍员率军攻入楚国都城郢,使楚国遭受建国以来的最大失败。后来,吴国又与越国作战,构成国仇。

越人是禹的后裔,南迁到越地经营原始农业,是弱小的部落。晋助吴攻楚,楚国同样派名士范蠡、文种入越,扶助越与吴对抗,牵制晋国。允常在楚国帮助下开始称王,并在进攻吴国时与阖闾结成怨仇。后来,阖闾进攻越军受伤而死,子夫差发誓灭越报仇。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击败越军,越王勾践向夫差求和,并与大夫范蠡入质吴国。3年后,勾践被吴王放还越国,勾践卧薪尝胆(用柴草做床,床前挂着猪胆,每天都尝一尝苦味),不忘雪耻。经过10年的准备,勾践趁吴王夫差到中原大会诸侯争霸的机会,灭吴复越。后来,勾践在徐(山东滕县)大会诸侯,周王室也派人祝贺,勾践成为霸主。此后,越国逐渐衰弱。

除争霸大国外,春秋时还有100多个中小国家,它们都依附大国,或被大国兼并。

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是孔子的故乡,可以说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鲁的国力较弱,无力与齐晋等大国争霸。但鲁庄公任用曹刿作军师,在长勺(山东莱芜)之战中击败齐师,威震诸侯。公元前562年,鲁的世卿家族强大起来,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瓜分了公室的土地,鲁国完全衰落。

宋国是中等国家,宋襄公也企图向中原争霸。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在齐国边界召集诸侯,想让诸侯推举自己为霸主,不料楚成王叫随从预先藏好武器,趁机劫盟,夺去盟主的称号,拘禁宋襄公。次年,宋襄公立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仁义”两个大字,与楚军决战。当时,宋军在泓水边列成阵势,楚军渡河作战,大司马公孙固劝宋襄公乘楚军半渡出击,宋襄公竟以“仁义”为名,不听劝告。楚军渡列阵未成,公孙固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反骂他贪利,坚持不出击。等到楚军准备就绪,宋襄公才下令攻击,结果大败。后来,宋国逐渐衰弱。

郑国处于楚晋之间,郑简公任用子产改革政治,郑国的统治较为稳定,能够在大国争霸中自立,春秋时被人称为“智国”。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迅速衰落时期。在这一阶段中,虽然东周朝廷仍然存在,但已经名存实亡了。一些诸侯国任用政治家改革政治,纷纷争霸,使春秋时期战乱频繁,因此,历史上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

经过许多政治家的改革,封建因素由萌芽到发展。公元前403年,晋国世卿宗族韩、赵、魏三家分掉晋王室的土地,并分别发展为三个国家,历史进入战国时期。

     

       第五节  七国争雄的战国时期

经过春秋360多年的大国争霸,很多小国被大国兼并,战国初年,主要剩下秦、魏、楚、韩、齐、赵、燕7国。战国共182年,各国在春秋时期改革政治的基础上,继续变法图强,互相兼并称雄,最后秦国取得主导地位,统一全国。

战国初年,最强大的是魏国。早在公元前406年,魏文侯就任命李悝为相实行变法。那时候,魏文侯招贤纳士,一时拥有李悝、西门豹、乐羊、吴起等政治和军事人才。当时,魏文侯派乐羊兼并了中山国,派西门豹治邺(河北临章),派吴起任西河(陕西合阳)太守,魏国更加强大。

公元前354年,魏出兵攻赵,赵向齐求救。次年,齐国军师孙膑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击败魏军。当时,孙膑派轻骑突然奔袭魏都安邑(山西夏县),主力埋伏桂陵(河南长垣)。魏军主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回兵救京都,在桂陵中了齐军的埋伏,兵败而回。

桂陵之战后,魏发动对周围小国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在逢泽(河南开封)大会诸侯,在列国中称雄。

公元前342年魏军在马陵之战中再次败给齐军。当时,魏又攻击韩国,韩向齐求救,齐宣王派大将田忌,军师孙膑出兵救韩。齐军在马陵(山东范县)埋伏,魏军10万人全部被歼,主将庞涓兵败自杀。此后,魏国衰弱,被秦国逐步并吞。公元前340年,魏惠王受秦攻击,迁都大梁(河南开封)。秦国代替魏称雄。

春秋时期,秦的军事力量已经强大起来,但远离中原,文化又较为落后,历来被中原诸国歧视,不能参加诸侯大会。崤之战后,秦仍然在西戎称霸。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深感诸侯看不起秦国,决心变法图强。公元前359年,商鞅从卫国到秦国,向秦孝公提出变法主张,被秦孝公采纳。秦孝公任命他为左庶长实行变法,秦的政治和经济都发展起来。

秦与魏相连,要冲出中原,必须先征服强魏。公元前352年,秦军攻破魏都安邑,大挫魏军锐气。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军再次击败魏军,俘虏魏大将公子卬,迫魏惠王迁都大梁。公元前331年,秦出兵攻魏,魏割黄河西岸土地求和。以后,秦经常出兵,夺取了河西的全部魏地,征服了魏国。

在魏、秦变法争强的时候,其余各国也先后实行改革和兼并小国。

春秋的时候,楚国已经是一个大国,经常称霸。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吴起有军事和政治才能,他本来是齐国将领,后来受齐旧势力排挤,逃到楚国,被任为令尹(楚称宰相为令尹)主持变法,楚国更加强大。当时,楚国兼并了陈、蔡和东南一些小国,地域在7国中最广大。

韩国南面是楚国,东北连魏,西向秦。公元前375年,韩哀侯兼并了郑国,把国都迁到郑国的都城新郑(河南新郑)。公元前358年,韩昭侯即位。他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统治有所加强,国势安定。但韩山地多,经济不发达,国力较弱。

齐国是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齐桓公后,国力减弱。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他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任用孙膑改革军事,齐国再度强大起来。战国初年,齐军多次挫败强魏,称雄一时。

赵国北近匈奴,都城在邯郸(河北邯郸)。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他提倡“胡服骑射”(穿匈奴人的短衣,学习匈奴人骑马射箭的技术),改革军事,国力加强。

燕国是西周时候召公奭的后裔,春秋时期受北方少数族攻击,国力弱小。公元前320年,燕王哙即位。他勤政忧民,任用子之为相改革政治,国力渐强。公元前316年,他学习尧舜,把自己的王位禅让给子之,引起国内大乱。当时,将军市被拥立太子姬平,出兵攻子之。齐国趁燕国内乱,出兵攻灭燕国,燕王哙和子之都在乱兵中死去。公元前331年,燕王哙的庶子姬职在赵武灵王的帮助下回到蓟(北京)即位,恢复燕国,号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纳士,决心富国强兵,攻齐复仇。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用乐毅主持军事。就在这一年,乐毅联合秦、韩、赵、魏、燕5国军队击败齐军。以后,乐毅又率兵攻入齐都临淄,破城70多座,燕国强大起来。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燕惠王即位。他中齐国的反间计,不用乐毅统领军队,齐国大将田单率兵攻击燕国,全部收复失地。战国后期,齐燕互相攻击,双方都削弱了国力。

在各国变法争强的时候,围绕秦国的强大,秦和其余六国展开了“合纵”和“连横”的斗争。后来,秦国取得主动的地位,先后灭掉六国,统一全国。

自从秦国商鞅变法,迅速削弱魏国后,其他的国家都感到了强秦的威胁。当时,洛阳人苏秦创“合纵”说,发动六国南北连成一线,共同抵御秦国的兼并。公元前334年,苏秦游说燕文侯,陈述联合各国攻秦的好处,被燕文侯采纳。燕文侯资助苏秦游说六国,六国结成联盟,共同抗秦。当时,六国全部称王,公推赵王语为合纵长,苏秦一个人当上六国的宰相。由于各国矛盾较大,“合纵”时起时落。

公元前318年,六国推楚怀王为纵长,第一次出兵攻秦。当时,秦军出函谷关,击败韩军,其余各国观望不前,无功退回。公元前317年,韩、赵、魏、燕、齐联合匈奴再次伐秦,又被秦军击败。次年,秦兼并巴蜀两小国,更加强大。

在苏秦创建“合纵”之后,秦惠王任用张仪推行“连横”。所谓“连横”,是秦国联合一国或几国结成联盟,瓦解“合纵”,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秦昭襄王时,秦相范睢又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远交齐楚,近攻韩魏),发展了张仪的“连横”。

“合纵”出兵失败后,张仪到楚国去离间楚齐关系。当时,张仪答应用600里地的条件,换取楚国与齐国绝交。楚怀王见有利可图,断绝了与齐国的关系,并派人到秦国取地。谁知张仪见达到楚齐绝交的目的,竟否认给600里地楚国,只说我答应用我的6里封地给楚国。楚怀王大怒,两次出兵攻秦,都被秦军击败。

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两军,斩首24万,韩魏衰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楚国也衰落了。

在各国先后衰弱的时候,赵国仍然保持实力,国力较强,成为唯一能够与秦抗衡的大国。

公元前270年,秦派大将胡阳率兵20万进攻韩国,围阏与(山西和顺)。当时,韩向赵求救,赵派赵奢出兵救援,在阏与大败秦军,这是秦出兵中原以来少有的挫败。公元前262年,秦又派王龁 率军攻韩,夺取野王(河南沁阳),切断了上党(山西长治市)与赵的联系,上党守将冯亭降赵,秦出兵争夺上党。

公元前260年,秦派王龁领兵出击上党,赵派大将廉颇率军20万在长平(山西高平)抗击秦军。廉颇深沟高垒,准备长期坚守,秦军急攻不下。当时,秦相范睢向秦王献反间计。秦派人传播谣言,说廉颇已经与秦有联系,很快就要投降了,还说秦国最怕赵奢的儿子赵括,如果派赵括带兵,秦国就马上退兵。赵孝成王果然用赵括代替廉颇。赵括喜欢谈论兵法,连他父亲也驳不倒他,但只是纸上谈兵。他到长平后,全部放弃廉颇以守为攻的作战方针,率兵出击秦军。秦昭王听到廉颇被撤换,就暗地里命白起为统兵大将。白起引赵括出营寨,截断退路,包围了赵军。赵括困守46天,粮食全无接应,兵士杀人充饥。没有办法,赵括拼命突围,被乱箭射死。赵军失去主将,全部投降秦军。白起怕赵军以后哗变,趁黑夜将40多万人全部杀死。这就是有名的“长平之战”。“长平之战”后,赵国也衰弱了。

从商鞅变法到“长平之战”的100年时间,秦国由国力加强到完全削弱六国,取得主导地位。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立。不久,秦国就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了六国。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到此,六国灭亡,秦国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国家。

   第六节  奴隶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封建革命

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生产改变了生产方式,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初期,生产工具极端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直到青铜和铁出现后,社会经济才有了明显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奴隶制经济萌发封建因素,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封建革命也就产生了。

夏商时期,社会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上。那时候,奴隶在奴隶主的“井田”上劳动,使用的劳动工具是木耒、石刀、石斧、石镰、蚌镰等。夏人已经学会根据时令来调节农业生产,后来人们把它记录下来,形成了我国第一部农业历法《夏小正》。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开始在农业上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开垦荒地,农业的发展加快了步伐。那时候,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兴修水利,灌溉土地。到了战国,水利事业发展更快,较为著名的有魏国的西门豹引漳水灌田,秦国的蜀守李冰修筑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灌溉面积达300多万亩,他们都对农业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

夏朝的手工业有石工、骨工、玉工、制陶和纺织等。石工、骨工主要生产劳动农具,玉工制造玉器供统治阶级祭祀和作装饰品,陶器和纺织品供日常生活应用。到商朝,制陶技术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陶器质地坚硬,有红、黑、白、灰等各种颜色。西周陶器还有瓦板和筒瓦,用来建筑宫室和房屋。瓷器也出现了,瓷器的质地呈灰白色,表面涂上一层青色或红色的玻璃质釉。根据化验,瓷器的烧制温度已达到1,200度(摄氏)。商朝的纺织品有麻布和绢,还出现了初期的刺绣品。

夏商西周的手工场劳动都是奴隶劳动。商朝的手工奴隶叫“百工”,“百工”的头领叫“百姓”,“百姓”是奴隶主派遣的,起着监督和指导奴隶劳动的作用。

商朝的手工业比夏朝有较大的进步,主要的标志是青铜的制造和使用。据现代发掘考证,商朝已出现大量的青铜器。青铜器大概分为3类,一类是盛器,有鼎、鬲、爵、觚、尊、壶、盂等;一类是武器,有斧、钺、戈、矛、刀、镞、盔等;还有一类是手工业生产的工具,有斧头、锛、刀、凿等。那时候,青铜器没有应用在农业生产上,这主要是由于青铜的贵重以及奴隶主可以强迫奴隶使用原始工具劳动的原因。商代青铜器制造技术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1939年在河南安阳洹水北岸出土的“司毋戊”大方鼎重875公斤,周围还刻着盘龙纹和饕餮纹。据化验,那时的青铜器含铜量80%,含锡量20%。兵器要求的硬度高一些,所以含锡量稍高。

夏商西周的手工劳动都使用奴隶。夏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奴隶制经济的基础,到西周时期,奴隶制经济便高度地巩固下来。西周政权建立后,周王室实行大分封,实质上是奴隶主实行土地的再分配,奴隶制经济也因大规模的调整而巩固。诸侯受封的土地,可以再分封给家族中成员和卿大夫(诸侯设立的官员)。受封者各自治理封地,驱使奴隶进行劳动,奴隶为受封者生产产品,受封者向诸侯纳贡,诸侯又向周王朝贡,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朝贡式奴隶经济。

西周时期,生产力已经发生重要变化,这就是出现了奴隶与农奴并存和奴隶向农奴过渡的情况。周对商及其他小国的战争,得到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都分封给诸侯。原来的周人奴隶,他们已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有自己房屋、农具和分户自立的农奴。他们不再住在一起,过集体消费公家生活用品的奴隶生活,但仍然受公家支配,耕种公家的土地,也由公家提供最低的生活用品。随着西周社会的发展,原来受封的奴隶也同样地向农奴过渡,到西周末期,已经形成以农奴为主的生产结构。

在受封诸侯的家族里面,他们的身分比农奴高级,比较自由,他们可以在封地内开发荒地,或采用其他办法经营土地。随着家族的繁衍扩大,后起的子孙除极少数袭封的贵族外,大多数都变为这一类的“自由民”。这些“自由民”不可能都有奴隶供他们使用,一般地,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加农业劳动。他们能够得到的土地是有限的,就更积极地开发荒地,因此,就拥有自己的私田。那些农奴,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占有一小块土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奴隶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西周末期,“自由民”就开始采用出租土地的形式,把土地租给农奴耕种。由于农奴有自己的房屋和劳动工具,这就具备了封建农民的条件。不过,他们仍主要为公家耕种。于是,社会经济便萌发了封建因素,为封建地主和农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封建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场革命十分复杂,它由经济基础产生,又由奴隶斗争推动而发展到封建改革,最后由秦统一全国宣告结束。

在奴隶经济下,奴隶与劳动工具处于同等的地位,他们在劳动生活过程中逐步认识阶级关系,产生反抗情绪。开始,他们不满奴隶劳动,用怠工和破坏工具表示反抗;接着,发展到集体逃亡,对抗奴隶主;到后来,他们举行起义,沉重地打击奴隶制度。这样,奴隶斗争就分成了3个不同特点的时期。

奴隶用怠工和破坏工具进行斗争,在奴隶社会的初中期就具有了。不过,这种斗争的规模很小,在政治上不能造成很大的影响。到西周末期,奴隶斗争转变为集体逃亡和武装起义,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公元前644年冬,齐桓公以共同对付东夷为名,要各国派出役人到淮水边上修筑城池。当时,各国役人忍受不了寒冷和疾病,在一天的夜里全部逃散。公元前641年,梁国修筑城墙,奴隶不能忍受奴役也全部逃散。公元前522年,郑国很多奴隶逃到萑苻(河南中牟一处沼泽地),他们聚集在那里,用农具和木棒与官府派来镇压的军队搏斗。公元前506年,楚国很多奴隶也聚集在云梦泽(湖南、湖北两省交界),与官府对抗。公元前478年,卫国的工匠不能忍受奴役,攻入王宫,卫庄公惊慌出逃,连腿都折断了。

规模最大的是春秋未期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年代已不可考证)。那时候,起义军有9,000多人,他们以泰山作为根据地,转战北方各国。起义军所到之处,奴隶纷纷加入起义队伍,统治阶级遭受很大的打击。

春秋时期的奴隶斗争都是自发的,没有很好的组织,很快就失败了,但是这些斗争使奴隶不断觉醒,促进了奴隶向农奴的过渡,打击了奴隶制度,迫使奴隶主放弃奴隶生产的方式,把土地出租给农奴耕种,通过封建地租的形式来经营土地。

春秋后期,奴隶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封建地租制的出现,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奴隶主纷纷采用地租制的形式。公元前594年,鲁国第一个公布了封建收税法“初税亩”,以后,各国便先后产生了大规模的封建改革。

早在齐桓公称霸的年代,齐国就任用管仲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不过,当时的改革主要在奴隶经济的范围内实行。到战国初年,魏国任用李悝实行变法。他废除贵族的世袭制,废除井田制,还制订了我国第一部封建法典《法经》。魏国的改革使它迅速富强起来,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魏国改革后,楚、齐、韩等国也先后开始变法。

最彻底最有典型意义的封建改革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分两次进行。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发布商鞅制订的第一次变法法令。法令的内容是:一、废除贵族世袭爵禄,建立军功制(论功行赏)。二、奖励耕织。凡是垦荒多,织布多的人,政府改变他们的奴隶地位;不努力耕织的人,一律由国家收为奴隶。三、整编民户,实行连坐。民户5家编为“伍”,10家编为“什”,一人犯法,10家同罪。四、鼓励分户自立。民户中有两个成年男子,必须分户自立,否则加倍征收赋税,以促进个体小农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

公元前350年,商鞅实行第二次变法。法令的内容是:一、建立县制,将全国分为31县,由国家直接任命官吏。二、废除井田制,国家制定赋税。三、统一度量衡。

秦国的两次变法,彻底推毁了奴隶制度,使秦的封建经济迅速增长,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封建改革的实行,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奴耕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交纳地租,这就改变了他们的地位,发展成为农民。奴隶主有的没落了,但更多的却转变为地主,他们与那些由“自由民”发展而来的地主组成新的统治阶级,封建社会在奴隶社会的基地上产生了。

第七节  丰富多彩的上古文化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既有悠久的社会历史,也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早在几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生活实践中创造人类的文化,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的祖国终于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丰富灿烂的上古文化。

从文化历史来看,我国文化史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上古文化,指秦以前的文化。二是古代文化,指秦到“五四”运动前的文化。三是现代文化,指“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在上古文化中,从北京人到半坡氏族,是语言形成期;从半坡氏族到西周,是图文形成时期;春秋战国是古文形成时期。

人类的文化是从劳动生活中产生的。猿从动物生活进入劳动生活后,各种机能得到发展,尤其是脑髓发达起来,这就为进一步的思想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大约到了北京人的时候,人的体质已经具备产生语言的因素。那时候,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一种形式来表达某种意义,而简单的手势或动物语言都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就刺激了人的脑髓神经,促使语言系统的发展。于是“呀”、“唔”、“来也”,便从人们的口中冲出,形成了人的语言。不过,那时候人们的思维能力和知识都是有限的,也还没有丰富的语词,人们不可能自由地表达思想。

语言的产生,使人们有了交流思想的工具,为文字的产生提供了先决的条件。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人们觉得很有必要将它记录下来,这就促使记物记事符号的产生。据考古材料展示,半坡氏族时期已经有30多种这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是刻在陶器上保留下来的,实际上使用过的符号当然不限于这30多种。那些符号是简单的横竖线,弯曲线,也有鱼形和人形。不过,这些符号还不是文字,它们还未形成较为固定的意义,不能进行广泛的交流。

黄帝时期,历史上有结绳记事的说法,可见这些符号还未能担负起记事的任务。夏朝有《夏小正》保存下来,这是后人补充整理而成的,我们也可以想知当时语言符号有一定发展的情况。

到了商朝,已经出现了甲骨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内容多是卜辞。那时候,古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缺乏科学的见解,他们用火烤龟甲,认为它的裂纹可以推断吉凶。因此,每在重大的行动之前,都要占卜,那些占卜的人把自己的推测和事情的结果刻在龟甲上,这些文字就叫卜辞。他们还用兽骨来记录卜辞和大事。甲骨文已经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和形声等六种造字方法,意义比较固定,它是我国最早的文字。

    在刻写甲骨文的同时,人们还把它写在竹片上,那些写字的竹片叫简牍。这时候,毛笔也产生了。

比甲骨文稍后兴起的是钟鼎文,又叫金文。这些文字是因刻在钟鼎或其他器皿上而得名的。钟鼎文大多是贵族记功的铭文,后来,一些国家把刑法刻在钟鼎上,内容比甲骨文丰富。钟鼎文从商代开始使用一直到秦。

春秋战国时候,秦国通行一种文字,叫大篆,又叫籀文。大篆讲究重迭,对称,后来发展为小篆。甲骨文、钟鼎文、大篆代表了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这些文字大都是用图形表示意义的,非常难懂。

代表文字发展第四个阶段的是古文,它通行战国时候的各国。古文比前几种文字简单,便于书写,为战国百家争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政治、经济不断变革,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形成了一个思想文化和科学文化的繁荣阶段。思想文化主要表现在百家争鸣上,由于百家争鸣比较复杂,所以另开一节叙述,这里只叙述科学文化的概况。

春秋战国时候,科学技术已经有较大的发展,在天文、医学、数学、化学、物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

我国研究天文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早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已经有日食、月食的记载。《春秋》记录了37次日食,还记录了公元前613年7月出现的彗星。楚国天文学家甘德长期从事天象观察,写下了《天文星占》一书,魏国的石申也写下天文论著《开元占经》,后人把这两本书合起来,叫《甘石星经》。这本书探讨了金木水火土5大行星的运行规律,还记下了800多颗恒星的名字,121颗恒星的方位。

我国的历法可以追溯到夏朝。《夏小正》开始有年、月的划分,注意到农业的节气,还发明了干支纪日法。《春秋》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记载。春秋未年,天文学家制订了《四分历》。《四分历》规定一年为365天6小时,12个月,还根据月亮的实际运行时间采用了闺月法,每19年闺月7次。那时候,《四分历》还进一步研究了一年中的节令,对24节气的名称作了规定。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中医理论奠定了基础,取得一定的成就。春秋以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医学,那时候巫医不分,迷信成分很大。春秋时候,秦国人医和提出“阴阳风雨晦明”6气不调就会生病这一看法,反对由鬼神致病的迷信说法,医学慢慢从巫医里分离出来。到了战国,齐国名医扁鹊总结前人的行医经验,初步形成了中医学的理论。

扁鹊将各类疾病分为妇科、儿科、五官科和内科,还创立了“望、闻、问、切”4种疹病方法。他通过看病人的气色,听病人的声音,问病情,切脉等办法来给病人疹病。扁鹊到各国去给病人治病,人们非常尊敬他,但也引起一些医官的嫉妒。后来,扁鹊被秦国的太医令李醯派人刺死。

扁鹊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是杰出的,他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和古代伟大的医学家。

春秋战国时期,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那时候,已经产生了用来计算乘法的《九九歌》,计算地积、体积的一些方法已经应用于实际。人们利用磁石的指南作用制作了“司南”,用来判别方向。在制造青铜器的时候,百工能够改变铜中锡的含量来加强青铜器的硬度,后来又掌握了改变铁中炭的含量来炼制钢铁。科学技术的成就,促进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在科学技术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史学和文学也繁荣了起来。

我国从商代开始已经有史官记录历史,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里得到一些大概的情况。不过,那时候是巫史不分的,那些记录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由于年代久远,那些事件和作者都很难考证了。

我国确切的记年是从公元前841年的共和元年开始的。春秋时期,孔子整理鲁国史官的记录,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春秋》记事很简单,那些标题式的文字使人很难理解内容。这本书主要记载了鲁国从鲁哀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的242年历史。同时,孔子还整理了记载重要人物语言的记录,编写了《尚书》。《尚书》既是史书,又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到了战国,左丘明在《春秋》的基础上增进具体的内容,撰写了《左传》。《左传》也是编年史,它较为详细地记载200多年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后来,左丘明还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国语》,记载了从西周后期到春秋时期500多年间,各国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论。《左传》和《国语》既是历史著作,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文化思想飞跃发展的春秋战国时代,还孕育了两部杰出的诗集——《诗经》和《楚辞》。这两部诗集,无论在我国文学史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春秋时候官府专职人员到民间收集的,也有一部分采自贵族,最后由孔子编成诗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收集的诗最多,共有160篇。“风”诗从劳动生活和爱情婚姻方面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很多诗句非常精辟,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雅”和“颂”则绝大多数是反映贵族生活和祭祀的诗。

继《诗经》而起的是新的诗歌体裁“楚辞”。“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也是我国南北文化汇流的结果。到了汉代,刘向将屈原以及他的学生宋玉等人的创作编纂成集,命名为《楚辞》。

屈原是楚国大夫,在楚国统治日趋没落的情况下,他不顾一切要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他反对贵族对秦国妥协投降的路线,主张联合抗秦,但却遭到贵族的排挤,被楚王放逐。公元前278年5月5日(阴历),秦军攻入楚国都城郢,他失望之余,投进了汩罗江。

屈原写下不少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和抒发悲愤感情的诗篇。这些思想尤其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离骚》中。“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高度表现了屈原为祖国而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他的作品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充满了大胆的幻想和奇崛的夸张,表现了诗人杰出的想象力。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思想和创作艺术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第八节  百家争鸣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使我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著书立说,不少人还到处游说,互相辩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局面。

在百家争鸣里面,影响最大的是儒、道、墨、法四家。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名孔丘,字仲尼),出身于鲁国没落贵族家庭。孔子勤奋好学,青年时代就以崇古和博学闻名。30岁时开始私人讲学,后来跟他学习的人多到3,000人。50多岁时,他任鲁国司寇,参与国政,但终因政见不合,辞官到各国游历。晚年,他回到鲁国致力于整理史籍和讲学。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复古,要求恢复西周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礼乐制度,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等级森严,名分划一的社会。因此,他认为要加强公室的统治,削弱私人的势力。孔子也反对苛刻的政治,希望社会的财富均平一些。

孔子的道德核心是“仁”。他曾对“仁”作许多解释,归结起来是“爱人”的意思。他要求人们互敬互让,待人宽厚忠信,相处互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敬畏天命”是孔子的哲学思想。他承认有天命鬼神,重视祭祀,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他又强调人事,对鬼神要敬而远之。他曾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唯心的。

孔子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他创立了“有教无类”、“因才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启发诱导,重视知识复习等一系列教学原则。他又是我国第一个开设私学的主张者和实行者。他的学生有不同阶层的人,在当时贵族垄断教育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具很大的进步意义。不过,孔子反对学生学习生产知识,这是应该否定的。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对我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经过后学者的补充和发挥,儒家学说成了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正统思想。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直到现代还有积极的意义。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杰出的。

到了战国,鲁国邹县人孟子(名轲)进一步发展儒家学说。孟子提出“王道”和“仁政”的主张。“王道”就是要统治者向尧、舜、周公等圣贤学习,推行他们施行过的措施。“仁政”就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条件,用封建伦理道德去教育老百姓,建立民君统一的“王天下”。孟子的哲学观点是“性善论”。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优良的天性,人们要“寡欲”,不受外界影响,使优良的天性得到发挥。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使儒家思想更加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由于当时社会仍处于变革之中,各国的君主都没有采纳他的政治主张。晚年,他致力于《孟子》的写作,记载他的思想。

战国后期,赵国人荀子(名况)对传统儒学再次改造,使儒学完全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荀子强调“礼”治,就是要用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教育人民。同时,他还提出要用刑法来作为“礼”治的补充,使人民遵守封建秩序,达到治天下的目的。他主张“法后王”,认为君主要根据实际需要来采取统治策略,因此,他称赞秦国的政治。

荀子的教育思想有很大的进取性。他认为“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人们只要刻苦钻研就能克服学习上的困难。他还认为“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学生可以超过老师。

在哲学思想上,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相反的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欲望,要吃,要穿,得不到就要争。他反对天有意志的说法,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界是可以认识的,可以改造的,这些都表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在儒家思想兴起的时候,楚国人老子(名聃,又叫李耳)创立道家学说。老子没有著作留传下来,战国时楚国人环渊根据老子的学说整理成《道德经》(即现在的《老子》),流传于世。老子早年做周的史官,晚年退居沛(江苏沛县)讲学,传授他的思想。传说孔子曾向老子请教,也有人说孔子做过他的学生。

老子是一个强烈的复古主义者,他向往远古时代无文字,无舟车,无器械,无甲兵的“小国寡民”社会,过那种人民不受压迫,统治者无为无欲的生活。他描绘理想的社会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思想的重要方面是哲学观点,核心是“道德”。“道”是指自然法则,也就是自然现象的运动规律。不过,他说的这个规律并不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他认为“道”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永远存在,但又永远不可以感知。“德”是宇宙间具体事物的特性,“德”依赖“道”而存在,集合“德”就成“道”。他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互为因果,人们既不可能超越“道”,又不可以认识“道”,只能任其自然发展。

老子的思想在政治上是复古主义,在哲学上是客观唯心主义。不过,他的哲学思想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能以这样丰富的思想来认识世界,这是难能可贵的。

到了战国后期,宋国人庄周发展老子的学说,他强调老子关于任其自然的思想观点。他说无可奈何的叫做命,不可违离的叫做天,要求人们一切都要任其自然发展,不要作主观的努力。庄周的思想是消极的,奇怪的是他在宣扬这些思想的时候,有时反而突破原来的观点,表现一种适应事物发展的积极态度。庄周的文章写得很有文采,在文学史上有较高的价值,他有《庄子》一书流传下来。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意识形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莫过于法家。法家的源流较为复杂,历史上把主张“尚法明刑”,实行封建改革的政治家称为法家。那时候,各国先后都有政治家实行改革,较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和韩国的申不害。但他们都是偏重于实践的改革家,在理论上集法家大成的是韩非。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他曾做过荀子的学生。韩非没有受荀子思想的束缚,他总结法家的改革经验,吸收各家各学派的长处,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法家思想。

韩非反对复古思想,主张“法后王”。儒家和道家学说都强调古代政治的圣明,提倡恢复古代的政治和生活方式,但韩非却批驳这些错误的观点。他举有巢氏直到商汤武王等大量的历史事实,指出古人都是根据不同的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实行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现在还采取他们的办法,就要被他们耻笑。因此,他提出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订政策的政治主张。

韩非还总结历代封建改革的经验,将法、术、势理论结合起来,形成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历史上商鞅强调法律,申不害强调驾驭臣下和百姓的术,慎到强调以威势治国。韩非分析了这些办法的利弊,认为国君治国要以刑法为主,同时又要讲究统治术和君主的威势。这样,就形成了一整套强化君主专政的理论。

韩非的思想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封建统一和封建君主制的建立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春秋末期,宋国人墨翟创立墨家学说。墨翟出身庶民,做过木匠,宋昭公时候,曾做过宋国大夫。后来,墨翟长期居住在鲁国讲学,传播墨家思想。

墨子揉合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提出10种主张。他主张“兼爱”、“非攻”,要人们互相爱护,不要互相攻杀;主张“尚贤”、“尚同”,要人们选取贤明的人当国君和官吏;主张“天志”、“明鬼”,认为鬼神会根据人的善恶给予赏罚,因此要人们去恶务善;他还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命”,要人们节俭办事,不要崇尚音乐、舞蹈等等。

在哲学思想上,墨子的观点是经验主义。他提出“三表法”:一是前代帝王的经验,二是当代人民的经验,三是国家的利益,用这3项作为事物的是非标准。

墨家人物生活简朴,大多数都参加生产劳动。墨家还有严密的组织,墨家的首领叫“钜子”,学徒要绝对服从“钜子”的指挥。这些都是墨家跟其他学派不同的地方。

除儒、道、法、墨4大学派之外,还有其他学派也纷纷争鸣。齐国人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他运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这种学说后来发展为迷信思想。苏秦和张仪创立“合纵”和“连横”说。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学家宣扬农业生产的重要,注重农业生产理论的研究。以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的名辨家,他们从事逻辑思维的研究,对事物的概念进行广泛的争辩,形成形而上学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还产生许多杰出的军事家,形成丰富的军事思想。齐国人孙武著《孙子兵法》一书,他的后代孙膑又著《孙膑兵法》一书。他们都强调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强弱,提出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战略思想直到现代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不仅是我国文化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

  
第三章  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秦

  

 第一节 中央集权政治的建立和巩固封建统一的措施

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秦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和建立的统一多民族政权,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将历史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秦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公元前246年,秦庄襄王死,子嬴政只有13岁,被立为秦王。当时,吕不韦为丞相,太后的嬖臣嫪毐为长信侯,两人共同把持朝政。公元前238年,嬴政亲政,嫪毐、吕不韦叛乱,被迅速平定。稳定政局后,嬴政暗用重金收买各国权臣,离间君臣关系,明派强旅,只用10年时间,消灭六国。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定都咸阳(陕西长安)。当时,秦已经在青甘高原以东,阴山、辽东以南的辽阔土地上与各族人民发生政治和经济联系,形成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建立后,嬴政总结历代王权统治的经验,创立一整套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以巩固秦的统治和封建国家的统一。

统一六国后,秦王嬴政召集群臣,以“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要群臣议定称号。当时,丞相王绾、廷尉李斯和那些博士都认为,“三皇”之中,泰皇最贵,建议称泰皇。嬴政采纳部分建议,取“三皇”的“皇”,“五帝”的“帝”,合 起 来 称 皇 帝。皇帝自称“朕”,定 的 法 度 叫 做“制”,出 的 告 示叫做 “诏”。他规定自己叫始皇帝,以后子孙继承皇位,叫做二世、三世,一直传到万世。秦形成了中央集权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

秦还参照历代朝官制度,设置最高行政机构。朝廷设置丞相管理政务,设置太尉管理军事,设置御史作为丞相的助手。秦最重视刑法,设置廷尉管理法律,廷尉在朝官中有很大的权力。秦还设置郎中令(管理宫门),卫尉(管理宫廷警卫),中尉(管理京城警卫),治粟内史(管理谷货)等官职。这些朝官负责的政务,一律由皇帝最后决定。

在建立行政机构的时候,王绾等大臣认为,要重新封立诸侯王,才能巩固统一。廷尉李斯坚决反对,认为周朝的灭亡,全在于诸侯的“更相诛伐”,建议设置郡县。这个主张得到秦始皇的赞成,于是,秦将全国分为36郡,制定地方官制。郡里面设有郡守管理政务,郡还下设县,县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县令,郡守和县令直属中央领导,由中央统一任免。除郡、县两级地方行政机构外,还设立基层统治。县下面设立乡,乡设立三老管理教化,设立啬夫管理赋税诉讼,设立游缴管理治安。乡里面还下设亭,亭又下设里,由亭长、里长管理民事。

秦不仅改革官僚制度,建立完整的中央集权政治,而且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中央集权制,维护国家的统一。

秦统一刑法,颁布了《秦律》,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作了详尽而严格的规定。有一条法律规定,偷盗别人价值不到一钱的桑叶,就要处罚30天的劳役。

秦灭亡六国,收缴了无数的兵器。为了防止六国贵族再利用这些兵器造反,秦始皇将这些兵器熔化,铸成12个各重12万斤的铜人,放置在咸阳宫里。秦政府还强行迁徙六国贵族、富户到咸阳、巴蜀等地,分化六国的旧势力,加强对他们的统治。

为了打击旧贵族思想复活和镇压方士、儒士的反抗,秦始皇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焚尸坑儒”事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摆酒 庆寿。博士淳于越趁祝寿的机会,奏请秦始皇,要他效法古代帝王,实行分封制。李斯非常厌恶儒生引经据典,要效法古代的做法,认为他们以古非今,建议除宫中藏书外,一律烧毁民间所藏的《诗》、《书》和诸子百家语(仅保留医药、卜巫、农艺等书籍)。秦始皇非常赞同李斯的建议,下令在30天内实行焚书,烧毁了民间所藏的大量典籍。公元212年,为秦始皇访求长生不老药的方士侯生、庐生,他们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过失,后来两人又一齐逃走。秦始皇知道这个消息非常愤怒,下令调查京都中的儒生,是否惑乱民心。当时,犯禁的儒生有460多人,秦始皇将他们全部活埋。太子扶苏十分反对秦始皇的做法,他直接劝阻秦始皇,引起秦始皇的不满。不久,扶苏便被秦始皇派遣到北方边境做蒙恬的监军。

秦还在经济文化方面实行多种统一措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规定由政府制定各种度量衡器具。那时候,一般使用的度量衡单位有丈、尺、寸,斛、斗升和石、斤、两等。地积单位是亩,规定240方步为1亩(1步相当6尺)。秦还废除银、锡、贝等杂币,统一使用一种圆形方孔钱(后来被历朝沿用),实行了货币的统一。战国时候,各国使用的文字不一致,秦统一使用小篆体。后来,秦狱吏程邈又创出隶体文字,逐渐推广使用,这在文化史上是一大进步。

秦还以咸阳为中心,修筑许多车道,并将六国时的河道疏通,串连起来,加强咸阳与各地的联系。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水利专家史禄及50万军士到岭南开凿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使长江和珠江有了一条南北通道。灵渠的开凿,对农业和运输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加强国内统一的同时,秦还采取措施防止匈奴族的入侵。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军30万驻扎北方边境,将秦、赵、燕等国北方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甘肃岷县)5,000余里的长城(后来经历代增修,现在的长城已达1.2万多里,历史上称秦代修筑的长城为万里长城)。万里长城的修筑,在防止匈奴部落的骚扰,保障边境生产和人民生活安全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

为了表示皇帝的威力,加强皇权,秦始皇前后5次出游,并多次在出游的地方刻石纪功。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登上泰山。当时,突然下起雨来,秦始皇在松树下避雨,后来那几棵树就被封为“五大夫”松。在泰山刻石里,秦始皇宣示自己的功德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并表示自己治国的勤勉“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当年,秦始皇又南巡到达湘山(湖南岳阳),突然刮起大风,差点把船打翻。秦始皇问随行的博士,了解谁是想湘神,当他知道是舜的两个妃子死后埋葬在这里,大怒,命令3,000刑徒砍光湘山的树木,还把山染成红色,向湘神示威。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南巡到达会稽山(在浙江绍兴),他“禁止淫泆”,“咸化廉清”,纠正当地的风俗,使当地的风俗与中原保持一致。

在建立中央集权政治,实行一系列统一措施,促进封建国家统一等方面来说,秦统治者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革新态度,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但是,秦统治者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又不能不带着封建统治阶级腐朽和残暴的一面。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参照六国宫室,在咸阳兴建宫室140多处,收藏美女1万人。他还不满足,又征发刑徒70万人,在长安西南建造规模巨大的阿房宫。阿房宫用磁石做门(防止别人暗带武器入宫),里面有宫室300所,大庭中可以坐1万人。阿房宫的建造工程 一直延续到秦二世时才完成,后来项羽入关,放火烧掉阿房宫,大火一直烧了3个月。

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业超越三皇五帝,要永远保住自己的皇位,便想尽办法求取“长生不老药”。公元前219年,方士徐市等人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3个神山,住在那里的人都是仙人,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长生不老药”。于是,秦始皇便让徐市征集童男童女几千人入海求药。秦始皇求取根本就没有的“长生不老药”,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还是一无所得。

秦始皇吞并六国后,便在骊山为自己建造大规模的坟墓。那时候,被征发建造坟墓的人有70多万。坟墓规模极大,周围有5里多,墓高50多丈。墓中设置宫殿有百官的位次,各种金银珠宝不计其数,还有大量的兵马陶俑。那些兵马陶俑组成战阵,战车和步兵互相配合,生动地展示了秦始皇的军势。秦始皇死后,那些没有子女的宫女都被拉去陪葬,就连那些筑墓的工匠,怕他们泄露坟墓的秘密,也都关进了墓地里。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在沙丘(河北平乡)病死。那时候,公子扶苏还在北方当蒙恬的监军,少子胡亥随秦始皇南游。宦官赵高怕立扶苏为帝对自己不利,便勾结丞相李斯伪造遗书,杀死扶苏和蒙恬,拥立胡亥当二世皇帝。

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进行一系列重大变革,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第二节  农民起义推翻秦的残暴统治

秦始皇统治后期,人民的负担已经很沉重了,秦二世时,秦的暴政变本加厉,迫使农民举行大起义,结束秦朝15年的统治。

公元前210年,赵高、李斯拥立胡亥做皇帝,号称秦二世。次年,秦二世任命赵高做郎中令,统领宫中侍卫,而且大小事情都与赵高一起决断。当时,秦二世初登皇位,怕诸公子和大臣不服,便与赵高商议,杀死公子将闾等10多人。陈胜起义爆发后,又以“不能禁群盗,不为朕尽忠力”为罪,罢免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和将军冯劫的职位。去疾和冯劫知道赵高不会放过他们,就自杀死了。李斯不愿自杀,被囚禁在狱中,最后还是被杀死,灭三族。秦朝有功业,有名望的人几乎都被杀尽了。

秦二世承袭秦始皇的弊政。他坚持出巡,继续修筑秦始皇的坟墓和阿房宫,还加重徭役赋税,放纵享乐,国内政治腐败到了极点,农民生活非常痛苦。

公元前209年7月,被征发往渔阳(北京密云西南)戍守的农民900人,集中在大泽乡(安徽宿县)。当时,连日大雨,道路被淹没,无法起行,日期被耽误了。根据秦朝的法律,戍守误期,要判死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陈胜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陈胜(号涉)是阳城(河南登丰)人。他少年时候就替别人耕田,过着佣耕的非人生活。有一次,他对在一起耕作的人说:“如果我们富贵了,大家都不要互相忘记啊!”那些人笑着说:“你现在为人家耕田,能有什么富贵呢?”陈胜叹息说:“唉,燕雀哪里懂得鸿雁的志向呢?”秦末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形成了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他看到了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逐步形成了农民的革命观。后来,他终于在大泽乡领导农民举行起义。

起义前夕,陈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陈胜在戍卒中任屯长,他与另一个屯长吴广一起商量。陈胜认为,天下人遭受秦的残暴统治,人民无法忍受,已经具备起义的条件。他还认为,胡亥夺掉公子扶苏的帝位,天下人都不满意,如果用他的名义来号召人民,就会得到天下人的支持。另外,楚国名将项燕很受人爱戴,也可以用他的名义来号召楚国人,争取楚国人的帮助。这些意见,得到了吴广的赞许,他们便着手做准备工作,为了使参加起义的人都拥护陈胜,使起义队伍有一个领导核心,他们借助鬼神迷信来造成影响。吴广用红色在白绢上写着“陈胜王”3个字,将白绢塞进鱼肚里。当戍卒发现鱼肚里的白绢后,感到很奇怪,纷纷议论起来。到了夜里,吴广又偷偷地跑到附近的神祠里,学着狐狸叫几声,又大声地喊“大楚兴,陈胜王”。那些 戍卒感到更加奇怪。

次日,陈胜、吴广带领一班人找到领队的将尉,故意激怒他,让他鞭打自己,陈胜、吴广便顺势杀死领队的将尉,宣布起义。由于他们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陈胜迅速得到了戍卒的响应和支持。当时,起义军立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号称“大楚”。起义军还人人袒开右臂,作为起义的标志。

起义军迅速攻下大泽乡,接着又攻下蕲县(安徽宿县)。不久,起义军攻进了陈县(河南淮阳),发展到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兵1,000多人,步兵数万人。陈胜召集陈县的父老商量,大家认为他“伐无道,诛暴秦”有功于楚,便立他为王,立国号“张楚”,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

陈胜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特别是六国时的旧贵族更趁机而起,连孔子的8世孙孔鲋也加入陈胜的起义队伍,做了一个博士官。当时,陈胜分兵3路击秦。吴广西路进击荥阳(河南荥阳),武臣向北夺取赵地,周市攻夺魏地。后来,陈胜又加派周文向西进军。周文曾在项燕军里当过“视日”(推算时辰吉凶)的小官,是起义军中唯一懂得兵法的人。周文的军队沿途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进入戏(陕西临潼),震动了秦朝廷。

正当起义形势高涨的时候,义军中的一些将领自立为王,有的还帮助旧贵族复辟,形成割据的局面,严重地削弱了义军的力量。北路军武臣攻入邯郸,在部下的怂恿下自立为赵王,并拒不接受陈胜入关的命令。他私派韩广夺取燕地,可是韩广后来又自立为燕王。周市攻入魏地后,立旧贵族魏咎为魏王,自己做了魏的丞相。

周文率领的大军逼近咸阳,秦二世非常恐慌。当时,少府章邯劝秦二世赦免在骊山筑墓的刑徒,利用他们抵抗义军。秦二世任命章邯为大将军,率兵抗击周文军。周文军受挫,退出关中,进入河南。后来,周文军在渑池附近再次受挫,周文宁死不屈,自杀身亡,全军溃散。

章邯击败周文后移兵荥阳。当时,吴广正与李由率领的秦主力相持不下。吴广的部将田臧见吴广不能取胜,便与诸将密谋,假传 陈胜的命令杀死了吴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义军的实力,陈胜仍任命田臧为上将。但是田臧也不能扭转局面,被章邯击败,他自己也战死了。

公元前209年12月,章邯率军南下荥阳。当时陈胜亲自督军迎击秦军,但战斗失利,不得不退出陈县。当义军退到下城父(安徽涡阳)时,陈胜的车夫庄贾杀掉陈胜,将陈胜的头颅献给秦军。陈胜死后,部将吕臣率领义军继续战斗。他们用青布裹头,被称为“苍头军”。不久,起义军重新攻下陈县,惩办了庄贾。后来,这支义军与项羽、刘邦的军队会合,继续打击秦的残暴统治。

在陈胜起义的时候,楚人项梁、项羽杀掉会稽郡守响应起义,沛县(江苏沛县)人刘邦也杀掉县令,聚众3,000人。不久,刘邦率军到薛(山东滕县),加入项梁军,义军声势大盛。

项梁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因犯了杀人罪,和侄子项羽在吴(江苏苏州)避难。项羽从小跟随项梁,他读书不成,学剑又不成,项梁很气愤。当项梁责备他时,项羽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后来,项梁教他学习兵法,但他只略知大概,便不愿再学。项羽勇力过人,颇有胆识。有一次,项羽看到秦始皇出游的车仗非常壮观,对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感到非常惊奇。项梁和项羽起义后,他们都成为义军的中坚。

项梁听到陈胜败亡的消息后,在盱眙(江苏盱眙)拥立楚怀王的孙子心做皇帝,自己号称武信君,继续扩大军事力量。不久,项梁在定陶(山东定陶)大破秦军,项羽又击杀李由。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项梁滋长自满的情绪,被秦将章邯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击败,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当时,项羽和刘邦都不在定陶,项梁死后,他们与吕臣率领的苍头军继续抗击秦军。

章邯击败项梁,以为楚军不足虑,挥兵北上攻赵,包围钜鹿(河北平乡)。当时,楚王心从盱眙到了彭城(江苏徐州),派遣宋义率军救赵。宋义驻兵安阳(河南安阳),企图坐观虎斗,从中渔利。项羽在宋义军中当副将,他救赵心切,不满宋义的行为,便假托楚王的命令杀掉宋义,率军杀向钜鹿。大军渡过黄河后,项羽叫军士破釜沉舟,只留3日粮食,表示决死一战。项羽军到达钜鹿,以一当十,作战非常英勇,连那些救赵而观望不前的诸侯军都害怕了起来。经楚军奋战,钜鹿之围解除了。

自从秦二世宠幸赵高以来,朝政大事全由赵高专断,政治更加腐败。章邯在钜鹿之战失利,秦二世派使者责备章邯。章邯派人回朝中奏事,赵高不允许接见。在内不能疏通上下,外不能战胜楚军的困境下,章邯迫于无奈,率20余万人投降项羽。项羽怕秦军哗变,竟在新安(河南渑池)坑杀降军20多万人。章邯则被项羽封为雍王,建都废丘(陕西兴平)。从此之后,秦军主力全部丧失。独揽朝政的赵高自知罪责难逃,起了谋杀之心,杀死了秦二世,宣布取消秦的帝号,立秦二世的侄子公子婴为秦王。公子婴知道赵高的野心,便假意要他到宫中议事,杀掉了赵高。

在楚王心派宋义率军救赵的同时,刘邦也奉楚王令向西入关。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率军进逼咸阳,秦王子婴到阵前投降,秦亡。

在秦末的残暴统治下,陈胜领导农民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起义,揭开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斗争的序幕。陈胜起义失败后,刘邦、项羽领导的农民军再次奋起,最后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秦末农民革命在历史上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第四章  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汉——西汉、东汉

 第一节 西汉政权的建立和汉初稳定封建秩序的措施

公元前206年10月,秦王子婴到刘邦军前投降,秦的统治宣告结束。接着,刘邦和项羽展开4年争夺帝位的斗争,击败项羽,建立起西汉政权。西汉初期,在社会经济遭受极度破坏的困境下,统治者实施“休养生息”的方针,使社会逐步恢复而稳定下来,为西汉中期经济的高度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刘邦是西汉政权的建立者,他在建汉和汉初经济的恢复过程中作用是重大的。

刘邦是沛(江苏沛县)人。《史记》说他“龙准而龙颜,美须髯”,性格“仁而爱人”,喜欢布施,胸怀大度,但又爱好酒色。他父亲刘太公略有田产,但刘邦却不喜欢料理,常到外面交游,在当地很有名望。到了壮年,刘邦当上了泗水的亭长。一次县令叫他押解罪徒去郦山,半路上,很多罪徒逃掉了,刘邦就干脆全部放走他们,自己也和一些罪徒逃到砀山(安徽砀县)一带。陈胜起义后,沛县官吏萧何、曹参、樊哙等人杀死了沛县令,拥立刘邦做了沛公,起兵反秦,以后又加入项梁的军队里。项梁死后,楚王心封刘邦做砀郡长,并令他西向入秦。

公元前207年,刘邦经数月奋战,逼近咸阳,驻军灞上。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便封好符玺,叫人捆绑自己到刘邦军前投降。当时,有人建议杀死子婴,刘邦没有采纳。他封存秦的重要府库财物后,就带着军队回到灞上,他在灞上召集秦的父老宣布废除秦的苛法,并约法三章,这就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的行为得到关中人民的拥护,很多人抬着牛羊酒食慰劳他的军队。

钜鹿战后,项羽听说刘邦已经进入咸阳,就率军赶到鸿门(陕西临潼东北)。谋士范增认为刘邦在咸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志向不小,建议项羽“急击勿失”。当时,项羽在鸿门设宴,邀请刘邦赴会。项羽有兵力40万,刘邦只有10万,刘邦自知不能战胜项羽,明知暗含杀机,也只好带着100多人到鸿门赴宴。在宴会上,项羽不忍杀死刘邦,在张良的帮助下,刘邦赶快逃出了鸿门。鸿门宴后,项羽进入咸阳,一把火烧掉了富丽堂皇的秦宫室,夺得秦宫女和大量的珍宝,退据彭城(江苏徐州)。不久,项羽尊楚王为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刘邦被义帝封为汉王,拥有巴蜀汉中32县的地方。

公元前206年,项羽背地里叫人杀死义帝。刘邦积极准备力量讨伐项羽。公元前204年,刘邦以杀义帝罪率军50多万进攻项羽,但战斗失利,退守荥阳(河南荥阳县)。次年,楚汉再次交战,项羽取得胜利,并在战阵上射伤了刘邦。为了缓和紧张局势,积蓄力量,刘邦假意与项羽讲和,双方划定鸿沟(在荥阳东南)作为汉界楚河罢兵。

公元前202年,刘邦经过充分的准备,与项羽决战垓下(安徽灵壁)。当时,刘邦的大将韩信布置下10面埋伏,项羽虽然英勇,但始终未能冲破汉军的层层包围。夜里,汉军营里响起阵阵楚歌,瓦解了项羽军队的战心,项羽带着百余骑仓猝突围,退至乌江(在安徽和县东北)边自杀身亡。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即皇帝位,建立西汉政权。公元前200年,刘邦迁都长安。《汉书》载汉政权建立后“拨乱反正,目不暇给”。刘邦在位时间只有7年,但在这7年中,他废除秦的苛政,建立适应经济恢复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制度,为西汉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邦参照秦的制度建立西汉的政治制度。他任命萧何做相国,负责制订了“九章律”,令叔孙通制订朝仪,还令张苍制订历法和度量衡标准。此外,他还逐步制订一系列政策和采取重大的措施,用以恢复经济和巩固刘氏政权。

秦末的残暴统治,已使社会经济凋敝,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更使社会遭受大破坏,民不聊生。《史记》曾记载当时皇帝连找4匹一色马来拉车也都没有办法,将相也只好坐牛车。这样,要使统治得以巩固,就必须恢复社会经济。在这一决定成败的斗争中,刘邦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恢复农业生产,逐步形成“休养生息”的方针,指导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刘邦2月即皇帝位,5月就发布“兵罢归家”的诏令。汉政府适当免除军士的赋税徭役,并按军功大小给予田宅,让他们各自回到家乡从事农桑。同时,还号召流亡在外的人民各归本土,恢复生产。也就在这一年,刘邦还发布诏令,让那些因为饥饿而卖身为奴婢的人恢复庶民的地位。当时,汉政府还兴农抑商,降低商人的地位,不准他们穿丝织的衣服,不准他们带兵器,乘车骑马和做官,并严禁他们对农民实行兼并。对农民则收取较轻的田租——15税1,以刺激农业的发展。这些措施的实行,客观上缓和了汉初的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使农业走上了恢复的道路。

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刘邦还致力于基本国策的制定。他曾命大臣陆贾论说秦代得失的原因。公元前196年,陆贾著成《新语》一书。他总结了秦代“事烦”和“刑 极”的教训,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这种主张,实际上是继承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刘邦十分赞同这些意见,以后就逐步形成了汉初“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

楚汉战争时期,刘邦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分封一些将领为王,即位后又重新分封了一批将领,形成了当时的“异姓诸王”。他们据领地,拥雄兵,随时都可能对西汉政权构成威胁。尤其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他们的威胁尤其大。刘邦出于巩固刘氏皇权的需要,采取削弱并消灭这些“异姓诸王”,大封“同姓王”的办法。

公元前201年12月,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将韩信贬为淮阴侯。公元前197年,大将陈豨谋反,刘邦令韩信和彭越发兵讨伐,两人都托病推辞,刘邦只好亲自带兵讨伐陈豨。次年1月,吕后将韩信骗进宫中杀掉。同年,刘邦又以谋反罪处死彭越。淮南王英布知道刘邦已存意消灭“异姓诸王”,就起兵谋反,但却兵败,他自己也被 人杀死了。不久,“异姓诸王”基本被消灭。

在消灭“异姓诸王”的过程中,刘邦还大封“同姓王”。他将刘肥、刘长、刘恒等7个儿子和弟刘交、侄刘濞分封为王。这些王的重要官吏由刘邦委派,但各个王掌握行政权和税收,权力很大,潜伏下了分裂活动的危机。

公元前195年,刘邦病死,大臣拥立太子刘盈为帝,号汉惠帝。惠帝为人老实而优柔寡断,大权落在吕后手中。公元前188年,汉惠帝病死,吕后先后立了两个小皇帝,但很快又被她废掉,朝政由吕后主持。吕后有智谋,曾协助刘邦巩固刘氏政权,在她专权的10多年,基本上坚持刘邦的施政方针,汉初的经济仍然朝着恢复的方向发展。但她有将刘氏政权变为吕家天下的野心。刘邦生前曾与众大臣订立盟约,在他百年后,要遵守“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规定。刘邦死后不久,吕后就违背了这个盟约。公元前187年,吕后封吕台为吕王,以后又相继封侄子吕产、吕禄为王,让吕姓的人掌握了军政大权。公元前180年,吕后死,汉大臣周勃、陈平等铲除吕氏势力,拥立刘邦的儿子刘恒为帝,这就是汉文帝,西汉的政治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节 西汉中期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

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的30多年,他们坚持“休养生息”的方针,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汉初的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公元前140年,刘彻即位,号汉武帝。汉武帝在位54年,西汉封建社会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发展,形成了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兴旺发达时期。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公元前178年,大臣贾谊上《积贮疏》,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文帝十分赞同他的看法,亲自耕种藉田,并将田租15税1改为30税1。公元前168年,大臣晁错上《贵粟疏》,主张“重农轻商”。次年,汉文帝诏命免除天下田租,时间达10年之久。公元前156年,太子刘启继位,号汉景帝。汉景帝恢复田租,但仍然征收汉文帝时的轻赋——30税1。

汉、文两帝时期,他们对一直沿用秦的酷刑加以省改。文帝即位,就废除妻孥相坐律令,使很多受罪徒株连的人免为奴隶。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又废除诽谤妖言法。公元前167年除去肉刑(指黥、劓、断趾等)。汉景帝即位后又减轻笞法。

汉文帝很少动用民力修造宫室,尽量使天下无事。他曾把徭役改为“三年而一事”,还实行“买粟拜爵”制度,允许富人用粟买爵位,罪徒也可以用粟赎罪。此外,他还提倡过节俭的生活,不随意增添宫室苑囿和车骑服饰。

经过汉文帝和汉景帝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方针,劳动人民在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推动封建经济发展起来。《资治通鉴》说“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西汉社会出现了初步的繁荣,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社会为“文景之治”。

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同时,“同姓王”的势力也逐步强大起来。汉文帝时,贾谊主张将各诸侯王的封地进行再分封,缩小王国的势力,但这一建议没有认真施行。到了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减少诸侯王的封地。汉景帝采纳这一建议,实行“削藩”政策,但遭到诸王群起反对。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吴楚等7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叛乱。当时,汉景帝竟错误地认为叛军只是要杀晁错,就处死了他,但叛乱仍未停止。汉景帝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决心用武力平定叛乱。他命太尉周亚夫继续率军平叛,经过3个多月的奋战,终于杀死了吴王刘濞,平定了叛乱。“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汉景帝继续采取“削藩”措施,收回各国的行政权,降低诸侯王的权力,大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保证了汉社会的继续发展。

“文景之治”后把西汉推向一个更大发展的是汉武帝。他统治的50多年被历代史家称为“西汉盛世”。

汉武帝独尊儒术,为封建社会树立了正统思想。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16岁的皇太子刘彻继位。次年,他召集敢于说真话的读书人“问以今古治道”,有百多人回答他的问题。最使他满意的是董仲舒提出的在理论上维护“大一统”任务的“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的建议。董仲舒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诸子百家的一些理论,创造了今文经学。他认为天有意志,人是天创造的。“天子受命于天”,尊天必须尊王,皇帝被置于神圣的地位。他提出的“三纲”理论,后来被概括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了封建社会2,000多年维护封建等级和封建伦理的准则。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罢黜百家,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当时“五经”博士有弟子50人,这些弟子学习成绩好可以做官。以后,学习经学成为读书人做官的重要途径。

汉武帝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政治。汉景帝收回各国行政权,诸侯王的权力已大为削弱。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用主父偃允许各诸侯王把封地再分封给子孙的建议,颁行“推恩令”,使王国所辖的土地化整为零,不能形成强大的割据势力。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谋反,汉武帝诛杀列侯及大小官僚数万人。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又以诸侯王献“酎金”助祭,“酎金”成色不足为名,削夺了106个列侯的爵位。诸侯王及列侯的势力逐步衰弱。汉武帝还实行察举制度和上书拜官制度,招揽封建统治人才,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各1人,并选择优秀者让他们在朝中或地方任职。一部分士人也通过上书言事得高官厚禄。田千秋上书为卫太子辩解“诬蛊”一案后才被拜为大鸿胪,几个月后还被提升为丞相,封富民侯。

推行集权财经政策,进一步增强国家财力。汉武帝将冶铁、煮盐、铸钱收据国有。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任用桑 弘羊,禁止民间私铸铁器和煮盐,在各地设立铁官和盐官,负责招人冶铁、煮盐。当时,全国有铁官48处,盐官35处。汉文帝时允许私人铸钱,那些钱币叫四铢钱,但规格不一,不利于市场交易。公元前118年,汉武帝统一由政府铸造五铢钱,市场交易大感 方便。汉武帝还实施其他经济政策,以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政府推行算缗,工商业者向政府申报财产,按财产总数纳税;告缗,鼓励告发瞒产的工商业者,将财产的一半奖给告发者,其余的没入官府;均输法,设立均输官,将各地的贡物折钱购买所需的物品,转运到京城;平准法,设立平准官,贱买贵卖,调节市场价格和供需等。通过采取这些政策,政府增加了收入,市场也进一步繁荣起来。汉武帝时除京城长安外,洛阳、邯郸、成都等都十分繁华。

汉武帝实施刚柔并用的安边措施,既稳定边防又发展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占据北方广大领土的匈奴族经常到燕(河北北部)、代(山西西部)等地掳掠,对北方领土构成威胁。公元前200年,刘邦曾经亲自率领32万大军到平城(山西大同),试图击败匈奴的主力,但却被冒顿单于率军40万包围7日,汉军无功退回。此后,汉无力发动攻击匈奴的战争。汉武帝时,国力进一步加强,汉武帝决意武力反击匈奴的掳掠,其中较大的战争有3次。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派卫青率兵10余万击败匈奴右贤王,俘获15,000多人。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休屠王,收降浑邪王部族4万多人。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分兵两路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决战,匈奴丧失军队10万人。自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匈奴大伤元气,北部边境基本安定下来。在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前,汉武帝派张骞到西域联系大月氏一起联合攻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张骞率领100多人西行被匈奴俘获。他保留着带去的汉节,一直在匈奴羁留10多年。后来,他利用机会脱逃到达大宛、大月氏等地。当时,大月氏无心助汉攻击匈奴,张骞回到汉朝。此后,汉武帝又多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从甘肃、新疆通往中亚、西亚直抵欧洲的陆路交通。当时,张骞 带着大批丝绸、陶瓷等由阳关(敦煌西南)出发,经鄯善(新疆若羌),直到大月氏(阿富汗)、安息(伊朗)、大秦(罗马)等,西方的葡萄、琉璃、地毯等也传入汉境,促进了汉族与各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上称这一友好交往的路线为“丝绸之路”。

除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外,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兵征服南越,到达广西桂林、广东番禺,设立南海等九郡。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朝鲜,在那里设置乐浪等4郡。此外,汉武帝还征战周边少数民族,安定边防,扩大疆域。

长期的战争,使汉朝在人力、物力等方面都遭受很大的损失。在战争期间,汉武帝不得不用加重赋税、出卖武功爵位等来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官僚地主巧取豪夺,“众其奴婢,广其田宅”,一般人民多贫困破产,农民卖妻鬻子屡见不鲜,形成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汉武帝统治后期,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公元前99年以后,南阳、楚、齐、燕、赵等旧属地均爆发农民起义,大的有数千人。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改变策略,于公元前89年下诏罢逐为他求仙药的方士,停止出兵边境,并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推行赵过的“代田法”,表示关心农业。他下诏自责,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表示悔过。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激烈的阶级矛盾,使社会稳定下来。

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扶持8岁的弗陵继位,号称汉昭帝。公元前81年,霍光奉命召开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各地荐举的贤良、文人学士辩论施政方针,对当时实施“休养生息”政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来,桓宽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盐铁论》一书。公元前74年,宣帝即位。他继续维护社会的安定,加上当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在汉的支持下统一匈奴,与汉建立友好关系40余年,汉朝表面上仍维持着“盛世”。但是,汉社会多年来积弊已深,汉宣帝自己也承认社会已到了“民多贫,盗贼不

止”的地步,汉社会实质上已逐步走向衰落。

第三节 西汉的衰落——王莽改制和农民起义爆发

公元前48年,汉元帝即位。从元帝、成帝、哀帝到平帝的50多年,西汉各类矛盾不断加剧,统治日趋衰落。公元6年,王莽夺取刘姓皇位,3年后正式改汉朝为新朝。新朝的建立并不能缓和各类矛盾,农民起义爆发,新朝15年的统治便匆匆结束。

元帝即位初,曾征琅邪人王吉、南禹等有德行的人虚己问政,并采纳他们的意见,省改宫室的奢侈。但元帝处事优柔寡断,又重用作恶多端的宦官弘恭、石显等。宦官勾结外戚史许两家左右朝政,就连元帝的老师萧望之这样正直的朝臣也被陷害至死,朝中正气大衰。不久,皇后的母家王氏也逐步取得权力。元帝死后,成帝“大兴徭役,重赋敛”,帝舅王凤、王商等控制朝政,外戚宦官巧取豪夺,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平帝时,元帝的皇后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王莽被任为大司马,直接掌握了军政大权。

王莽是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子。他年少丧父,在王氏一族中地位较低。但他“恭俭,勤身博学”,得到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的赏识,被推举为黄门郎。以后,又擢升为新都侯、光禄大夫。公元前7年,因外戚的斗争,王莽辞职居家。汉平帝即位后,当时,汉平帝只有9岁,王莽又利用太皇太后王政君的权力,重新担任大司马的职位,掌握了实权。

王莽掌权的时候,安插了象王舜、王邑、甄丰等一大批亲信,自己有什么想法,就让他们出面奏告太皇太后,他暗中支持。公元1年,王莽被封为太傅、安汉公。他的亲信甄丰等还暗地发动各地的乡绅地主和官吏40多万人签名上书,为他歌功颂德。

公元5年,王莽毒死平帝,找了一个两岁的孩子当皇帝,这就是孺子婴。王莽称摄皇帝。公元6年,东郡太守翟义拥立严乡侯刘信起兵反对王莽,兵力发展到10多万人。京城附近槐里的赵朋、霍鸿起兵响应,兵力也发展到10多万人。后来,王莽派王邑、王奇带兵镇压,击败了他们的进攻。公元9年,王莽废孺子婴为安定公,自己即皇帝位,建立新朝。

王莽即位后,对许多制度实行改革。公元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如果一家男子不满8口人,田超过900亩,就要把余田分给他人,没有田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次年,王莽又下令实行“五均六筦”。“五均”是指在首都长安和全国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司市师管理都市中的交易,以平抑市价,控制商业。“六筦”是将盐、铁、酒、铸钱、山泽资源收归政府管理,还有一项是“五均赊贷”由政府直接控制重要的经济活动。

王莽实行这些改革,按主观意向是“齐众庶,抑兼并”,意图缓和汉历代累积的各种激烈矛盾,以维护以他为中心的新政权统治。但当时的地方豪强已形成了强大的势力,这些空想的治国方案并不能真正实行。“王田制”实行3年后便下令取消。王莽实行官铸铜钱,先后铸币10多种,币制非常混乱,加速了人民的破产。此外,王莽还实行“五等爵”的封赏制度,官吏不设俸禄,政制也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王莽还无辜发动对匈奴、高丽、西南夷和西域的征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公元14年,北方大饥。次年,北方五原、代郡等地的人民受不了王莽驻军的抢掠举行起义。

公元17年,新市(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率领饥民起义。他们以绿林山(湖北当阳)为根据地,发展到七、八千人。这支起义军称为绿林军。公元21年,王莽派荆州的2万官军袭击绿林军,被绿林军击败,死伤几千人。绿林军发展到5万多人。不久,绿林山一带发生瘟疫,绿林军很多人都病死了不得不实行转移。王常、成丹率军进入南郡(湖北江陵),这支义军又称下江兵。王匡、王凤率兵进入南阳(河南南阳),被称为新市兵。新市兵到达平林(湖北随县),陈牧、廖湛率领1,000多人起义与王匡、王凤汇合,绿林军进一步壮大。

公元18年,琅琊(山东诸城县)人樊崇在莒(山东莒县)领导农民起义。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很快发展到十几万人。这支义军把眉毛涂成红色作为标记,号称赤眉军。赤眉军的领导人攀崇称“三老”,士兵们互称“巨人”。义军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赔偿损失)”,有较好的纪律,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公元20年,王莽派军攻打赤眉军,莽军失败。公元22年,莽军10多万人再次攻击赤眉军。两军会战成昌(山东东平),莽军大败,被迫采守势。

在各地爆发农民起义的同时,一些西汉宗室也怀着“复高祖之业”的目的起兵反对王莽。南阳大地主刘縯、刘秀兄弟两人纠集军队七八千人,号称“舂陵军”,与新市兵联合作战。公元23年,另一位西汉宗室 刘玄被绿林军拥立做了皇帝,并恢复汉的国号。此后,绿林军又称为汉军。

公元23年,王莽派大将王邑、王寻征集兵马42万人,号称100万,南下围剿绿林军,包围了昆阳(河南叶县)。王凤、王常率领八九千人坚守昆阳城。刘秀带着13人突围求援。莽军将昆阳城围了几十重,并调来云车、撞车、楼车等先进的攻城武器日夜攻打。绿林军拼死坚守1个多月后,刘秀从附近征集了几千人援救昆阳,从背后袭击莽军。王邑不把援军放在眼内,只派几千人去对付刘秀。但是刘秀非常勇猛,带领几千人奋勇冲杀,冲乱了莽军的阵脚。昆阳守军乘势冲出,与援军内外夹击,莽军全线溃败。这一仗,王寻战死,莽军死伤无数,丢盔弃甲遍野,损失极为惨重。这一次战役,绿林军以少胜多,大大地挫伤了新朝的元气,为推翻新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这次战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昆阳之战。

昆阳战后,绿林军分兵两 路,一路由王匡率领攻占洛阳,更始帝(刘玄)在洛阳派刘秀到黄河以北扩充力量。另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西入武关,直指长安。当时,绿林军所到之处,纷纷响应,加上长安发生暴乱,王莽被乱军杀死,绿林军迅速攻占长安。统治15年的新朝覆灭。

公元24年,更始帝由洛阳迁都长安。更始帝在长安宫中过着腐化的生活,不理朝政,后来还公开杀死几个绿林军出身的将领。王匡等人被迫逃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已在中原地区发展到30万人,并推举刘氏后裔刘盆子作皇帝。王匡联合赤眉军攻入长安,推翻了更始帝刘玄的统治。

刘秀在黄河以北扩充势力,逐步吞灭了铜马等农民军。公元25年,刘秀在鄗南(河北柏乡)即皇帝位,不久,他定都洛阳,建立东汉政权。公元27年,刘秀击败占据长安的赤眉军,以后又分别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第四节 东汉政权的建立和初、中期社会的发展

西汉末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推翻王莽的统治,刘秀借助农民义军的力量恢复刘姓皇朝,建立东汉政权。从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近200年的时间,东汉前期的政治专制,豪强势力兴起,社会经济逐步恢复但发展缓慢,中后期宦官外戚互相倾轧,党争激烈,朝政混乱,社会陷入战争频仍和经济破坏之中。

公元25年6月,刘秀在鄗南称帝,号汉光武帝。10月,定都洛阳。公元34年,汉光武帝平定割据陇西的隗嚣。公元36年,攻克割据蜀地的公孙进,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刘秀在致力消灭赤眉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同时,采取完善体制、大兴儒士风气和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等策略,促使东汉社会逐步走向恢复。

在完善体制,加强统治的过程中,刘秀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大封功臣外戚。公元3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大统一,刘秀大封功臣365人,外戚45人,单封侯的就有百多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豪强集团。这些功臣外戚,汉光武只给他们封号食邑,很少让他们参与政事。列侯除邓禹、李通、贾复外,其余均不用。二是设立尚书台分掌全国政事,统一政令。尚书台设千石的尚书令和六百石的尚书仆射,令、仆以下,还设有六曹尚书分别掌管具体政务。皇帝亲自挑选亲信担任尚书,直接控制尚书台。皇帝与尚书台的联系由过去士人任宫官传递改为由宦官充当。这也造成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的隐患。三是裁县减吏,撤兵还民。公元30年,光武帝撤并400多县,使西汉时1,500多个县、邑、道、侯国减少到1,100多个。光武帝还大力精减地方官吏,只保留1/10,废除内郡的地方兵,设立募兵制,让地方兵吏归还民伍。这些措施的实行,大大地巩固了东汉初的统治。

刘秀出身太学,深知儒学是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精神武器。他特别提倡讲经论理,倡导儒士名节,建立儒士风气。早在公元29年,刘秀就在洛阳建立太学,设置博士。后来,他还征集大批士人到太学里读书,让他们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到了晚年,他还修建明堂,开辟太学,将“图谶”公布天下。他经常召集公卿儒士到宫中讲经论道,直到深夜。太子劝他休息,他说自己乐于这样,不感觉疲劳。光武帝十分尊重王莽时期隐居山林不当新朝官吏的名士。他到处找寻和重礼聘用他们,表彰他们的名节。在他的倡导下,东汉前期的儒士讲究学术研究和培养名士气节,形成了较好的社会风气。

刘秀建立政权后,还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公元26年到38年,刘秀连续6次颁发释放奴婢的诏令,将王莽以来的奴婢改为庶人。公元30年,刘秀令郡国减田租,30税1。但农民向地主豪强租地耕种,都没有受到约束,一般要10税5或更多。刘秀还试图解决农村中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公元39年,他下令核查垦田和户口的情况。但地方官和豪强包庇串通,隐瞒土地和户口的情况。刘秀采取严厉措施,连诛河南尹张伋等郡守10多人,继续“度田”和核查户口。后来,豪强纷纷聚众反抗,“青、徐、幽、冀四州尤甚”,核查户口和垦田没有彻底实行,土地兼并问题仍相当严重。奴婢复庶、减轻赋税和打击土地兼并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东汉前期的社会和经济得到了逐步的恢复和发展。

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死,太子刘庄继位,号汉明帝。公元60年,汉明帝令人在南宫云台设置邓禹等28个将领的图画,称“云台二十八将”,纪念中兴功臣。公元66年,举办南宫学堂,遣送皇族大臣子弟就读儒经。匈奴也派出子弟就读。公元69年,汉明帝令王景、王吴带着几十万人修理黄河、汴渠,消除水患,疏通漕运。公元75年,汉明帝死,太子刘炟继位,号汉章帝。汉明帝、汉章帝统治期间,东汉社会仍能保持稳定和发展。

公元88年,太子刘肇继位,号汉和帝。汉和帝即位时只有10岁,窦太后临朝听政。汉和帝即位当年,窦宪率兵北击匈奴“斩获甚从,降二十余万人”,并令中护军班固在燕然山(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功。公元91年,汉和帝任用班超为西域都护。窦宪因北击匈奴有功,官拜大将军,又因为他是外戚,逐渐控制朝廷大权。公元92年,汉和帝利用宦官郑众等人,杀掉窦宪,消灭外戚,夺回了被窦氏侵夺的权力,并重用郑众。从此,宦官参与政事,潜伏了东汉后期宦官下外戚倾轧的危机。

公元105年,汉和帝死,少子刘隆继位,号汉殇帝。刘隆即位时,只是一个出世才百多日的婴儿,邓太后临朝听政。不到几个月,刘隆就夭折了,清河王子刘裕嗣位,号汉安帝。汉安帝时期,实际掌权的是邓太后、邓骘等人。后来,汉安帝又利用宦官李闺等铲除邓氏势力,但随之而来的又是阎太后、阎显专权。公元125年,宦官孙程等人拥立被废掉的太子刘保,号汉顺帝,并杀掉阎显,宦官再度专权。汉顺帝时期,宦官可以做朝官,还可以养子袭爵。汉顺帝也培植外戚势力,梁太后和梁冀逐步掌握朝政。汉顺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质、桓3帝,继续掌握朝政大权。当时,梁冀任用亲信,索贿卖官,聚敛财物。他私人兴建的苑囿连绵近千里,占有的奴婢达几千人。公元159年,汉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议,杀死大将军梁冀,坐连党羽300多人,没收财物价值达30余亿。汉桓帝重用有功宦官,朝廷大权又落在宦官手中。

东汉中期,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互相倾轧。在这个争斗过程中,一部分官僚士大夫阶层站在皇权的立场,反对宦官的专权,较为出名的有李膺、陈蕃、王畅等人。当时,李膺为司隶校尉,捕杀术士张成。宦官怂恿张成弟子诬告李膺,说他“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党部,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公元168年,汉桓帝大捕“党人”,将李膺 等200多人收捕入狱。次年,又将他们罢归田里,禁锢终身。

从汉和帝到汉桓帝的80年,共历6帝,大多数皇帝都是少年即位,权力不是掌握在外戚就是在宦官手中。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彼起此落,东汉中期政治渐趋腐败。在此期间,匈奴、羌、夷等少数民族不断攻掠边境,战事频繁,国库空虚,加上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东汉政权逐步衰落。

第五节  东汉政权的衰落和黄巾起义

东汉中期,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彼起此落,政治日趋腐败,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频繁爆发。东汉后期,宦官在斗争中取得主导地位,把持朝政。他们巧取豪夺,卖官鬻爵,政治进一步腐败,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一部分有野心的官僚豪强趁机介入夺取政权,这就构成了东汉后期的政治格局。

公元167年,刘宏嗣位,号汉灵帝。汉灵帝只有12岁,窦太后和窦武把持朝政,并起用陈蕃为太傅,任用李膺等为朝官,以压制宦官的势力。168年,陈蕃、窦武与尚书令尹勋等商议铲除宦官,不料,中常侍曹节等先下手为强,挟持窦太后威逼汉灵帝传诏杀死陈蕃、窦武、尹勋等。次年,再捕杀李膺等100多人,并以牵连罪在全国大力搜捕“党人”六七百人。经过大清洗后,宦官完全支配朝廷,政治更趋腐败。178年,汉灵帝在西邸卖官,2,000石的官标价2,000万,400石的400万。有钱的先交钱,无钱的上任后双倍交钱。那些官吏到任后,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无不用其极,人民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统治下,人民的大反抗就必不可免了。

早在东汉中期,农民起义就不间断地发生。汉顺帝时,九江人范容、周生起义,他们占据历阳(安徽和县)反抗。144年,九江人徐凤、马勉等起义。义军攻占城邑,在当涂山(安徽怀远东南)立百官,称皇帝。162年,长沙、零陵两地农民起义,分别占据桂阳(湖南郴县)、南海(广东广州)。象这样的起义就有数十次之多,但都失败了。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

钜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创立太平道教,以驱除病邪为传教形式,迅速在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10多年后教徒达几十万人。张角把教徒分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方设立“渠帅”统领,各自有严密的组织。张角还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农民起义造舆论。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张角派马元义到各处联络,并沟通

    一些宦官作内应 ,计划在184年3月5日同时起义。不料,张角的弟子唐周告密,官兵捕杀马元义等1000多人,并在全国通缉张角。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张角令信徒飞告各方,提前一个多月举行起义。

起义军用黄巾裹头作为标志,被人称为“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义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衙门,攻击地主豪强的坞堡,“长吏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震惊东汉朝廷。汉灵帝大赦“党人”,缓和内部矛盾,并派大将军何进率重兵把守洛阳,北中郎将卢植 、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率兵分击义军。

4月,波才率领的颍川义军击败朱俊。5月,又在长社(河南长葛)包围皇甫嵩。皇甫嵩利用义军依傍树林集结兵力的机会,火攻击败波才。8月,张角指挥的河北黄巾军,多次击退卢植、董卓和皇甫嵩的进攻。就在战局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张角却病死了。皇甫嵩又利用这个机会发动攻击,张梁和8万多黄巾军阵亡。11月,黄甫嵩再度进攻张宝,张宝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县)战死,黄巾军10余万人全部壮烈牺牲。此后,黄巾军余部仍在各地坚持斗争达20余年之久。黄巾起义有明确的目标,在宗教的掩护下,有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组织也较为严密,这是有利的一面,但由于叛徒的告密提前起义,义军将领又缺乏作战经验,再加上当时东汉朝廷的军事力量还较为强大,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终于失败。

黄巾起义失败后,封建割据势力逐步形成。189年,汉灵帝病死,刘辩继位,号汉少帝,何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何进掌权。当时,中军校尉袁绍建议何进趁机铲除宦官,遭到曹太后的反对。何进没有办法下手,转向联络凉州军阀董卓,不料宦官张让等先下手为强,杀死何进。袁绍带兵攻进皇宫,杀掉宦官2,000多人。正在这个时候,董卓也趁机攻进皇宫并 废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汉献帝,他自己自封为丞相。

董卓把持朝政后,袁绍被逼逃出洛阳,号召天下讨伐董卓,各地豪强趁机起兵,形成了割据混战的局面。当时,袁绍、袁术兄弟各占冀州(河北中南部)、南阳(河南南阳),刘表占据荆州(河南西南及湖北、湖南一带),刘焉占据益州(四川),曹操占据兖州(山东),大大小小的军阀各霸州县,各自为政,互相攻伐,天下大乱。在袁绍的组织下,各地军阀组成联军讨伐董卓。为了避开联军的讨伐,190年,董卓胁迫汉献帝撤出洛阳,迁往长安。撤出洛阳的时候,董卓令士兵“杀京师富室,没其财物,悉驱徙百姓数百万口于长安”,还令士兵纵火焚烧宫室民居,使历代名都付之一炬。迁都长安后,董卓因为袁绍起兵反对自己,非常仇恨在朝的袁氏势力,便杀死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及其家人50余人。董卓还废掉五铢钱,另铸小钱,使物价飞涨,谷一石达数万钱。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不满。192年,司徒王允利用吕布杀死董卓。董卓余部李傕、郭汜攻进长安,赶走吕布,杀掉王允和大批朝官,并纵兵屠城。此后,李傕、郭汜把持朝政。195年,汉献帝为了避开军阀的挟逼逃出长安,李傕、郭汜率兵赶追,在东涧(河南灵室)杀死百官士卒无数。次年,汉献帝逃回已是废墟的洛阳。当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不久,曹操入朝,汉献帝又重陷他人的操纵之中。

从汉灵帝即位到汉献帝逃回洛阳的近20年,社会历经宦官、党争、封建割据混战之乱,社会遭受极大破坏,人民苦不堪言,那些制造社会动乱的统治者是应当负上历史责任的。

 第六节  封建割据混战走向基本统一 —— 三国鼎立

  

 东汉末的腐朽统治导致了黄巾起义,在农民革命的打击下,东汉政权进一步分化瓦解,但是一些豪强官僚却趁机而起,形成了东汉末军阀混战的局面。经过长期的争夺,形成了曹操、刘备、孙权3大势力集团,中国历史进入三国鼎立阶段。

公元192年,曹操占据兖州,并攻击青州(山东临淄)黄巾军,得黄巾军士卒30余万,号“青州兵”。196年,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河南许昌)。从此,曹操制定“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两大方针,开始从事统一战争。198年,曹操灭吕布得徐州。200年,曹操以一比十的优势在官渡(河南中牟)战胜拥有强兵的袁绍。208年,曹操进击刘表得荆州。经过10余年的战争,曹操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那时,能与曹操抗拒的就只剩下占据吴、会稽等6郡的孙权和汉宗室的刘备了。

孙坚是袁术的大将。191年,孙坚大破董卓,进入洛阳后在一口井中得到传国玉玺。次年,孙坚随袁术进攻刘表,被刘表军射死。子孙策结交高级士族周瑜、大富豪鲁肃,在江淮间逐步扩大势力。200年,孙策被人杀死,弟孙权执掌权力,以后发展为吴国。

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少时孤贫,与母亲相依为命,长成后结交武士关羽、张飞。黄巾起义时,势力还较弱,曾投靠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多人。207年,谋士徐庶荐举隐居隆中(湖北襄阳)的诸葛亮,但被拒绝。刘备“三顾草庐”,终于感动了诸葛亮答应辅助,并作“隆中对”,制定“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夷越,北抗曹操”的建国方针。刘备以新野(河南新野)为根据地逐步扩大势力。

公元208年,曹操率军20余万,号称80万挥戈南下,企图一举统一南方。当时,孙权联合刘备,兵力只有5万,但他们利用北方人不习水战的弱点,采用周瑜火攻的战略,在赤壁(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一举击溃曹军。赤壁之战后,曹操无功北还。214年,刘备击败刘璋,占领蜀境。

曹操回到北方以后,当时拥汉派仍有一定的影响,他不敢贸然夺汉。213年,曹操自立为魏公,3年后加号为魏王。220年,曹操死,子曹丕袭爵位,被汉献帝封为丞相、魏王。曹丕实行“九品官人法”,分化拥汉派的势力。当年,曹丕用禅让法逼汉献帝让位,称魏皇帝,魏立。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号汉昭烈皇帝,建立蜀汉政权。229年,孙权在武昌(湖北鄂城)称帝,后迁都建业(南京),吴立。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

曹丕建立魏国后,吸取东汉宦官、外戚干预朝政的教训,明令规定宦官、外戚不得参与政治,确立官僚士族对政治的独立权力。这种做法,使北方广大区域在历经东汉宦官、外戚和官僚士族争权混战的动乱中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另外,曹丕实施“九品官人法”,还改革繁荷的汉律、恢复太学、重修被董卓毁坏的洛阳等,北方的政治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226年,魏文帝曹丕死,太子曹睿继位,号魏明帝。魏明帝即位后,魏、蜀、吴连年爆发战争,司马懿在帮助曹氏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司马氏势力集团。239年,魏明帝死,8岁的皇太子曹芳继位,曹爽、司马懿辅政。249年,太傅司马懿趁曹芳与大将军曹爽到高平陵(洛阳东南大石山)祭扫明帝陵墓的机会,派兵控制洛阳,并派人到高平陵送奏章给曹芳,揭露曹爽罪恶。曹爽回到洛阳后,不久就被司马懿杀死。“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完全控制了魏的政权。251年,司马懿死,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254年,司马师废曹芳为齐王,立14岁的曹髦为帝。次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自为大将军。260年,曹髦不能忍受司马昭的控制,亲自率领宿卫军攻杀司马昭,途中被人杀死。司马昭立曹奂为帝。265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逼曹奂用禅让的方式夺取帝位,建立晋朝。曹氏逼汉献帝以禅让的方式夺取政权,司马氏又以同样的方式取代曹氏,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

刘备活动初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诸葛亮当军师后,企图辅助刘备走汉光武帝的道路,恢复汉室。刘备建立蜀汉后,却意气用事,违背“联吴抗曹”的既定方针,发动了对吴的战争。刘备从活动初年开始就和关羽、张飞结有深厚感情。219年,吴在夺取荆州一战中杀死关羽。刘备准备起兵复仇,不料张非在调兵途中被部下杀死,更激起刘备悲愤。于是,刘备力排众议,即位后便马上亲率大军 讨罚吴国。222年,刘备大军在彝陵(湖北宜都)被吴将陆逊用火攻致败,刘备退走白帝城(四川奉节东),次年,在永安(奉节东)病逝。刘备死后,17岁的太子刘禅继位,丞相诸葛亮加封武乡侯,辅助刘禅。诸葛亮辅政时期,继续实行刘备“恢复汉室”的政治主张。他对内积极推行法治,做到“赏罚严明”,并抑制豪强,推广屯田,使“民贫国虚”的蜀汉出现“耕战有伍,刑法整齐”的景象。对外诸葛亮则继续实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228年,诸葛亮第一次伐魏,由于马谡错失街亭(甘肃秦安东北),诸葛亮无功退兵。以后又多次伐魏,没有成功。234年,诸葛亮约定孙权与吴联合伐魏。诸葛亮驻兵五丈原(陕西眉县西南)与司马懿20万魏军对峙数月,司马懿坚守不战。由于积劳成疾,诸葛亮病死五丈原,时年58岁,葬于定军山(陕西勉县南)。诸葛亮死后,姜维接替诸葛亮职权。此后,姜维连年发动对魏的战争,蜀汉国力逐渐削弱。公元263年,魏军攻蜀,后主刘禅阵前投降,蜀汉亡。

吴国建立后,孙氏政权凭借长江这一天然屏障,以及蜀汉联吴抗曹,减少军事征战的有利条件,维持了比之刘氏、曹氏较为安定的局面,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域也得以进一步的开发。孙权称帝前后,多次军屯,增广田亩,并设置典农校尉管理屯田。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领兵万人到达夷洲(台湾)。234年,吴派诸葛恪为抚越将军,平定山越(江浙和福建一带的土著居民),设置郡县。242年,吴派将军聂友率军3万攻占儋耳(海南)。吴还开凿东渠,将玄武湖水疏泄到秦淮河等。孙权在位时期,实行较为严酷的中央集权统治。他设立校事、察战等官职,严密监视文武大臣。一有武将出外征战,必须交出亲属作为人质,如有叛逃,人质全部诛戮。吴国还实行较重的刑罚赋稅,引起一些地方爆发起义反抗。234年,庐陵(江西吉水)人李桓率领农民起义,坚持斗争数年。236年,彭旦在鄱阳(江西鄱阳)起义。次年,吴遽在鄱阳再次起义,攻占数县。252年,孙权死,太子孙亮继位。当年,魏大举伐吴,攻战数月双方罢兵。孙亮、孙休执政时期,孙氏集团内讧,国力渐衰。280年,司马氏完成国内的夺权斗争建立晋朝,司马炎率领水陆大军攻吴,孙皓奉书求降,吴亡。

三国归晋,司马氏完成了全国统一的大业。

 第七节  我国古代的民族发展及与世界各国的联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远古时代起,各民族互相影响,又相对独立地走向民族的团结和共同发展,有的又在斗争和统一中融合同化。

人类原始群时代的后期,我国中部地区的原始群逐步定居下来,从事农耕。部分人口聚居的地方出现手工业、商业,形成较为兴旺的城镇。这些地方的经济、文化逐步发展,在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个民族称为华夏族。华夏族较早进入奴隶社会,建立国家政权,出现了历史上的夏、商、周朝代的更替。

居住在西北方的民族,受地域、气候等条件影响,大多数仍保留游猎、游牧的部落生活。历史上称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民族为戎狄。商周时期,居住在西北部的戎狄有大戎(陕西延安)小戎(甘肃敦煌)、犬戎(青海西宁)、羌(青海)、赤狄和白狄(陕西和山西一带)、山戎(河北卢龙)等几十个部落或小国。据史书记载,戎狄人的生活、语言、习俗与华夏人不同。他们过着游牧的生活,追寻水草而迁徙,没有城郭,住的是帐篷。他们以牲畜的肉为主食,穿皮革衣服,善骑射,平时游牧,一有战事便紧急集中,共同御敌。春秋早期,戎狄人经常攻略北方华夏小国,就连晋、齐等大国也遭到攻击。

居住在东南部地区的少数族大多数过着渔农生活,有的以渔猎为主,有的以农业为主。居住在江淮流域或东部沿海地区的称为东夷,居住在长江、汉水流域的称为蛮族(又称南蛮)。东夷有莱夷(山东黄县)淮夷(淮水流域)等。蛮族有群蛮、百濮、卢戎(湖北南漳)等。在这些民族中,还有少数族,有不同的部落,以及不同的国家政权,如淮夷就有舒蓼、舒庸、舒鸠、宗等4个小国。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各 国正处于发展阶段,各少数族部落或小国相继被攻占统一。西部戎狄多被秦国攻占,晋国攻灭赤狄、白狄,东夷陆续被齐、鲁、楚分割吞并,蛮族被楚统一。除一部分少数族进一步向西北、西南迁徙外,大多数少数族都被华夏各国统一同化。  

秦时期,西北的匈奴族(又称胡、胡人)兴起。匈奴是西北戎狄的一支,祖先是夏朝时夏后氏的子孙。早在尧舜时就有山戎、猃狁、荤粥等部族在北方过着游牧部落生活。春秋时期匈奴人经常攻掠秦、晋等大国,后分别被秦、晋攻灭。秦统一六国后,匈奴在北方再度兴起,经常骚扰秦境,秦派蒙恬率领1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土地,并修筑长城抵御匈奴。匈奴单于头曼率众北迁,再度衰弱。秦后期,匈奴单于冒顿击灭东胡,赶走西部的月氏,统一西北戎狄,地域东起朝鲜,横跨蒙古高原,拥有善于骑射的军队30万,成了秦以后汉朝的劲敌。秦时期,我国华南、华东地区为越人居住地,分为闽越(浙江、福建一带)南越(广东)西瓯(广西、云南一带)等3部分,秦统一后,占领会稽郡(苏州)、番禺(广州),置闽中郡(福州)。稍后,又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等,珠江流域逐步开发。

两汉时期,匈奴成为汉政权的劲敌。公元前200年,刘邦率兵32万北击匈奴,他与先头部队在白登(山西大同)被匈奴40万精骑包围,后来无功退兵。 汉武帝时,将军卫青、霍去病率大军多次北击匈奴,挺进漠北2,000多里,匈奴大为削弱。汉元帝派宫女王嬙(昭君)远嫁匈奴单于呼韩邪,恢复和亲政策,匈奴和汉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东汉初期,匈奴又经常侵扰汉边境,一度到达上党、扶风等郡。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东汉与南匈奴和平相处,每年供给和馈赠钱物达1亿钱。那时候,南匈奴已发展到有23万多人。汉章帝时,北匈奴还驱赶牛马1万多头和汉人“合市”。但到汉明帝以后,汉王朝多次发动对匈奴的进攻,匈奴逐步衰弱。东面的鲜卑族兴起以后,他们逐步占据匈奴的旧居地。

两汉时期,我国南部、西部、西南分布着许多习俗不同的民族。越人占据南方大部分地区。秦统一闽越地区以后,越人汉人杂居。到秦末农民起义时,秦龙川令赵佗占据岭南,自立为南越王。公元前196年,汉高祖谴使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公元前112年,氶相吕嘉谋反,杀死南越王赵兴,另立建德为王。次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望博德率军灭南越,设南海(广州)、苍梧(广西梧州)等九郡。

我国的西部地区(新疆) 历史上称为“西域”,西汉初期分布着楼兰、于阗、龟兹、鄯善等36个小国。为沟通与西域的联系,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被匈奴俘获滞留10余年。以后又多次出使西域,直到公元前115年,张骞带着乌孙使者几十人到达汉朝,汉与西域的交往才正式开始。公元前105年,乌孙王昆莫向汉求娶公主,汉武帝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军作为公主嫁给乌孙王。那时候,西域诸国和汉朝经常互派使者往来,汉的丝绸、金属工具,西域的毛织品、葡萄等得到交流。公元前60年,汉在乌垒城(新疆轮台)设西域都护,管理乌孙、康居等36个小国,西域正式融入祖国民族大家庭。东汉初年,西域再度受匈奴控制。公元74年,东汉恢复西域都护。后来,东汉派班超到西域联系各国共同抵御匈奴,公元91年,班超任西域都护。东汉末战乱,两地沟通中断。

西南部居住的少数族统称为西南夷,贵州有夜郎、且兰,云南有滇、昆明等。战国时期,楚国将领庄蹻通过黔中郡进攻西南,后来被秦军夺取黔中地截断退路,庄蹻在滇称王。西汉时期,汉武帝派使者打通巴蜀到滇的通道,公元前111年,攻占且兰、夜郎及附近小国,设立越嶲(四川西昌)、武都(甘肃成县)等五郡。两年后又攻占滇,设立益州郡(云南宜良)。东汉时期,汉与西南各族进一步沟通。三国时期,蜀汉实行“南和夷越”的方针,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相处较好。

汉时期,除上述民族建立的政权外,还有居住我国东北部地区的乌桓、鲜卑 、扶余、挹娄,西部的羌、南部诸蛮等数十个政权或部落。西汉初期,东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受匈奴控制。汉桓帝时,鲜卑族首领檀石槐内订法律、强兵马,外拓疆土,建立了东西1.4万余里,南北7,000多里的联合体,取代了匈奴的地位。东汉末,鲜卑分裂,国力渐弱。三国时期,鲜卑归附魏国,魏设立昌黎(辽宁凌河流域)县管理。

汉时期,我国与周边各国民族开始接触,发展友好往来。张骞通过西域打通了从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通路,沟通了与大月支(阿富汗)、安息(伊朗)、身毒(印度)、大秦(罗马)、大宛(乌兹别克)等多个国家的联系,带去了我国的丝绸、陶瓷等,西方的葡萄、琉璃、地毯等也传入汉境,历史上称这一友好交往的路线为“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我们加强了与世界各民族的联系和友好往来。此外,汉时期,汉朝还从海上沟通与倭(日本)、韩(朝鲜)的联系,和周边有密切联系的国家还有交趾(越南)、掸(缅甸)等。  

第八节  汉代经济的高度发展

汉初中期“休养生息”和“轻徭薄赋”的施政方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青铜和铁在工农业的大量应用,促进生产技术的提高,更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推动汉初中期经济的高度发展。

西汉建立,汉政权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逐步恢复社会经济。汉朝廷在制订各项政策的时候,贯彻“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汉政府号召在战争中流亡的地主和农民,恢复他们的地位和财产返回原地生产,并释放战争前后卖身为奴婢的人和复员士兵到农村充实劳动力。汉政府还制定较轻的赋税徭役。口赋规定7岁到14岁的人交钱20。算赋规定成年人交钱120。更赋规定劳动男子每年服徭役1个月(也可折钱2,000),每年守边3天(折钱300),一生中服兵役2年。田租规定15税1。户赋规定每户每年200钱。汉初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制订政府的财政运作制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到汉文帝时期,汉政府进一步减轻赋税徭役,田租改为30税1,徭役改为“三年而一事”。汉武帝时期,汉政府推行中央集权财经政策,将冶铁、煮盐和铸钱收据国有,并制订“均输法”、“平准法”调节商业市场。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汉中期经济的发展,使汉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和汉武帝时的“西汉盛世”。

汉代农业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主要表现在兴修水利、推广应用先进耕作农具以及改进生产技术等3方面。

汉初时,羹颉侯刘信在舒(安徽舒城)修造七门三堰灌溉农田。公元前129年,汉武帝采纳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命水工徐伯率士兵数万开凿漕渠,历3年而成。漕渠从昆明湖(陕西长安西南)到黄河长达300余里,既能漕运又能灌溉农田万余顷。此后,还开凿白渠、龙首渠、六辅渠。除了修造河渠外,汉代还利用凿井、修筑闸坝和陂池等技术,使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农田得到了广泛的灌溉。汉时期,汉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治黄河。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出数万士兵堵塞瓠子(河南濮阳附近)决口,并亲自巡视工地,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公元69年,汉明帝命王景带领士兵几十万人治理荥阳(河南荥阳)以东河道千余里,此后,黄河历经数百年未见水患。

西汉初期,铁制农具已在北方推广应用,汉武帝将铸铁权收归国有,铁制农具的使用更为普遍。那时候使用的铁器有锄、铲、镰、铧等,牛耕、马耕也逐步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汉武帝晚年,搜粟都尉赵过进一步改进农具,推广两牛拖带的耦犁和播种器——耧车,以后又推广1人1牛和人力犁的耕法。东汉时期,农具又有较大的改善,犁的铁刃加宽,尖部角度减小,犁铧更坚固耐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大量推广到江淮流域,推动了南方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汉代以前的农业耕作技术仍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赵过改变传统的“缦田法”推广“代田法”,耕作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缦田法是指用耒臿翻土,在上面不分行列撒播种子的原始耕作方法,产量很低。代田法讲究行列或开沟作垄,有利于使用地力和农作管理,使农作物产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东汉时期,氾胜之推广区种法,就是按照不同的农作物生长要求来决定行距、株距和种植的深浅,并注意农作物的中耕、灌溉和施肥,把农作物的耕作技术提高到了较高的水平。汉代初中期,还发明了翻车(又叫龙骨车,提水工具)、风车(利用风力筛选谷物的工具)、水碓(利用水力转动机械加工谷物)等,这些生产技术的改进,大大地促进了汉代经济的发展。

汉代的手工业发展迅速,行业增多,规模增大,生产技术不断提高。汉初时期,采矿、冶炼、煮盐、制陶、纺织、车船制造等手工作坊在中原地带已较为繁盛,但大多数是私营作坊。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将煮盐、冶铁、铸钱3大业收归国有,设置盐铁官控制重要手工业生产,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大的官营作坊。那时候,冶铁技术已有较大的提高,炼铁的燃料由木材、木碳到使用煤。鼓风系统由人力推动发展到水力推动。“百炼成钢”、“淬火法”等炼钢术逐步发明应用,提高了钢铁的质量。汉代的兵器已由钢铁逐步代替了青铜器,许多生产、生活用具也大量使用了钢铁。纺织业出现许多家庭作坊,大多数使用手摇纺车生产,产品自用或拿到市场交易。官营作坊出现后,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技术提高,特别是为宫廷提供产品的作坊。汉元帝时,临淄(山东临淄)有规模很大官营作坊,为皇室提供纺织产品,“作工数千人”,生产工具已有纺织机、提花机,生产的丝织品“缣”非常精美。汉代的纺织产品已达到较高的水平,锦、缣等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远销罗马、伊朗等周边国家。此外,青铜制造、煮盐、造船、漆器制作等手工业也非常繁盛,东汉时会稽的铜镜、蜀郡的漆器都很有名气。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汉初私营的商业较为繁盛,汉武帝将冶铁、煮盐和铸钱收归国有,并推行“均输法”、“平准法”调节市场的供需和价格,使官营商业发展了起来,全国形成了许多经济区域和大城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都城既是经济、文化荟萃的地方,也是商业繁盛的城市。汉时期,中原地区最为富饶,京城长安(西安西北)是最富庶的城市。长安城周长60里,有12个城门,人口24.6万。长安城市布局规模宏大,建筑物错落有致,城中有9个大市场,来自全国的物品都在这里交易。此外,还有当时号称五都的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等都非常繁华,番禺(广州)是南方水上交易的大城市。那时候,在市场上交易的物品有铜铁器、牲畜、木材和皮毛、布帛、谷物等生活用品,“高利贷”成为一种商业行为,奴隶也在市场上交易。东汉时期,京都洛阳发展为繁华的大都市,扬州、荆州、益州等城市也兴旺起来,带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东汉末,社会动乱,战争频仍,农村和城市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就连繁华的京都洛阳也被董卓一把火烧光。三国时期,曹操统一北方,北方社会逐步安定。曹操废除东汉末的租赋制度,每亩收取田租4升,每户出绢2匹,棉2斤,不再有其它的额外收取,还组织无田地的贫民参与屯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黄河流域的经济才逐步地恢复起来。蜀国占据长江上游,诸葛亮推行平明法治,并向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扩展,促进了西南部的开发,国内经济基本安定。但后期连年发动对魏的战争,国库空虚,经济萎缩。吴国占据长江中下游,沃野千里。东汉末大量北方人避乱到江南,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业、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吴国注重商业的发展,造船业也很发达,经常有上百艘大船到海外进行贸易。

汉代经济的成就是巨大的,它推动封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在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九节  秦汉的文化概况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文化思想活跃,我国古代文化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繁荣。秦时期,秦始皇出于政治需要,实行“焚书坑儒”的策略,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到了西汉初中期,社会逐步稳定,封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基本确立,封建文化也就在这个基础上孕育成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确定了整个封建社会文化思想的基本走向。

秦时期,秦始皇钳制文化思想,加上秦代短促,文化成就十分微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些儒生引经据典,要他效法古代实行“分封制”。秦始皇出于政治需要,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烧《诗》、《书》和诸子百家典籍(医药、农艺和卜巫等书籍除外),并杀死一批议论朝政的儒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这一做法,严重地阻碍了文化思想的发展。在秦始皇的改革中,有一条对文化发展有积极影响的是“书同文”,将书写繁难的“史籀大篆”等文字统一为小篆,后来又采用狱吏程邈创造的更为简省的文字——隶书,文字走上了由繁到简的改革道路。秦时期的文学艺术也十分单薄。文学著作只有少量的政论文流传于世,李斯的《谏逐客书》是较好的名篇,吕不韦门客集体创作的《吕氏春秋》也具有较强的时代感。此外,还有许多石刻文,但文字简短,内容多是歌功颂德之言。

西汉社会的安定和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封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的文化也就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繁荣起来。

西汉初年,为了消除秦时期对文化思想的禁锢,汉政府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并除去“诽谤妖言之罪”,使学术文化思想的研究逐步恢复和发展。大致上,指导汉前期政治的文化思想是儒家和法家,接着是儒家和老子的道家思想并用,汉武帝以后是“独尊儒术”。

刘邦出于建立政权的需要,任用叔孙通制定礼仪,萧何制定律令,儒法兼用,确立了一系列封建制度。当一系列封建制度确立后,又出于安定社会的需要,实行“休养生息”的策略。汉文帝、汉景帝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治策略,推动社会出现了汉初“文景之治”的繁荣。这一时期,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相国曹参等都喜欢道家思想,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司马谈曾撰文《论六家要旨》,对儒、法、名、墨、阴阳5家进行评论批判,但完全肯定道家,这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汉武帝即位时,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已基本确立,在学术思想上也有一种大统一的要求。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刚即位就召集天下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儒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被选为首列,儒学被得到肯定,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

董仲舒年少时攻读《春秋》很有成就,汉景帝时已是 博士。他顺应封建统治者的要求,结合阴阳家、法家等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学说,后来他和他的弟子又把它改造成“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儒学体系。董仲舒认为,封建君主受命于天,如果君主无道,天就会显示灾异来警示,所以君主必须行天道。他认为的天道是“德刑兼用”,德是仁义礼乐和人伦纲常,刑是刑法。这些学说,为维护封建君主制度和封建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了封建社会2,000多年统治的基本思想。儒学的独尊,一方面为封建社会确立了政治和文化的思想路线,但另一方面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汉统治者对儒学的的提倡,促进了儒学的兴盛。汉武帝时,政府设立五经博士研究和传授儒学,政府从学习优秀的儒学子弟中挑选人才。五经指《易》、《书》、《诗》、《礼》、《春秋》,每经设1名博士,各自研究儒学和传授弟子。东汉后期,经学十分兴盛,官私学都很发达,太学生多达3万人,私学有的也达1,000人。在研究和传授儒学的过程中,汉时期还出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董仲舒迎合统治者的要求,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形成了西汉的今文经学。后来,今文经学和宣扬宗教迷信的谶纬混合在一起,越来越偏向神化虚妄、章句烦琐。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大为盛行,刘歆、许慎等人坚持传统儒学的观点,反对今文经学对儒学的歪曲,他们撰文互相攻击甚至卷入政治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此后,传统儒学逐步得到恢复。

汉代的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作品主要有散文、赋、诗歌等。汉代的散文主要是政论文,大多言辞激切,政治色彩浓厚,议论缜密,较为著名的有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等,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也很有名。汉代的赋是在楚辞的影响下产生的,它讲究词藻的华丽、韵律、对仗和排铺,刻画也十分细腻。西汉的赋约有千余流传,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和《上林》都是当时的代表作。东汉的赋在艺术上稍为逊色,后期兴起一种咏物小赋,在意境上较为清新。汉代的诗歌有乐府民歌、五言诗、叙事诗等。汉代的乐府民歌在文学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由政府的音乐机构到民间采写并加工配乐的。乐府民歌大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较为广泛的反映了社会生活,既有民间疾苦的刻画,又有妇女贞爱的描绘,较为有特色的有《十五从军征》、《东门行》、《陌上桑》等。五言诗与乐府民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大致相近,《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詩的缩影。女诗人蔡琰的《悲愤诗》是我国诗史上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五言长篇叙事诗。最好的长篇叙事诗是《孔雀东南飞》。它通过描写刘兰芝、焦仲卿殉情自杀的故事,反映了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封建家庭对婚姻爱情的摧残,也刻画了刘兰芝这一古代妇女勤劳、纯洁和具有反抗精神的光辉形象。

东汉末到三国时期,动荡和战乱冲击社会,但却孕育了和社会紧密相连的两大文学流派“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建安文学”以“风骨”(用有力的文辞表达健康的思想内容)著称,主要代表人物是曹操、曹植父子和“建安七子”。较为有名的是曹操的《龟虽寿》、曹植的《白马篇》、王粲的《七哀诗》。“正始文学”以魏齐王年号“正始”命名。一些文人不满政治压迫,用隐晦曲折的文学手法来表现愤懑的思想感情和寻求自我慰藉,以逃避现实,代表人物是阮籍、嵇康。

汉代文化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的成就是史学。流传下来的历史巨著有两部,一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二是东汉班固的《汉书》。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人,承袭父亲司马谈太史的职位。公元前 9 9年,他在朝中为投降匈奴的将军李陵辩护,被汉武帝处以腐刑。司马迁虽遭受屈辱,仍发愤著史。经过20余年的努力,他终于写成了《史记》。《史记》共130篇,由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组成。《史记》是一部记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它记事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把整一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串连起来,表现了一种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史记》还在叙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同时,既注重评价的客观性又能阐述个人的见解;在叙事的时候,又注意语言和形象的生动活泼,既“成一家之言”又是“无韵之《离骚》”,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继《史记》纪传体通史之后,东汉班固又撰写了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汉书》开创我国断代史的先例,较为完整地叙述了从汉高祖刘邦到王莽的229年历史。《汉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都有较高的水平。此外,东汉的赵晔撰《吴越春秋》,专记一方之事,也开创了地方志史的先河。

 汉代的艺术在绘画和雕刻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1949年,湖南长沙东南郊楚国古墓出土了战国时期用毛笔画的卷轴画《凤夔人物帛画》已具有相当水平。西汉流行壁画,题材包括“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当时宫廷和民间都有许多画工,东汉的画工种类更多达39种。东汉的壁画立体感很强,线条刚劲有力,色彩浓淡有度,水平又有了提高。汉代的立体雕刻艺术达到较高的水平,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雄浑的石刻群、生动的成都说唱陶俑和洛阳杂技陶俑等都是珍品。

汉代的科学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比春秋战国时期又有了发展和提高。很早以前,人们对天体的构造形成“地在下,天覆盖其上”的“盖天说”。汉武帝时期,《周髀算经》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仍保留在这个认识上。到了东汉,认识提高一步,形成“浑天说”,认为“天成于外,地定于内”较为接近科学的说法。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东汉的太史令张衡。他还根据这一学说设计了用来观察天象的“浑天仪”。后来,张衡还发明了用来测算地震方位的“地动仪”。“浑天仪”和“地动仪”的发明代表了当时世界上较高的科学水平。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算学著作《周髀算经》,记载了用竿标测量日影求日高及钩股定理等方法。东汉时期,经历代数学家修订而成的《九章算术》,记载了246个数学命题和解法,并分为方田、方程、钩股等9章,涉及了分数、负数、方程等计算方法,使我国古代数学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西汉时修订而成的《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医书。该书对生理、病理现象和治疗方法进行研究,并首次记载了针刺疗法。《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和植物分类学著作,对后世使用中药以及中医理论的形成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汉代著名的医学家有淳于意、张机和华佗。张机的《伤寒杂病论》、华佗发明的麻醉药“麻沸散”也对后世医学产生很大影响。

汉代的宗教主要有谶纬、道教和佛教。西汉末年出现的谶纬,是假托神灵解说经书或社会现象的学说。谶纬常附有图,根据图来解说。这种学说可以任意穿凿附会,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王莽、刘秀都利用谶纬来称帝,董仲舒创立的今文经学也利用它来寻求发展,导致今文经学的谶纬化。后来,刘歆、许慎等儒家学者群起反对,唯物主义者王充还撰写《论衡》,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揭露“天人感应”等思想的虚妄。东汉时谶纬共有81篇。

东汉时期,在民间流行的巫术、神仙术和道家学说(《老子》、《庄子》)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形成了道教。汉顺帝时无名氏撰《太平清领书》,该书是道教的主要经典。道教“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宣扬散才救穷、自食其力等思想,以后还发展到利用符水咒语治病等。汉顺帝时,沛国丰(江苏丰县)人张道陵又创五斗米教,信道者出米五斗,信徒有病则令自首其过。后来,张道陵被道教徒称为张天师。汉灵帝时,张角创太平道,并以教义组织农民起义。张道陵的孙子张鲁以五斗米道组织信徒攻占汉中。道教广泛流传民间。

佛教源于印度,西汉末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后逐渐传入内地。公元64年,汉明帝派郎中蔡愔等人出使天竺(印度),并抄写佛经回到洛阳建寺传播。汉桓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在洛阳传经,汉人严浮调首先出家,并协助安世高翻译佛经。汉献帝年间,徐州牧笮融大规模兴建佛寺,铸造佛像,并用免除徭役来招收信徒几千人,佛教规模逐渐扩大。260年,魏颍川( 河南许昌)人朱士行从长安往西域求佛经,在于阗(新疆和田)取得梵书真本《大品般若经》,后来翻译出《放光般若经》。三国时,吴主孙权在江东大建佛塔,佛教向南传播。


第五章  西晋的统一和东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

   第一节  西晋的短期统一和“八王之乱”

汉末三国鼎立,司马氏统一全国建立晋朝,历史上称西晋。西晋建立后,社会出现短暂的统一和安定,但不久便爆发“八王之乱”,社会动乱破坏,各地的流民和内附的少数族纷纷起兵反晋,匈奴族趁机攻灭西晋。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魏帝曹奂,建立晋朝。为巩固司马氏政权,促进晋代社会的统一和发展,晋武帝在实行分封制稳定司马氏政权后,出兵灭吴,并采取相应措施稳定社会,使东汉末和三国时期长期动乱的社会得到了暂时的统一和安定。

曹氏夺汉和司马氏夺魏都是从内部培植势力取得政权,晋武帝总结这些教训,认为是在别的势力夺权时没有得到强大皇族势力的保护,因此他就用分封制来扩大皇室的势力。晋武帝即位当年便分封司马孚等27人为王。在分封的王国中,大国食邑2万户,设置3军,兵士5,000人;次国食邑1万户,设置2军,兵士3,000人;小国食邑5,000户,设置1军,兵士500人。王国内设置文武 官员,国王可以任意选用。为妥善安排有功士族,免除他们对大封皇族的不满,晋武帝还按五等爵号赐给他们食邑,分封异姓郡侯500多人。在分封王族,稳定司马氏政权后,279年,晋发兵20万大举击吴。次年,吴帝孙皓降晋,全国复归统一。289年,晋武帝再次封司马颖等子孙6人为王。晋武帝实行分封制的目的是用强大的王族势力去维护皇权,在别人夺取政权时会得到王族的支持,但事与愿违,以后就埋伏下“八王之乱”的祸根。

晋武帝即位后还采取解除州郡武备、确立占田制和确定赋税等措施稳定社会,促进发展。灭吴以后,晋武帝认为天下一统,当解除州郡武备,但遭到群臣反对。他力排众议,大郡只留武吏100人,小郡留50人,其余全部还兵于民。这对当时减少军队供养,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以及增加农村劳力等都有好处。280年,晋政府颁发占田、课田、户调法,废除了三国时实行的适合战时经济的屯田制,对农户占田的数量和应缴纳的赋

税作出规定,并允许官僚可以大量占田而又不用缴纳赋税,使封建经济的秩序得到了恢复。经过一段时间的安定,北方的人口户数成倍增长,许多少数族也纷纷内附,匈奴、东夷、西南夷等就有几十个小国或部族归附西晋。

在社会得到短暂的统一和安定的时候,司马氏统治集团却很快腐朽起来。灭吴以后,晋武帝逐渐耽于享乐,怠于政事。晋武帝宫中本来已不缺少妃嫔宫女,灭吴时又挑选吴宫女5000入宫,宫中美女超过万人。晋武帝经常乘着羊车漫游后宫,纵情享乐。在晋武帝的倡导下,贵族奢侈成风,争相比富。荆州刺史石崇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成巨富,连晋武帝助国舅爷王恺和他斗富都不能取胜,车骑司马傅目睹斗富情境曾上书说:“奢侈之风,甚于天灾”。更有甚者,一切犯罪都可以用钱赎代,死罪也不过用黄金2斤。有一次,晋武帝到南郊祭祀,问司隶校尉刘毅说,你看我象汉代哪一个皇帝。刘毅说,象桓帝灵帝。晋武帝感到很诧异,对他说,我建立这样的基业,你为什么把我比作桓灵呢。刘毅回答说,桓帝、灵帝卖官的钱入官府,陛下卖官的钱却入私门,如果从这方面来说,你还比不上呢。晋武帝听了这话很气愤,但还是没有处罚刘毅。

290年,武帝死,太子司马衷继位,号晋惠帝。晋惠帝柔弱,耽于享乐,不理朝政,武帝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尉、太傅、大都督总揽朝政。皇后贾南风与杨皇后、杨骏争夺朝政,展开一场外戚间的斗争,导致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贾皇后联络楚王司马玮带兵入朝,杀死杨骏,废杨太后为庶人,汝南王司马亮辅政。为进一步独专朝政,291年,贾皇后又杀死司马亮、司马玮。贾皇后无子,她怕以后大权旁落,299年,废掉太子遹,次年又把他杀死。赵王司马伦以杀太子罪,假传圣旨召齐王司马冏带兵入宫,司马冏杀死贾皇后及其党羽。301年,司马伦逼惠帝退位,自称皇帝。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起兵杀死司马伦,恢复晋惠帝皇位,司马冏专权。为了争夺朝政,302年,司马颙和长沙王司马乂又杀司马冏,不久,司马颙、司马颖、司马乂又被东海王司马越杀死。306年,司马越毒死晋惠帝,立皇太弟司马炽为帝,号晋怀帝,司马越独掌朝政。

在“八王之乱”的后几年,社会遭受更大破坏,人民大量死伤流亡,各地流民和内迁的少数族纷纷起兵反晋。301年,益州地区流民推举氐族首领李特在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率兵起义。303年,义阳(河南桐柏东)人张昌在安陆(河北云梦)率领流民起义。先后起义的还有雍州(在河南)流民、蜀地(四川)流民等多支。

在李雄称王的同时,匈奴左贤王刘渊起兵反晋,也在左国城(山西离石东北)称汉王。刘渊死后,刘聪继位。311年,刘聪谴刘曜攻进洛阳,纵兵抢掠,杀死3万多人,并掳走晋怀帝,这一年是晋怀帝永嘉5年,史称“永嘉之祸”。313年,刘聪杀死晋怀帝。当年,秦王司马业在长安即皇帝位,号晋愍帝。316年,刘曜进攻长安,晋愍帝固守无援,出城到汉军前投降,西晋灭亡。

西晋灭亡后,北方广大地区出现封建分裂局面,先后建立许多小国,史称十六国。西晋皇族司马睿在南方的健康(江苏南京)称王,建立东晋政权,历史上出现南北分治局面。


第二节 偏安南方的东晋和动乱的北方十六国

西晋灭亡后,皇族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北方广大地区出现封建分裂局面,先后建立许多小朝廷,这些国家长期混战动乱,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十六国。由于这些国家大都是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族建立,又称为五胡十六国。

307年,晋怀帝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总领扬州、江南军事,镇守建业(江苏南京)。司马睿是皇族的疏属,缺少威望,也没有实力,但他能紧紧依靠著名士族王导,取得江南士族的支持。当时正值西晋末北方混战动荡,北方一部分士族和民众纷纷到南方避乱,投靠司马睿,司马睿的势力范围逐步扩大。316年,汉刘聪灭西晋,次年,司马睿在健康(改建业为健康)称帝,号晋元帝,建立东晋。

东晋建立以后,当务之急应是利用民意兴兵北伐,收复失地。但晋元帝只想偏安一方,致力于朝廷内斗争。早在313年,祖逖已受西晋愍帝任命为豫州刺使率兵北伐。祖逖军纪律严明,深得人民拥护,屡败石勒军,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司马睿登基后,给祖逖镇西将军的称号,但没有真正支持祖逖。321年,祖逖准备渡黄河北伐,晋元帝却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分拆祖逖军权并负责统领已收复的失地。当时朝廷正值王氏专权,内忧外患,祖逖忧愤成疾,就在这一年死去。

在建立东晋的过程中,司马睿政治上依靠王导,军事上依靠王导的从兄王敦,王氏势力十分强大,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司马睿即位后,十分害怕王氏势力超过自己,任用刘隗、刁协等,疏远王氏。322年,王敦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攻下石头城(健康的护卫城),并在逼走刘隗、刁协,杀死戴渊后,退回武昌。晋元帝企图摆脱王氏的控制,但却进一步被胁迫,终于在这一年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号晋明帝,王导继续辅政。324年,王敦再次起兵攻健康,被晋军击败,王敦病死。

324年,晋明帝病死,只有5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号晋成帝,外戚庾亮任中书令与王导一起辅政。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挤王导,并培植自己的势力。327年,历阳(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和寿春(安徽寿县)镇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发动叛乱。329年,荆州刺史陶侃率兵平定叛乱,王导再度执政,庾亮逃到浔阳(江西九江),庾氏势力北移。339年,丞相王导病故。王导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连续辅佐三代帝皇,但却“仓无储谷,衣不重帛”。在王敦发动的两次叛乱中,王导采取“宁为忠臣死,不为无赖生”的态度维护帝室,表现了其独特的历史态度。

 347年,荆州刺史桓温率军入蜀灭成汉。354年,桓温率步骑四万北伐,在白鹿原(陕西西安东)与前秦军战不利,退至襄阳(湖北襄樊)。2年后,桓温再次北伐,收复洛阳。不久,桓温上书晋哀帝,请迁都洛阳,遭到朝议否决。369年,桓温北伐前燕 ,被燕秦联军击败,已收复的失地逐步被前秦占领。372年,晋简文帝死,太子司马代立,号孝武帝。次年,桓温死,谢安辅政。383年,前秦苻坚亲率大军80多万攻晋。东晋派征讨大都督谢石、前锋都督谢玄带兵8万在淝水(安徽东淝河)一带迎敌。双方兵力悬殊,但秦军将领矛盾重重,晋军趁秦军还没完全集结的机会渡过淝水袭击秦军,秦军大败,苻坚退到长安时只剩下10余万人。晋军趁前秦败军之机北伐,再次收复河南大片土地,大将刘牢之北上到达邺城(河北磁县东南)。

385年,谢安死,皇弟司马道子和其子司马元显辅政专权。他们擅权纳贿,扰乱朝政。398年,桓温的儿子桓玄和镇将王恭等起兵反对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征集诸镇“免奴为客”的人充当兵役,引起民众的不满。琅邪(山东临沂北)人孙恩趁机率兵起义。孙恩信奉五斗米道,曾追随其叔孙泰密谋反晋,后因事泄,孙泰被杀,孙恩流亡翁州(浙江舟山群岛)。399年,孙恩率百余人从海岛攻上虞(浙江上虞)、会稽(浙江绍兴),发展至数万人。南方民众遭受压迫盘剥深重,反抗性极大,不到十天,郡县响应,又迅速发展至几十万人。起义军攻杀晋官吏,郡县官兵望风披靡。但起义军没有严密的组织,很快就被谢琰、刘牢之率军击败,孙恩退回海岛。以后孙恩又多次登陆攻击晋军。402年,孙恩第五次登陆进攻临海(浙江临海),兵败投水自杀。孙恩死后,卢循继续率领义军战斗。404年,义军攻陷广州。410年,起义军10多万人逼近健康,晋军顽强抵抗,刘裕率军击败卢循。次年,卢循在交州龙编(越南慈山)被交州刺史杜慧度击败,投水而死。

孙恩、卢循领导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晋的统治,起兵反叛的桓玄也趁机在上游夺取了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402年,桓玄攻入健康,杀死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独揽朝政。404四年,桓玄废掉晋安帝,自己称帝,国号楚。正当桓玄为登上帝位而庆幸的时候,刘裕率军攻入健康。不久,晋兵杀死桓玄,灭桓氏一族。420年,刘裕以禅让礼废晋恭帝,建立宋朝,北朝自此起,东晋亡。

西晋灭亡,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北方领土先后建立起许多小国。

成、汉——301年,益州地区流民起义,氐族首领李特被推举为领导人。李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先后占据广汉(四川成都平原以东)、少城(四川成都)。303年,李特被晋将罗尚联络豪强势力攻杀,义军余部由部将李流和李特子李雄率领。304年,李雄在成都号称成都王,两年后称皇帝,国号大成。李雄在位30年,刑政宽和,轻徭薄赋,战事稀少,是当时乱世的乐土。李雄死后,皇族内讧,国政渐乱,改国号为汉。347年,东晋桓温北伐灭汉。

汉、前赵、后赵、魏——304年,匈奴族首领刘渊起兵在左国城称汉王。308年,刘渊自称皇帝,定都平阳(山西临汾)。刘渊致力灭晋,多次率军攻略晋地。310年,刘渊死,子刘聪继位。316年,刘聪谴刘曜攻陷长安,灭西晋。318年,刘聪死,国内大乱,分裂为两大势力。刘曜趁机灭汉,自立为皇帝,国号赵,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为前赵。319年,刘渊时部将羯族人石勒自称赵王,建都襄国(河北邢台),历史上称为后赵。此后,两国频繁交战。328年,两国会战洛阳,石勒俘获刘曜,后赵灭前赵。333年,石勒死,侄石虎杀死石勒所有的儿子,夺取帝位。349年,石虎养子汉族人冉闵趁石虎死去的机会发动政变,建立魏国。352年,魏亡于前燕。

前燕、后燕、南燕、北燕——337年,占据辽河流域的鲜卑族首领慕容皝建立前燕,并逐步成为东北方强大的国家。352年,前燕灭魏。369年,东晋桓温攻燕,燕谴使向前秦求救。次年,前秦苻坚以援燕为名发兵灭燕。前燕灭亡后,在旧境内先后又建立起后燕、南燕、北燕3个小国。407年,高佝丽人高云灭后燕。410年,东晋刘裕北伐灭南燕。436年,北魏灭北燕。

前秦、后秦、西秦、夏——351年,占据关中的氐族首领苻健在长安(陕西西安)称帝,建立前秦。357年,侄苻坚杀死苻健的继位人苻生,取得帝位。苻坚重用汉族士人王猛等,实行清明政治,休息民力,国力渐强。370年,前秦灭燕。373年,前秦攻取东晋蜀地。376年,灭前凉,占有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广大地区。苻坚意欲统一全国,率大军80多万大举伐晋。两军在淝水遭遇,秦军大败。淝水一战,大大地消耗了前秦的军力,也决定了南北对立局面的形成。淝水之战后,在黄河中游地带又先后建立起3个小国。384年,羌族首领姚苌据北地(陕西富平)建立后秦。次年,后秦军围五将山(陕西扶风西北),俘苻坚。不久,苻坚被姚苌杀死 。385年,鲜卑族首领乞伏国仁据陇西建立西秦。394年,西秦灭前秦。407年,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在河套平原以南建立夏。417年,东晋刘裕北伐灭后秦。431年,夏灭西秦。也就在这一年,魏的属国吐谷浑灭夏。

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301年,汉人张轨任凉州刺使。西晋动乱时,很多汉人到凉州避乱。后来,张轨的子孙建立前凉,376年,亡于前秦。386年,氐族人吕光再度占领凉州,在姑臧(甘肃武威)建立后凉。此外,还有鲜卑族酋长秃发乌孤在金城(甘肃皋兰)建立的南凉、匈奴族酋长沮渠蒙逊在张掖建立的的北凉、汉族人李暠在敦煌建立的西凉等。后来,这些小国都在混战中相继灭亡。

在十六国混战的后期,鲜卑族首领拓拔珪建立的北魏迅速兴起,不久便基本完成北部地区的统一,结束十六国时期的混乱局面。


第三节  南朝和北朝的并立

东晋没有完成统一的大业,刘裕却在东晋的基础上建立起宋朝。从东晋结束到隋灭陈的百多年间,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历史上把这4个朝代的发展统称为南朝。十六国的后期,鲜卑族拓拔氏建立北魏并逐步统一北方,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发展为北齐,西魏发展为北周,历史上又把这5个朝代的更替称为北朝。南朝和北朝的并立达100多年,到隋重归统一。

南朝共169年,历宋、齐、梁、陈4个朝代。

宋朝(420年——479年)

420年,刘裕逼晋恭帝退位,自立为皇帝,建立宋朝。刘裕出身低微,少时家境贫寒,靠卖鞋为活。后来从军在刘牢之部下任下级军官,参加镇压孙恩、卢循起义。由于英勇善战,逐步建立威望。桓玄篡晋,他被众人推为盟主起兵攻杀桓玄,恢复晋安帝皇帝称号。408年,晋安帝封刘裕为侍中、录尚书事。410年,刘裕北伐灭南燕。413年,刘裕推行“土断法”,使从北方流亡来的士民能与南方土著享受同等的待遇,就所居地谋生。417年,刘裕灭后秦。419年,刘裕被晋恭帝晋为宋王。刘裕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使他能轻而易举的夺取了帝位。422年,宋武帝(刘裕)死,太子刘义符继位,号少帝。424年,大臣徐羡之、傅亮谋杀少帝,拥立宜都王刘义隆为帝,号宋文帝。宋文帝即位不久,便下旨诛杀徐羡之、傅亮等,并整饬吏治,国力渐强。当时,北魏已基本统一北方,魏太武帝治理下的北魏也正当强盛时期,南北君主都想统一全国。

450年,魏太武帝亲率十万大军攻宋,围宋悬瓠(河南汝南),久攻不下,退兵平城(山西大同)。接着,宋武帝征集大军分路北伐,魏集中优势兵力号称百万迎战。宋军进兵滑台(河南滑县东),被魏主力击败,宋军损失惨重。魏乘胜南下,扬言渡过长江,但宋军坚守城池,沿长江严密防守。正在这时,魏太武帝染病,魏军掳掠徐、冀等六州北还。经过此次战役后,两国君主都发生变故,魏太武帝被宦官杀死,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为帝,两国长期罢兵。453年,宋武陵王刘骏起兵杀死刘劭,刘骏即皇帝位,号宋武帝。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宋武帝派出亲信到各地监视,造成地方与皇帝、皇帝与皇族之间的猜忌,互相残杀。宋明帝后,内乱更剧烈,国力衰弱。南兰陵(江苏常州西北)人萧道成在内乱中逐渐形成势力,任中领军将军,独掌朝廷兵权。479年,萧道成废宋顺帝,自立为皇帝,称为齐高帝。

齐(479年——502年)

齐高帝身历宋末内乱,深感皇族骨肉相残和为政苛暴的危害。他注意减免拖欠的租税,限制王族聚敛和提倡节俭。他常说“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但在位只有4年就死了。临死时告诫太子萧赜要深深记住刘氏骨肉相残的教训。齐武帝在位11年,能按齐高帝的遗嘱去做,政治基本清明。齐魏之间互派使者访问,战事很少。齐明帝以后,重蹈宋末之辙,皇族相互杀戮,朝廷内乱。501年,雍州刺史萧衍攻入健康。次年,萧衍被封为相国、梁公,再晋爵梁王。就在这一年,齐和帝下诏禅位梁王,萧衍即皇帝位,称为梁武帝,建立梁朝。

梁(502年——557年)

萧衍与萧道成同是南兰陵人,与文士沈约、谢眺等交往,号“竟陵八友”。498年,萧衍任齐雍州(河南洛阳东北)刺史。梁朝建立后,梁武帝在位时间48年。在位期间,曾以扩大州县,增设官吏,放松对官吏的约束等办法以求得士族的广泛支持,因而也使官僚阶层扩大和贪污聚敛成风,加重了对民众的剥削。505年,梁趁北魏内乱伐魏,因暴风雨军队溃散。507年,魏几十万大军围攻钟离(安徽凤阳),梁武帝派豫州刺史韦睿救援,大败魏军。514年,梁征集20万人筑浮山堰(安徽嘉山北),企图蓄淮水淹魏寿阳城(安徽寿县),因淮水暴涨,浮山堰崩溃,淮水两岸10多万人漂流入海。548年,东魏将领侯景叛乱,兵败后入寇梁。次年,侯景攻克健康,梁武帝被困饿死。侯景纵兵大掠,江南大片土地遭受洗劫破坏。552年,侯景被梁武帝子萧绎击败,萧绎在江陵即皇帝位,称为梁元帝。此后,梁皇族争夺皇位内乱。557年,梁敬帝在建康禅位陈霸先,陈朝建立,陈霸先称为陈武帝。

陈(557年——589年)

梁末侯景叛乱,549年,陈霸先在广州起兵讨侯景。555年,陈霸先在健康拥立梁敬帝,2年后取而代之。陈历武帝、文帝、废帝、宣帝4代共25年,国内基本安定,经济文化逐渐恢复。582年,陈叔宝即位,称为陈后主。陈后主腐化享乐,不理朝政。他大造宫室,经常与妃嫔狎客饮宴赋诗通宵达旦,甚至听到隋兵南渡长江的消息也一概不理。589年,隋兵攻入健康,俘陈后主,陈亡。

北朝从北魏起,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又分别经北齐、北周,共195年。

北魏(386年——534年)

西晋末期,鲜卑族首领拓拔猗卢被西晋封为代王,建立代国,后来被前秦攻灭。386年,拓拔珪在牛川(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恢复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 ,史称北魏。398年,拓拔珪迁都平城(山西大同),正式称皇帝,号魏道武帝。魏军事上的扩张,迅速占有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为适应对汉族的统治,魏逐步改变游牧生活习俗,采取务农息民、重用汉士族、建立官制礼律等策略,并着力进行统一北方的战争。魏先后灭夏、后燕、北凉等国,完成了北部地区的统一,结束了西晋灭亡后十六国纷争的局面。449年,魏太武帝率兵击败北方的柔然,稳定北方边境。次年,魏太武帝亲率大军攻宋意欲统一南方。魏宋大战,双方损失惨重。此后,北魏基本结束对外战争,逐渐由盛转衰。

493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禁胡服胡语,将鲜卑族的拓拔姓改为汉族的元姓,企图在同化汉族的同时,在意识上取得汉族人的认同。迁都洛阳后,魏又多次发动对南朝的进攻。经过几次战争后,魏国力更衰弱,加上贪官污吏剥夺成风,民众遭受沉重压迫,魏开始进入内乱时期。523年,怀荒镇(河北张北)等6个边镇的士兵不能忍受镇将的统治举行起义、沃野镇(内蒙古五原东北)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起义。次年,秦州(甘肃天水市)羌族人万俟念生起义。525年,柔玄镇(内蒙古兴和西北)人杜洛周起义。此后,各地各民族的起义频繁爆发,魏内乱加剧,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个国家。

东魏(534年——550年)北齐(550年——577年)

高欢是渤海蓨(河北景县东)人,初任边镇小官吏,曾参加破六韩拔陵起义,后投靠魏将尔朱荣镇压义军,逐步形成势力集团。532年,高欢攻入洛阳,拥立平阳王元脩为魏孝武帝,自为丞相,独专朝政大权。534年,高欢逼走魏孝武帝,另立孝静帝,并迁都邺城(河北磁县南),东魏建立。537年,东魏出兵西魏, 在沙苑(陕西大荔南)战败,损失将士8万。534年,东魏西魏在邙山(河南洛阳北)交战,高欢战败,双方损失惨重。547年,高欢死,子高洋于550年废魏孝静帝,建立北齐。

北齐建立后,齐文宣帝高洋节制贪污,制定齐律,简省州县,清查民户,使国内政治得到改善。555年,齐征集民工180万修筑长城3,000余里。559年,齐文宣帝死,后任的几朝皇帝昏庸暴乱,国力渐衰。576年,周武帝率军攻下晋阳(山西太原)。次年,周军攻克邺城,北齐灭亡。

西魏(535年——557年)北周(557年——581年)

534年,高欢在洛阳逼走魏孝武帝,拥立魏孝静帝并迁都邺,建立东魏。魏孝武帝逃奔占据关西的宇文泰,定都长安,宇文泰被任为尚书令,把持朝政,历史上称这一政权为西魏。宇文泰是代郡武川(内蒙古武川西)鲜卑人,早年任边镇小军官,参加六镇起义,后来依附魏将贺拔岳,入关中镇压义军。贺拔岳死后,宇文泰被推举为帅,占有关中。535年,宇文泰杀死魏孝静帝,立魏文帝。宇文泰实施整顿吏治、制定计帐和户籍制度、兴办屯田等改革,国力渐强。

557年,宇文泰子宇文觉灭西魏,建立周朝。周初期,宇文氏内部明争暗斗,政局不稳,直到572年,周武帝宇文邕除掉族兄宇文护后,政局才稳定下来。周武帝在位时,惩治贪污,释放奴婢,禁断佛道二教,政治和经济都得到较大的发展,国力进一步加强。577年,周灭北齐,完成了北方的统一。578年,周武帝死,周宣帝继位。周宣帝娶贵族隋国公杨坚的女儿做皇后。580年,周宣帝死,他的儿子宇文阐只有8 岁,杨坚以后父身份入朝辅 政。581年,杨坚废宇文阐自立为帝,建立隋朝。 


第四节 黄河流域大破坏,长江流域进一步开发

     —— 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经济

    

东汉末和三国时期经长期的战乱,到西晋时全国复归统一,社会得到安定,经济逐步恢复。但西晋社会的安定只是短暂的,“八王之乱”和随后的十六国混战,黄河流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东晋建立后,大批北方民众南移,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长江流域的进一步开发。南北朝时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战争减少,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西晋政权建立后,社会重新统一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公元268年,晋武帝下诏改典农官(管理屯田的官员)为郡县官,着手改革屯田制度。280年,正式废除三国以来的屯田制,确立占田、课田制。西晋政府规定,16岁至60岁的男女为正丁,13岁至15岁及60岁至65岁的男女为次丁,12岁以下、66岁以上的为老小。男正丁占田70亩,课田50亩;女正丁占田30亩,课田20亩。次丁男的课田按正丁男的数目折半,次丁女和老小则不用缴交课田租税。课田租税规定每亩米8升。西晋政府还制定户调法,每户每年缴交绢3匹、绵3斤。此外,西晋政府给官僚阶层以优厚的待遇,颁布品官占田荫客制。一品官占田50顷,依次每品官递减5顷,九品官也可占田10顷。他们还可以按官品位的大小庇荫亲属和农户,让这些人成为他们的依附民。经过采取这些措施,西晋的封建经济秩序重新确立,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人口也有较大的增长。据282年统计,西晋有户数377万户,人口达2,000多万。

“八王之乱”后,社会经济逐步陷入破坏。到了十六国时期,北方广大地区战乱频繁,黄河流域进一步遭受大破坏。那时侯,历来富饶的洛阳一带也有许多荒芜的农田,洛阳、长安等大都市都遭到多次洗劫,商业萧条,人口也减少了。十六国时期也有一些国家实行改革,使部分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成国(占据蜀地)李雄统治时境内出现“事少役稀,百姓富实”的景象,前秦苻坚统治时“关陇清曼,百姓丰乐”,这些记载有较大的夸张成分,从整体上来说,黄河流域的经济是处于大破坏和倒退之中。

十六国时期形成一种特殊经济形式——“坞壁经济”。西晋灭亡后,少数族在北方纷纷建立起小政权,许多官吏和大族逃亡南方。那些留下来的官吏和大族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将自己的宗族、佃客和武卫组织起来,并筑起坞壁,实行自主治理,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经济——坞壁经济。十六国大乱时,汉人就用坞壁来自卫。这种经济形式直到隋统一后才逐步减弱。

北魏建立后,北方领土逐步统一,社会比十六国时期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北魏政府十分重视农业,473年,魏孝文帝下诏令各郡县“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终身不仕”。北魏中期,农业在恢复中回升。那时侯,黄河中下游的许多荒地都得到重新开垦,十六国时期几乎绝迹的水碾、水碓又在各地陆续出现,农民也进一步注重精耕细作,提高生产技术。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的手工业和商业也逐步繁荣起来。洛阳城郊内外都聚集了许多手工业户,酿酒业、造纸业都很有规模。《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的商贸说“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来往洛阳的商人确实很多。洛阳城南的“四夷馆”是繁荣的商业区,住在那里经商的外地人就有一万多户。那时侯,洛阳的户口已达11万户50多万人。北朝时期的冶铁业也相当发达,相州牵口冶(河南安阳水冶)用水力炼铁,技术水平较高,出产的兵器很有名。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寺院遍地,北魏时全国有寺院3万多所,北齐更超过4万所,僧尼最多的时候达二三百万人。这些寺院受历朝皇帝提倡保护,“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的还有武装保护财产,形成了北朝时期的“寺院经济”,它在当时的经济成分里占有较大的比重。北周时长安中兴寺有稻田百顷,梨、枣等果树无数,拥有巨额财产。

与十六国时期北方经济的大破坏相反,东晋的建立,促进了长江流域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三国时期,吴国已对江南经济有初步的开发。西晋灭亡后,大批民众逃亡南方,既为南方带来大批的劳动力,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西晋中期,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还相当落后。那时侯,许多地方还使用火耕水耨法。农民放火烧去田里的杂草灌水种稻,当草和稻长到七八寸时一齐割去,再放水灌田让草死稻长,产量很低。东晋建立后,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区种法、施肥法等迅速传入,粮食产量得到较大的提高。东晋和南朝都重视兴修水利。东晋时,曲阿(江苏丹阳)新丰堰、乌程(浙江吴兴)荻塘溉田都达千顷。南朝时的芍陂(在安徽寿县)溉田万顷,六门堰(在河南邓县)溉田达3万顷。东晋和南朝时期还开垦了许多荒地,扩大了农业生产的规模,洞庭、鄱阳、太湖流域等变成江南的粮仓。农业的发展加上东晋南朝士族制度的影响,江南农村出现了许多大地主的田庄。士族依靠政治力量兼并土地,占夺人口,拥有资产无数。江南大族孔灵符的庄园在永兴(浙江萧山),周围33里,水陆田265顷,还有果园9处。

东晋南朝时期的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冶铁和造纸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春秋前期我国已能炼制熟铁、生铁,但由于熟铁太柔,生铁脆硬,多用作生活用具或生产工具,未能应用于制作兵器。春秋后期,《吴越春秋》已有较为原始的渗碳钢炼制方法的记载,干将和莫邪夫妇剪指甲和头发投入熔炉炼制宝剑。到了西汉,渗碳钢的炼制技术大量推广,钢铁武器取代了青铜武器。南朝时发明“杂炼生鍒法”,就是将生铁和熟铁混合炼制钢铁。这种办法炼制简单,又可以大量生产。用这种办法生产出来的钢铁大量应用于制作兵器和生产工具。南朝时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是会稽郡,剡县(浙江嵊县)生产的兵器很出名。东晋和南朝的造纸业在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上都有较大的进步。剡溪(浙江四明)一带盛产藤,用藤皮造的纸质地极佳。除了藤纸外,还有桑纸、麻纸。麻纸十分精美,专供书法家使用,王羲之一次就赠送谢安麻纸9万张。东晋末时,纸张的生产已能大量供应,东晋政府下令废除竹简,从此纸的使用完全取代竹简。此外,纺织业、制瓷业和造船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制瓷技术已日臻成熟,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青瓷,茶具、酒具等日常用品大多都是青瓷制作。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健康是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来往客商不计其数,“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健康城东西长各40里,梁时城中有28万户超过100万人,大小商肆鳞次栉比。广州是对外通商的门户,天竺(印度)、波斯(伊朗)、狮子国(斯里兰卡)以及南洋诸国经常通过广州来进行商贸交易。当时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的说法,这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足见广州商贸的繁盛。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的繁荣又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和造船业的进步。那时侯,江南稠密的自然河道形成纵横交错的交通水道,江陵成为上下南北的交通枢纽。造船业也发达起来,三国时吴国已能造可载六七百人,载容量达万斛的大船。南朝时造船技术又进了一大步,载容量达到2万斛。这些都为隋唐经济的高度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五节  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的文化

两晋到南北朝基本上是一个动乱的年代,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带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有许多方面又是卓有成就的。玄学思想、清谈之风、道教和佛教的兴盛都深含着时代的特色。文学、史学、科学和艺术等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些都构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

魏晋时期政治斗争的凶险,使一部分士大夫阶层产生逃避现实的思想,兴起了玄学和清谈之风。玄学以《庄子》、《老子》、《周易》为经典,吸收和发挥“虚无”、“无为”的观点,把它改造成为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理论。魏时王弼作《庄子注》、《老子注》、《周易略例》,被看作是玄学的创始人。玄学又被清谈家作为谈论辩驳的内容,并在士大夫阶层形成一种风气。阮籍、嵇康、山涛、刘伶、向秀、王戎、阮咸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清谈家。他们反对礼教,蔑视权贵,经常聚集在山阳(河南修武)的竹林山水中喝酒清谈,被称为“竹林七贤”,他们的著作有些又是杰出的文学作品。向秀和郭象是西晋著名的清谈家,清谈名士王衍称郭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玄学清谈到西晋末逐步衰落,到东晋时已变成虚语空言,甚至有人说是“清谈误国”。

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佛教都发展起来。道教始于东汉,有明确的教义和严密的组织,如张角的太平道、张鲁的五斗米道。道教也散见于民间或士大夫甚至某些思想家中。西晋时期,道教已在原始教义的基础上有了发展,所宗奉的最高神已由传说的五帝演变成上帝。东晋初年,思想家、医药学家葛洪又参合儒道重新解释教义,主张“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大力提倡采药炼丹、养生延年之术,道教更适合士大夫官僚阶层的需要。北朝嵩山道士寇谦之提倡简化求功德的方法,男女信徒只要在家立坛朝夕礼拜便可,不一定出家。南朝道教徒、医药学家陶弘景总结前人研究道教成果并吸取佛教的一些教义,编撰成道教经典《真诰》20卷,大大地丰富了道教的内容。

西晋的佛教比东汉、三国更为广泛传播,洛阳、长安两地就有寺院180所,僧尼3,700人。到北齐时寺院更多,单齐境内就有佛寺4万多所,僧尼超过200万人。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竹法护译经最多。他游学西域诸国,通36国语言,译出《光赞般若经》等154部309卷经文。东晋僧人慧远在庐山传大、小乘教,后来又创立净土宗,使庐山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与慧远同时的还有名僧人法显,他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诸国,后来又到天竺、狮子国(锡兰)等,前后经历30多个国家,除带回大量的佛经外,还写成《佛国记》,记载西方诸国的情形。十六国时期,还有不少西方来的高僧到内地传教,著名的有西域来的高僧佛图澄、祖籍天竺的龟兹(新疆库车)人鸠摩罗什等。南朝时梁武帝提倡佛教,甚至把佛教定为国教,并大力兴建佛寺。

佛教的兴盛,引起了儒、道的不满,也带来诸如大量生产人员出家、国家赋税减少等社会问题。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产生教别、派别的激烈论争,甚至上升为政治斗争。446年,魏太武帝烧佛经杀僧人大规模灭佛。577年,周武帝经过亲自与儒、道、佛各派人物长时间的论争后,宣布灭佛道两教,令和尚道士还俗。但随着后来这些政治人物的消失,佛道两教又很快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两晋南北朝时期有较多的文学流派,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西晋武帝太康年间形成“太康文学”,代表作家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这一文学派别“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刘勰《文心雕龙》),即作家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形式的华美,内容则比建安、正始时期贫弱。南北朝时期出现以“大谢”(谢灵运)、“小谢”(谢朓)著称的“山水诗派”。他们以描写山水见长 ,对后起的唐代山水诗人有很大的影响。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形成又一文学派别——永明体,代表人物是沈约、谢朓和王融。沈约在总结前人声韵学的基础上著《四声谱》,从此才有四声(上、平、去、入)的名称。“永明体”讲求声律对仗,推动了诗歌走向格律化。

除形成较多的文学流派外,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众多的著名作家和作品。总结性的文学著述有陆机的《文赋》(讨论为文之道)、萧统的《文选》(精选的文学总集)、钟嵘的《诗品》(五言古诗的总结)、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学的讨论和总结)。独树一帜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归去来辞》、《归田园居》、《桃花源记》是他的代表作。范缜的《神灭论》宣扬唯物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告诫处世良训,李密的《陈情表》言辞恳切,无名氏作的优美牧歌《敕勒歌》和塑造一个光辉妇女形象的《木兰诗》,这些都对后世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也颇有成就。西晋人司马彪撰编年史《续汉书》,较为完整地记述东汉史事。西晋灭吴后,巴西安汉(四川南充)人陈寿用10年时间写成《三国志》,记述魏、蜀、吴三国史事。该书是唯一记述三国史事而又保全于今的历史著作。南朝宋顺阳(河南淅川)人范晔撰《后汉书》。在总结前人记述东晋史事的基础上,范晔博取众长“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后来,史家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称为“四史”,认为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作。此外,南朝还有宋的沈约撰写《宋书》、梁的萧子显撰写《南齐书》,分别记述宋、齐史事。

数学、天文历法学、医学、地理学和农业科学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都有显著成就。祖冲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他是范阳遒县(河北涞水)人,后来迁居南方,任地方官吏。南朝宋齐年间,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在世界上首次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第7位。他还精确地推算出回归年的准确时间为365.24281481日,与现代天文学测得的实际时间只差46秒,并首次利用“岁差”编定较为准确的《大明历》。祖冲之编写的《缀学》后来被唐朝定为数学课本,学习期限为四年。

西晋太医王叔和总结前人的脉学理论编写成《脉经》一书 ,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系统地论述脉学的著作。 西晋还产生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作者是安定朝那(甘肃灵台)人皇甫谧 。该书后来成为唐代太医署的教材,并东传日本、朝鲜,现在还被翻译成英文流传到世界各地。

北魏范阳涿鹿(河北涿县)人郦道元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他在研究《水经》(三国时的地理著作)的 基础上写成《水经注》,记述水道1,252条 ,并详细记述水道的地理位置、土壤、植被、水文和气候等。《水经注》是我国六世纪前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北魏时农学家贾思勰著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 》。该书内容广泛 ,既有耕作、种子、施肥等栽培技术,也有蔬菜、果树、畜牧、农产品加工等分类研究,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北魏以前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知识和经验。

两晋南北朝的艺术在书法和绘画两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代表人物分别是王羲之和顾恺之。书法到西晋时已是一门很受重视的艺术,西晋武帝设立书法博士教授生员,学习钟繇(三国时魏著名的书法家)真书。东晋时,琅邪(山东临沂)人王羲之擅长楷书、行书、草书,并创出俊逸流利的新书风。钟繇的真书还带有隶书的痕迹,王羲之的书体完全自立,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被后人尊为“书圣”,作品有《兰亭序》等。北朝时期流行一种汉晋的隶书变体,字体结构严谨,书风气魄雄厚。北魏时常用这一类字体书写墓碑,又被称为“魏碑”,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郑道昭。晋陵无锡(江苏无锡)人顾恺之善绘画,他的人物画一反汉魏古拙的作风,特别注重人物画的点睛传神 ,相传《女史箴图》是他的真迹。顾恺之还有《论画》,讨论作画方法。此外,宗炳的山水画、顾景秀的虫鸟画、王填的美女画在当时都很有名。

随着佛教的兴盛,促进了佛像、佛塔、佛寺和佛窟等佛教艺术的发展。东晋雕塑家戴逵善于雕刻和铸造佛像。他曾铸出身高丈六的木佛像,由于采用旧法雕刻较为朴拙,不能引起人的敬心。他暗坐帐幕中细听人们的评述,用三年时间造成新像,令人敬服。北魏时在嵩山南麓建成我国现存最古的高层建筑——嵩岳寺塔。该塔高41米,平面呈12角形,至今仍然屹立。495年,北魏孝文帝在嵩山(河南登封)为天竺僧人跋陀建造少林寺传经,其建筑群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两晋南北朝时期还开凿了大量的佛窟 ,较为著名的有敦煌石窟(又叫千佛洞,在甘肃敦煌鸣沙山)、云岗石窟(山西大同武州山)和龙门石窟(洛阳龙门山)。据说敦煌石窟的莫高窟是名僧乐尊于公元366年开凿的,以后历代都有造作。现存的洞窟有492个,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100多尊。460年,魏文成帝命名僧昙曜督造云岗石窟,加上历代续作现存洞窟53个,大小佛像5.1万尊。第二十窟雕刻的大露佛高13.7米,慈祥雄伟,是云岗石窟的代表作。龙门石窟规模更大,艺术更精细。现存佛洞1,352个,佛像近10万尊。   


第六章  隋的统一和繁荣

  

第一节 国家重新统一——隋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黄河流域经五胡十六国大乱后,北魏统一中国北部地区,但不久又分裂为东魏、西魏,又发展为北齐、北周。公元577年,周武帝灭北齐,重新统一北方,南北统一的基本条件渐趋成熟。

杨坚出身北周贵族,承袭父亲隋国公的爵位,女儿嫁给周宣帝做皇后后,擢升为上柱国大司马。周宣帝死后,他以后父的身份入主朝政,独揽大权。580年,相州(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起兵反杨,青州(山东益都)、郧州(河北郧县)等多个地方响应,被杨坚击败。周赵王宇文招等也密谋杀杨坚,事泄被杀。杨坚晋爵隋王。在消灭各种反杨势力后,581年,杨坚逼周静帝下禅让诏书,建立隋朝。次年,隋建大兴城(陕西西安)为国都。

杨坚称帝(隋文帝)后便着手统一战争。当时,北方的突厥经常侵犯边境,对隋构成威胁。583年,隋文帝命杨爽为元帅,分兵八路攻突厥,击败沙钵略部和阿波部,后来沙钵略部和阿波部内讧,突厥削弱。在稳定北部边境后,隋文帝作灭陈的准备。587年,他派兵灭掉占据江陵的后梁。次年,隋文帝命杨广等率大军51万分八路灭陈。出兵之前,隋文帝作好充分的舆论准备,单是散发到江南宣布陈后主罪恶的诏书就有30多万份。589年,隋军攻入健康,俘陈后主,陈亡。自此,从西晋灭亡到南北朝对立分裂270多年的局面结束,中国复归统一,这是隋在历史上的重大贡献。

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实施政治和经济改革,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发展。隋政权是在北周鲜卑政权基础上建立的,隋政权实际上是汉族政权的恢复。因此,隋文帝首要的改革是恢复汉族传统的中央官制和地方政制。隋文帝在中央推行“五省六部”官制,设尚书、门下、内史(中书)、秘书和内侍(宦官)五省,尚书省还设吏部、兵部、礼部、刑部和工部等六部,每部设尚书一人,管理各种政务。此外,还有三师、三公等大臣参与朝政和管理具体事务的寺、府等。为选拔各级官吏,隋还创立“科举制”。598年,隋设立“志行修谨(德行)”、“清平干济(才能)”二科,开始开科取士。以后又固定为秀才、明经、进士三科。隋的官制对后代影响很大,尤其是“六部制”、“科举制”等一直沿用到清朝。地方政制“罢郡为州”,将原来实施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并规定凡九品以上的州县官由吏部任命,本籍人不得担任本地重要官员。这些改革,既省减了冗员又削弱了地方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制。

隋文帝还对兵制和刑律进行了改革。590年,隋文帝下诏废除北朝的坊兵制,恢复府兵制。北朝时期实行坊兵制,兵士列入军籍,免除租役由国家供养,专门从事打仗。府兵制则是将兵士免除租役,编入地方户籍,平时从事生产,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战时由邻里六户供给军需。府兵制兵归于农,兵农合一,也减轻了政府的军费开支。隋文帝还颁布《开皇律》,减轻刑罚,减除死罪81条。不过《开皇律》也扩大了贵族和官僚的特权,七品以上的官吏犯罪可以减一等治罪,九品以上的官吏犯罪可以用铜赎罪。 

在实施政治改革的同时,隋文帝还推行均田制、确定租调徭役、置仓积谷等措施,促使封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隋继续推行北齐实施的均田制。一夫受田80亩,一妇受田40亩,这些耕地称为露田,死后露田归还政府。每个丁男还受永业田20亩,种桑或种麻,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592年,隋文帝派遣使官到全国各地推行均田制。隋政府也给贵族官僚永业田,多的达到百顷。各级官府划定公廨田,以供公用。当时,普通民众不一定都能按数得到耕地,特别是地少人多的地区,有的每丁只得20亩,甚至更少,官僚地主还是占有大量的土地。582年,隋制订新的租役法。法令规定,丁男一床(18岁到60岁为丁,夫妇为床)纳租粟3石,调绢1匹,绵3两。单丁和奴婢半折交纳。丁男每年为政府服役1个月。后来,隋政府又作了个别的调整,丁男的岁数由18改为21,力役又可以用布帛代替,叫做“庸”。随着社会的安定和均田制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新的租役法聚集了大量的实物。隋沿漕运水道修建了广通(在陕西华阴)、常平(在河南三门峡市)回洛(在河南洛阳)等大仓库存储谷物。那时侯,隋的大谷仓一个就能存储千万石,国库里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

经过隋文帝的改革,隋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隋社会从安定、发展到出现了高度的繁荣。农业的最大特征是耕地面积扩大,谷物产量增大。隋初全国耕地面积还不够2,000万顷,到隋中期猛增到5,000多万顷,这应是均田制促进对荒地开垦的结果。耕地增加,谷物的产量也增大了,加上新租役法的征集,国家建起了许多粮仓,储满了粮食。据考古发现,在洛阳附近的含嘉仓有259个粮窖,每窖可储粮几千石,现在还留下55万多斤炭化了的谷子。手工业以造桥和造船技术最为发达。赵州(河北赵县)洨河上的安济桥为隋工匠李春所造。安济桥是单孔石拱桥,跨度长37.47米,在当时是世界跨度最大的单孔石拱桥。桥的大拱上方两端又各有两个小孔,既减轻桥的重量,便于泄洪,又造型美观。隋的造船技术也相当发达,曾造战舰叫五牙,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能装下兵士800人。

隋商业的兴盛主要是商业城市的重新兴起。汉代的长安、洛阳等大都市经东汉末和十六国的大乱遭受很大的破坏。582年,隋文帝在原长安北新建大兴城为新都,面积达78平方公里,后来唐代的长安就是在大兴城的基础上改建的。604年,隋炀帝又下诏营建东都洛阳。大兴城、洛阳新城比原来的长安、洛阳规模更大,商业也更繁荣。

隋文帝在实现统一和促进社会安定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晚年放弃节俭政治、用人失当,种下了败亡的祸根。

隋文帝建国之初,在宫中提倡节俭生活,曾为隋文帝配止痢药,无法找到胡粉,找一条织成的衣领也没有。隋文帝还严惩不法官吏,一发现贪污受贿,立即处死。秦王杨俊生活奢侈,隋文帝发现后,立即勒令归第(禁闭)。到了晚年,隋文帝生活上逐渐追求享乐。593年,他令大臣杨素在岐州(陕西凤翔)营造仁寿宫,工程耗费巨大,“丁夫死者以万数”。后来,隋文帝还从长安到仁寿宫建造行宫12座。

隋文帝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杨广多次随军出征,20岁就被任命为统兵主帅,并俘获陈后主,结束统一战争,功高权重。杨广早就存有夺取太子位置的企图,他暗中勾结大臣杨素、宇文述等,让他们在隋文帝身边诋毁太子杨勇,并为他编造好话。600年,隋文帝下诏废太子杨勇,立杨广为皇太子。604年,隋文帝在仁寿宫病重,召太子杨广入殿。当时,杨广与杨素预谋处理隋文帝的身后事,被宦官将密奏误送到隋文帝那里。隋文帝大怒,令臣下召见杨勇,意欲重新废立。杨素马上告知杨广,杨广派人杀死隋文帝,登上皇帝位。这就是隋炀帝。  

  

第二节  隋炀帝的残酷统治和隋末的农民起义

隋炀帝统治时期,他滥用民力,穷奢极欲,隋文帝时积累的财富消耗净尽。隋炀帝还连年发动对高丽的战争,横征暴敛,民众苦不堪言。各地爆发大规模起义反抗,大力冲击隋的统治。一些封建官僚趁机割据混战,隋唐国公李渊起兵夺取长安,并完成兼并统一,建立唐朝。

604年,杨广暗中杀死隋文帝即皇帝位,并假托隋文帝诏书杀死原来的太子杨勇。汉王杨谅(隋文帝第五子)起兵反叛,被大臣杨素率兵击败。次年,隋炀帝迁都洛阳。

为了便于控制江南,也为尽快离开他弑父的惶恐之地,隋炀帝即皇帝位后,便作迁都的打算,下诏在原洛阳西营建洛阳新城。他要求一年内完工,工程规模巨大,督促严急,每月投入的民工就有200万人,“役丁因劳役而死者十之四五”。隋炀帝在洛阳修造了显仁宫、西苑等宫室,极尽华丽堂皇。西苑周围200里,内设人工海、假山、各式各样的亭台楼阁和奇花异石。在营建洛阳新城的同时,他还先后征发百多万民工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分成四段,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组成,沟通了北到涿郡(北京),南至余杭(杭州)的5,000余里水路交通。大运河的开凿对航运事业和经济发展都有重要贡献。

隋炀帝放纵享乐,好大喜功,耗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他多次到江都、涿郡等地游玩,第一次往江都时出动几千艘大船,10多万人,单挽船的民工就有8万人,队伍长达200多里。所过州县,都要贡献食物和礼品,隋炀帝按贡献多少来评价地方官。有时贡献的食物太多吃不了,干脆就地挖坑埋掉,有的地方官为贡献礼物竟强迫农民预交10年的租调。他还到边境游玩示威,北出榆林郡(内蒙古托克托)深入突厥,西到浩亹川(青海乐都)吐谷浑,并征集民工修筑北方的长城,前后动用兵力、民力数百万。隋炀帝出榆林郡的时候,50万大军前呼后拥,并接受突厥启民可汗的朝见,宣示隋朝的威武。这次游玩示威历时数月,耗费钱财不可计数。大臣高颎、贺若弼等人私下议论朝廷过度奢侈,被隋炀帝以诽谤朝政罪杀死。

隋炀帝还连续三次大规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611年,隋炀帝在涿郡下诏击高丽。次年,隋陆路军110多万(号称200万)自涿郡向平壤进击,水路军自东莱(山东掖县)浮海东进。隋陆军渡萨水(清川江),距平壤30里被高丽军击败,损失30万人大败而还。水军也兵败逃归,回来的只有几千人。隋炀帝大怒,又于次年出兵高丽,但因久攻辽东不下,加上国内起义爆发,不得已罢兵。614年,隋炀帝再次征集军队,由于全国已大规模爆发农民起义,军队无法按期集结,恰在此时高丽谴使乞降,隋炀帝趁机班师回到洛阳。

隋炀帝即位的十余年,全国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被迫成年累月为隋炀帝的享乐和战争服务。连年急迫的横征暴敛,迅速激化了各类矛盾,各地起义频繁爆发。

611年,邹平(山东邹平)人王薄因兵役繁重,占据长白山(在山东章丘)领导农民起义。王薄自称“知世郎”,他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明确反对对高丽的战争,号召大家起来反对隋的统治。当时的山东是隋发动对高丽战争的基地,当地人民负担着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加上当年长白山一带发生水灾,陷入死亡境地的人民只有起来反抗。起义爆发后,“避征役者多往归之”,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在王薄起义的同时,东郡韦城(河南长垣)人翟让在瓦岗(在河南滑县)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十几万人。清河漳南(河北故城)人窦建德在高鸡泊(在故城)起义。613年,章丘(山东章丘)人杜伏威在长白山起义后转战到江淮地区。当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全国起义的队伍多达120多支。616年,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击败隋主力,杀死隋大将张须陀。次年,瓦岗军攻占兴洛仓(在河南巩县)、回洛仓(在洛阳),并开仓救济贫苦农民。起义军直逼东都洛阳,发表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号召人民起来推翻隋的统治。

农民起义发展十分迅猛,起义军已遍布全国各地。616年,鄱阳(江西波阳)人林士弘率领农民义军在鄱阳湖一带重创隋军,杀死隋将刘子翊,队伍发展到十多万人。次年,林士弘据虔州(江西赣州)称皇帝,国号楚。瓦岗军占据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广大地区,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人。在瓦岗军中,贵族出身的李密逐步取得领导权。617年,李密被翟让等推举为魏公。窦建德领导的农民义军控制了整个河北。617年,窦建德在乐寿(河北献县)称长乐王。此外,还有郭子和在榆林(内蒙古托克托)称永乐王、杜伏威在历阳(安徽和县)称总管等等。

在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的同时,一些官僚也趁机而起。613年,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河南浚县)起兵反隋,率部众十余万攻洛阳。当时,隋炀帝正发动对高丽的战争,马上撤兵回救洛阳,击败杨玄感。617年,朔方(陕西横山)鹰扬郎将梁师都起兵反隋,后来与突厥联兵,据雕阴(陕西绥德)、弘化(甘肃庆阳)、延安(陕西延安)等郡称皇帝,国号梁。在这一年起兵反隋的还有马邑(山西朔县)鹰扬校尉刘武周、金城府(甘肃兰州)校尉薛举、太原留守李渊等多人,分化瓦解了隋的统治。

李渊是陇西成纪(甘肃秦安)人,出身贵族。祖父李虎为西魏八柱国之一,父亲李昞任北周安州(北京密云)总管。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曾任刺史、郡守等,隋末任太原留守。当时,农民起义纷纷爆发,群雄四起。李渊见隋朝大势已去,暗令诸子广交豪杰,预作准备,但仍未敢贸然起兵。次子李世民见父亲犹豫不决,进劝他“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617年,李渊自称大将军在太原起兵,并攻下霍邑(山西洪洞),进逼长安。李渊在进军长安途中,赈济穷乏,废除苛政,并积极争取地方豪强的支持,很快就攻占了长安。李渊没有马上打出反隋的旗号,而是在取得长安后拥立代王杨侑即皇帝位,并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称唐王、大丞相,掌握了朝政。

隋炀帝面对全国大规模的反隋局势无法收拾,但仍在江都寻欢作乐。他常对萧后说,外面有很多人想杀我,不要管他,我们快乐喝酒吧。有一次他拿镜自照,对萧后说“这样好的头颈,不知该谁来砍它”。隋炀帝自知末日不远,但还想迁都丹阳(南京),作最后的挣扎。618年,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杀死了隋炀帝,并名义上立秦王杨浩为帝,自己称大丞相,把握朝政。东都留守越王杨侗听到隋炀帝被杀的消息在洛阳称帝,号皇泰帝。

618年,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死,李渊废掉隋恭帝,自立为皇帝(唐高祖),建立唐朝,国都长安。    


第七章  强 盛 的 唐 朝

      

第一节 唐初的统一和前期的繁盛

唐政权建立后,迅速着手统一战争并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得到了安定和进一步的繁荣。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繁荣的重要标志。唐朝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当时,国内还相当混乱。长安的北部有梁师都、刘武周,东部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东南有萧铣、杜伏威、林士弘。他们各占一方,势力还十分强大,随时都可以颠覆唐朝。617年,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发生内讧,李密杀死翟让取得领导权,旧将领间互相猜疑,凝聚力大为削弱。次年,瓦岗军被王世充击败。619年,李渊派李世民率军击灭刘武周。次年,李世民再克占据洛阳的王世充、占据山东的窦建德,平定河南、山东。621年,唐将李靖击灭萧铣。次年,杜伏威、林士弘相继降唐,李建成击败刘黑闼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平定东南广大地区,全国基本统一。

隋末的农民起义瓦解了隋的残暴统治,李渊利用这一历史契机夺取天下,并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建立起强盛的唐朝。唐的政治制度基本沿袭隋,从唐高祖李渊称帝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的120多年为唐的前期。在此期间,唐政权内部曾出现几次大的政治争斗动荡,但没有波及社会,唐的政治制度基本确立,社会安定并走向高度繁荣。

全国基本统一后,唐在隋朝官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官僚架构。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长官分别称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他们共议国政,行使宰相职务。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书和审批尚书省的奏报。尚书省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负责执行中央政令。后来,唐还根据政务的变化设立相当于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翰林学士以及由宦官充当的枢密使。并向地方委派采访使、节度使、观察使等各类名目的差遣使。这些官制的设置,冲击了原有的施政系统,特别是枢密使和各类差遣使,直接削弱原有施政系统的职能,这也是唐中后期政治衰落的重要原因。

唐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州、县二级制。唐高祖李渊改隋的郡为州,行政长官由太守改称刺史。县的行政长官称县令。唐初有358州,唐玄宗时有县1,573个。州、县二级制以外,唐还把一些特殊的地方称为“府”(相当于州)。京都所在地称“京都府”,重要卫戍区称“都督府”,边疆重地称“都护府”。唐太宗时,为便于监察管理,唐还根据地理位置把全国分为十道,如关内道、河北道、江南道等。

唐的兵制沿袭隋的府兵制,中央设十二卫,每卫设大将军1人,将军2人,府兵卫士约有60多万人。此外,还在边疆要塞设立镇兵保卫边境。镇兵的来源主要是招募而来,由地方统领,唐玄宗时有镇兵近50万。

唐高祖称帝后,令刘文静等人制订新律。经过对隋朝《开皇律》的修改补充,624年,颁布《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重修律令,637年颁行《唐律》12篇,共500条。唐中宗时,长孙无忌写成《律疏》30卷,逐条解释律文。《唐律》删掉了隋末的酷刑,减省斩刑92条,其他刑罚大体也有所减轻。《唐律》的系统性也加强了,它是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在李渊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从起兵到统一天下,次子李世民发挥着重大的历史作用。长子李建成占据太子的位置,是封建世袭制的当然继承者。李建成对李世民功名日盛深感不安,与四弟李元吉联合起来,企图杀死李世民。谁将是皇位的继承人,导致皇族内部展开重大的夺权斗争,爆发了“玄武门之变”。626年,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玄武门伏兵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随后,李渊退位称太上皇,李世民自己登上皇位。

627年,唐太宗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李世民在位23年,他在初唐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注意总结历史经验,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减轻人民的负担,使战乱后的社会得到休养生息和发展,历史上称这一段政绩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身历隋末之乱,深深感知人民的力量。他以隋朝灭亡为诫,常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舟”。他注意珍惜民力,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推行节俭政治。唐太宗即位后,没有建造新的宫殿,为减少宫中开支,他一次就释放宫女3,000多人。知人善任和善于纳谏,是他施政的两大特色。他主张用人“唯才是与”。在他身边,既有出身士族的长孙无忌、房玄龄,又有出身寒微的马周、张亮等人。更值得称许的是善于使用反对过自己的人。李靖曾向隋炀帝告密,说李渊有谋反迹象。当李渊抓住李靖要杀死他的时候,李世民知道李靖是个人才便请求赦免他,并把他安排到自己军队里当官。以后李靖还成了唐太宗的重臣。唐太宗鼓励臣下直言,“事有得失,毋惜尽言”,他十分赞同魏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观点。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当时敢于直言的大臣,他们的大多数建议都被唐太宗采纳。由于唐太宗善于用人,虚心纳谏,朝政清明,四境归附,社会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和发展。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稔(大丰收),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同年,李靖率军击破突厥,并设置都督府管理。不久,又平定党项、吐谷浑等。641年,唐与吐蕃通婚,唐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

644年,唐太宗发兵击高丽,三年后再次出兵。这两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征发民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特别是督造战船,引起一些地区的骚乱。649年,唐太宗病逝,太子李治继位,号唐高宗。唐高宗统治前期,唐的旧制基本不变,社会经济保持太宗时的繁荣,历史上按高宗当时的年号“永徽”称“永徽之治”。不久,皇后武则天参与政治,逐步控制朝政。

武则天名曌 ,并州文水(山西文水)人,父亲是唐工部尚书武士彟。武则天14岁被选入宫为唐太宗才人,唐太宗死后入感业寺当尼姑。654年,唐高宗从寺中召武则天进宫。武则天“性明敏,通文史,多权谋”,大得唐高宗宠爱。655年,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唐高宗性懦弱且苦于风疾,武则天得以协助处理政事,并逐步培植势力。659年,武则天杀逐大臣长孙无忌等20多人,权势日盛。唐高宗深感帝位受威胁,意欲铲除武则天。664年,唐高宗让西台侍郎上官仪拟好废除武后的诏书,但召见武则天当面申诉时却反悔杀死上官仪,武后的权力进一步巩固。这一年是唐高宗麟德元年,史称“麟德之变”。“麟德之变”后,每当唐高宗登朝议事,武则天垂帘听政,当时他们被称为“二圣”。683年,唐高宗死 ,武则天所生第三子李显继位,称唐中宗。次年,武则天废唐中宗,立四子李旦(唐睿宗),武则天继续把持朝政。接着,武则天着手改变官制,任用侄武成嗣、武三思参与国政,并将洛阳改为神都,为夺取皇位作进一步的准备。684年,英国公徐敬业及骆宾王等以匡复唐中宗为名起兵反对武则天,但很快便被镇压。688年,唐宗室诸王再次起兵,但不堪一击,武则天趁机诛灭诸王。690年,武则天改唐国号为周,称神圣皇帝。

武则天在位期间,她注重选拔人才,任用较为清明的李昭德、狄仁杰、张柬之等为宰相,基本保持唐太宗时期的政治,社会继续发展。但武则天也任用亲属和酷吏,制造冤狱,社会政治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害。705年,82岁的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拥立太子李显复位(唐中宗),武则天也在这一年死去。武则天遗嘱“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并要唐中宗在他的墓前树起无字碑,让后人去评说,至今那无字碑仍默默地矗立墓前。

唐中宗处事优柔寡断,韦皇后趁机介入,欲重演武则天故事。710年,韦皇后于饼中进毒,杀死唐中宗。相王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起兵尽诛韦氏势力,李旦即皇帝位(唐睿宗)。712年,唐睿宗让位给李隆基(唐玄宗)。

唐玄宗即位前期,积极采取措施稳定政治和实施改革,促进了唐社会的继续发展和经济的高度繁荣,这一阶段的时间刚好是唐玄宗的年号“开元”,历史上称“开元盛世”。唐睿宗时,太平公主专权跋扈,及至玄宗即位,竟企图用羽林军入宫杀死唐玄宗。713年,唐玄宗果断杀灭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保持了政治的稳定,到此为止,唐太宗以后李氏朝廷的政治动荡才告一段落。此后,唐玄宗整顿吏治,抑制贵族,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唐社会安定繁荣进入全盛时期。不过,唐玄宗很快滋长骄奢淫逸,促进了朝政的腐败,唐社会进入了动乱的中期。


第二节 唐中叶集权政治的衰弱

唐中期从唐玄宗改元“天宝”以后,唐的繁盛逐步衰弱。接着爆发“安史之乱”、“二帝四王之乱”,唐社会形成藩镇割据,战乱频繁的局面。

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宝”。当时,社会仍十分繁盛。米价一石还不到200钱,布帛价廉,海内安富,官库谷物多不胜数。社会的发展繁盛,滋长了唐玄宗的享乐欲望,也使唐玄宗发生了厌政情绪,一些人也乘虚而入,夺权弄势,朝政腐败起来。

744年,唐玄宗得杨玉环封为贵妃,全情投入声色之中。在朝政上,他逐步依赖宦官高力士、宰相李林甫。他曾对高力士说,自已想“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李林甫善于迎合玄宗意图,怂勇玄宗奢侈享乐。他对人表面奉承,暗中陷害,排斥异已,以“口蜜腹剑”著称。752年,李林甫死,杨贵妃的兄长杨国忠继任宰相。杨国忠同样献媚唐玄宗,巧取豪夺供唐玄宗挥霍享受。他自己则营私舞弊,专横跋扈。唐玄宗的享乐、李杨的奸佞,促进了朝政的进一步腐败,并酿成了使唐朝迅速衰落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是营州柳城(辽宁锦州)混血胡人,因部族破败,逃入唐朝从军。他为人巧黠,骁勇善战,加上屡立战功,被唐玄宗任为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得到唐玄宗的信任,又被杨贵妃认为干儿子,可以自由出入宫禁。杨国忠任宰相后,对安禄山得宠大为不满,多次向唐玄宗奏报安禄山意欲谋反,与安禄山结仇。安禄山早有窥视唐室之心,他以乖巧骗取唐玄宗的信任,作好军事上的准备。755年,安禄山慌称得到唐玄宗清除杨国忠的密旨,和部将史思明率兵15万从范阳(河北涿县)起兵南下。唐军武备松弛,州县官军不堪一击。叛军很快渡过黄河,攻占荥阳(河南郑州)、洛阳。756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晚年的唐玄宗十分昏庸,他对安禄山的野心毫无戒备。安禄山称帝后挥兵直指长安。5月,叛军攻占潼关。唐玄宗十分恐慌,带着家眷仓皇逃奔成都避乱。途经马嵬驿(在陕西兴平),兵士哗变杀死杨国忠,并逼唐玄宗缢杀杨贵妃。此时唐玄宗万般无奈,宣旨传位太子李亨,西往成都。7月,李亨在灵武(宁夏灵武)尊唐玄宗为上皇天帝,自己即皇帝位,号唐肃宗。唐肃宗任灵武太守郭子仪为兵部尚书、李光弼为户部尚书,李泌为行军长史,着手聚集各地兵马抗击叛军。757年,安禄山患眼疾致盲,子安庆绪夺位杀死安禄山。当年,郭子仪率兵收复长安、洛阳和河东、河西等大批州县。安禄山死后,史思明不服安庆绪节制,759年,杀安庆绪自立为燕帝。761年,史思明又被儿子史朝义夺位杀死。经过多次内讧,叛军逐步削弱。763年,唐军围叛军于莫州(河北任丘),史朝义突围于途中自缢而死,“安史之乱”平。

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给唐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高度繁荣的经济自此一蹶不振。当时,河南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富庶的洛阳数百里“皆为丘墟”。人口也由唐玄宗天宝末年的900万户锐减到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的130万户。

“安史之乱”后,叛军投降过来的将领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分别被封为成德、幽州、魏博节度使,形成后来首先作乱的方镇——“河北三镇”。为了以方镇制方镇,唐又在各地增设方镇。方镇节度使“各拥劲卒数万,自署将吏,不供贡赋”,朝廷不能节制,藩镇割据势力逐步形成。此后,朝廷与这些藩镇节度使发生长期的斗争,较为著名的是“四王二帝之乱”。

781年,成德(河北正定一带)节度使李宝臣死,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袭位,魏博(河北大名)节度使田悦也为他上表说情,但遭到唐德宗的拒绝。当时,田悦、李惟岳连结淄青(治青州,山东益都)节度使李正已等围绕“传子制”起兵反唐。战争旷日持久,范围越来越大。782年,卢龙(河北蓟县)留后朱滔等4人结盟称王。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恒、冀团练观察史王武俊称赵王,淄青军务李纳(李正己子)称齐王。不久,怀宁(河南许昌)兼淄青等6州节度使李希烈反叛,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李希烈率军3万围襄城(河南襄城)。唐德宗调泾原(甘肃泾川)兵5,000人增援。部队途经长安,因不满赏赐哗变,涌入长安大掠宫室。唐德宗带着少数家属仓皇出奔奉天(陕西乾县)。乱军在长安拥立原泾原节度使朱泚称帝,国号大秦,并杀死唐宗室77人。784年,李希烈在汴州(河南开封)称帝,国号大楚。唐军收复长安后,唐德宗赦免除朱泚外的叛军将领,各封节度使,以妥协姑息的方式解决叛乱。后来朱泚、李希烈都死了,但藩镇割据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藩镇割据反叛时有发生。

805年,唐德宗死,太子李诵立,号唐顺宗。顺宗患中风病不能言语,垂簾宫中,由宦官奏事。顺宗当太子时的好朋友翰林待诏王伾、王叔文参与议政决事。当时,王伾、王叔文引用韦执谊为相,和朝臣柳宗元、刘禹锡等试图改革政治。他们下令减免民间捐税旧欠、减低盐价、罢免专供宫廷享乐的宫市,并宣布京兆尹李实暴敛的罪恶,把他贬往通州(四川达县)。不久,又试图夺取宦官的权力。王叔文还坚决拒绝了剑南(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兼领剑南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3州的要求。这些改革,客观上利国利民,但王叔文等均出身较低士族,唐顺宗又是一个废人,这些改革与权贵利益有很大的冲突。不到几个月,宦官俱文珍便联合反对王叔文集团的朝臣尊顺宗为太上皇,拥立太子李纯即位,号宪宗。李纯即位后,二王被贬,王伾死在任所,王叔文在任地被杀。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8人都被贬到边州当司马。这一年为顺宗永贞元年,史称“永贞革新”或“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宪宗即位后,他总结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坚决的态度对付割据势力。806年,唐宪宗平定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次年又平定镇海(江苏镇江)节度使李琦叛乱。812年,魏博镇内讧,兵士拥立田兴为留后。田兴以魏博6州地归顺朝廷,唐宪宗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并赐名为弘正。814年,彰义军(治淮西,河南汝南)节度使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立,并派兵四出掠夺。唐宪宗多次派兵征战未能克服。817年,宰相斐度自请督军淮西,韩愈为行军司马,战事取得进展。10月,大将李愬雪夜突袭蔡州(河南汝南)擒获吴元济。818年,唐宪宗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淄青镇李师道,次年杀李师道,收复淄青。至此,藩镇割据基本被消灭。

唐宪宗在位期间,致力消灭藩镇割据,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他任用朝廷直臣李绛、斐度为相,朝廷一度出现清明政治。但唐宪宗又十分宠信宦官,迷信佛道,到晚年终受其害。

唐朝宦官势力源出唐玄宗宠信高力士。“安史之乱”时,宦官李辅国拥立唐肃宗有功掌管禁军,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又拥立唐代宗。宦官还被派往军队当监军,权力很大。唐宪宗也是宦官拥立的,宦官吐突承璀、王守澄屡掌军政大权,从朝廷到地方都培植起势力。唐宪宗喜好佛道。818年,下诏求天下方士,令山人柳泌为他炼长生药。柳泌要到天台山炼药,唐宪宗还不惜封他为台州(浙江临海)刺史。819年,唐宪宗从法门寺迎取佛骨到京,王公士民争相瞻奉施舍,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唐宪宗大怒,贬韩愈为潮州(广东潮州)刺史。唐宪宗吃了道士炼的长生丹药,个性变得非常暴躁,常杀死奏事宦官。820年,宦官毒杀唐宪宗,拥立太子李恒,号唐穆宗。

唐穆宗以后,唐的政治由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斗争转向朝廷内部争斗,最后在农民起义和割据势力的打击下,唐的政权迅速没落。


第三节  唐后期宦官朋党纷争和黄巢起义

唐后期,宦官专权,朝臣结党,他们之间互相倾轧,朝政混乱,民不聊生,藩镇割据势力又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黄巢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爆发,加速了唐朝的崩溃灭亡。

820年,宦官黄守澄等趁唐宪宗病重服药毒杀唐宪宗,拥立太子李恒即位,号唐穆宗。当时,宦官掌握禁军,控制朝廷,对皇帝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朝中大臣如宰相令狐楚、裴度等都遭受排挤。诗人元稹得到宦官的推举被任为知制诰,后又任为宰相。但由于他受过宦官的推举,朝臣十分鄙视。824年,唐穆宗服长生药病死,唐敬宗继位。827年,宦官刘克明等杀死唐敬宗企图拥立唐宪宗的儿子李悟,但另一派宦官黄守澄等发兵杀死刘克明、李悟等,拥立唐穆宗子李昂,号唐文宗。

唐文宗即位后,深感宦官势力对自己的威胁。唐文宗任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御使大夫谋划消灭宦官。他们用分化各个击破的办法除去了大宦官黄守澄、陈弘志。835年,李训奏请 唐文宗预先在大明宫左金吾大厅内埋下伏兵,诡称大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诱使掌握禁军的中尉仇士良率宦官前往探视。不料,仇士良在途中发现伏兵,马上抢夺唐文宗回宫。后来他们派出禁军捕杀李训、郑注等数千官兵, 唐文宗也被幽禁而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甘露之变”后,皇帝成为傀儡,“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居住的地方,朝官办事的地方称“南司”,所以当时又有南司北司之争的说法),宰相行文书而已”。

“甘露之变”是宦官与朝官之争,唐后期朝廷争斗的另一方面是朋党之争,较为突出的是 “牛李党争”。早在808年,唐宪宗举行策试贤良方正科,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居直指陈政事,抨击宰相李吉甫,被李吉甫排斥不被重用,双方结怨甚深。李吉甫死后,其子李德裕任翰林学士。821年,李德裕揭发中书舍人李宗闵取士不公,李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后来,两党又多次对立排挤。唐文宗时,两党在朝并用,互相攻击争吵。直到848年,牛党白敏中执政,李德裕被贬死崖州(海南琼山),两党才结束长达40多年的争斗。

“ 甘露之变”后,宦官仇士良等拥立颖王李瀍,号唐武宗。唐武宗任用李德裕为宰相,并适当调整与宦官的紧张关系。842年,回鹘温没斯部入朝归顺。次年,昭义镇刘从谏死,子刘稹要求继位。唐武宗采纳李德裕的意见,用兵击败刘稹,收复昭义镇。846年,唐武宗服金丹病死,唐宣宗继位。唐宣宗在位13年,战乱相对减少,吐蕃11州士民回归,唐政府在沙州(甘肃敦煌)任张仪潮为节度使管理。唐宣宗没有吸取唐武宗服长生药致死的教训,859年,服长生药病死,宦官黄宗实等拥立唐懿宗。唐懿宗耽于享乐,不理朝政。当时的唐朝已是朝政混乱,封建割据加剧,农村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全国起义频频爆发。

江淮地区历来是唐朝赋税来源的重地,但当统治者加紧搜刮的时候当地人民遭受的剥夺愈深,压迫愈重。859年,宁国(安徽宁国)人裘甫率众在浙东起义,占领象山(浙江象山)、剡县(浙江嵊县),队伍迅速发展到3万多人。义军打开府库赈济农民,并建立农民政权,裘甫号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唐懿宗任命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带兵镇压起义。860年,王式采用“抚、剿”并用的策略,充分利用当地地主武装“土团军”和江淮一带的吐蕃人、回鹘人,向义军发动猛烈的进攻。义军在剡县展开保卫战,最后因寡不敌众,剡县失守,裘甫被捕牺牲,起义失败。

 868年,镇守桂林(广西桂林)的士兵在庞勋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早在862年,唐在徐州募兵到南方驻守,并约定3年为期。但6年过去了,唐政府要他们还要留守1年。兵士们怒不可遏,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举行起义。义军经湖南、浙西到淮南,连克宿州(安徽宿县 )、徐州和沿途大片土地,队伍发展到20万人。义军迅速发展,庞勋却自大起来。869年,唐朝廷调集大批人马围攻义军,宿州、徐州相继失守,庞勋退据蕲县(在安徽宿县 )。不久,唐军攻破蕲县庞勋战死,戍兵起义失败。          

874年,濮州(山东甄城)人盐商王仙芝率领几千人在长垣(河南长垣)起义。王仙芝发出檄文指斥唐朝“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次年,义军攻占曹州(山东曹县)、濮州。875年,曹州冤句(山东荷泽)人黄巢率领数千人响应王仙芝的起义,并加入王仙芝的队伍,义军迅速发展到几万人。876年,义军挥师西进,连克阳翟(河南禹县)郏城(河南郏县),攻取汝州(河南临汝),活捉汝州刺使王镣,大军直指洛阳。唐朝廷急忙调集大军堵截,义军随机应变挥兵南下,转战江淮地区。唐朝廷一方面派兵围追堵截,一方面通过降官王镣劝说王仙芝归顺朝廷。王仙芝经受不起高官厚禄的诱惑,接受了朝廷左神策军押衙兼监察御使的官职。黄巢等将领竭力反对,大怒之下,黄巢捉着王仙芝便打。在众人的反对下,王仙芝被逼放弃投降的念头,但是将领们的心已经离散了,黄巢率军离开王仙芝,转战河北、山东等地。878年,王仙芝在黄梅(河北黄梅)被唐军包围,义军损失5万多人,王仙芝战死。义军余部在尚让的率领下在亳州(安徽亳县)与黄巢军汇合。

黄巢与尚让汇合后,兵力发展到10万多人。义军共推黄巢为王,黄巢号冲天大将军。878年9月,黄巢攻下越州(浙江绍兴)。为避开与唐军主力正面交锋,义军在连绵起伏的山岭上开辟了一条从衢州(浙江衢县)到建州(福建建瓯)的700里山路,进入福建境内。义军迅速攻克福州。879年,义军取得广州。在攻取广州前后,黄巢曾向唐朝廷请官,唐僖宗赐给率府率(太子武官)官职,黄巢没有接受。黄巢在广州自称“起义军百万都统兼韶广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发出檄文指斥唐朝“宦官专权,纲纪败坏”。正在此时,岭南爆发瘟疫,义军“瘴疫死者什三四”。在这样的情况下,黄巢接受大家的建议决意北伐。义军编制几千只大木筏从桂州(广西桂林)出发,沿湘水到达湖南,攻克潭州(湖南长沙)。880年,义军兵临洛阳城下,守军开门出降,大军直逼长安门户——潼关。黄巢取得潼关后,长安一片混乱,唐僖宗由宦官田令孜带着500人的神策军护送仓皇逃出长安。黄巢进长安时宣告民众,要百姓“安居无恐”,“见贫者,往往施与之”。881年,黄巢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齐。

黄巢在长安建立政权后,并没有马上派兵追击唐僖宗,加上进京的几十万大军全部进入长安,带来了管理上的混乱和物资的匮乏。882年,各路唐军纷纷围攻长安。义军进京前所经过的地方夺取许多城镇,但都没有派兵驻守,没有建立地方政权,这时的大齐军变成了孤军奋战。就在这时候,大齐军驻守同州(陕西大荔)的将领朱温投降唐朝,大齐军势迅速削弱。883年,唐朝廷起用沙陀族贵族李克用。李克用率四万骑兵参战,在同州重创大齐军,并率军进逼长安。在这样的情况下,黄巢被逼率军退出长安,转战河南。884年6月,黄巢兵败,在泰山狼虎谷(山东莱芜)自刎而死。

唐末农民大起义后,黄巢建立了大齐政权,但大齐很快就败亡了。这时的唐朝,已变成宦官势力进一步加强,封建割据进一步加剧,宦官、朝官、割据势力互斗争夺这样的一个局面。唐僖宗把政事全部交给宦官田令孜,并呼田令孜为阿父。唐的州县官已变成大大小小的割据者。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朱温降唐后唐僖宗赐名全忠)、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是最强的割据者。888年,唐僖宗回到长安后病死,宦官杨复恭拥立唐昭宗。

唐昭宗在位期间,宦官刘季述把持朝政。900年,刘季述废唐昭宗,宰相崔胤杀死刘季述,唐昭宗复位。为进一步消灭宦官,903年,崔胤与朱全忠在内侍省杀死宦官几百人,并清除各地监军的宦官,唐中叶以来的宦官祸害到此才算结束。

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结束了,但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者朱全忠的控制。904年,朱全忠逼唐昭宗迁都洛阳。就在这一年,朱全忠派人杀死唐昭宗,改立13岁的李拀为帝,号唐哀帝。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梁,史称后梁,唐亡。

第四节   残唐五代十国

唐朝灭亡后,中国北方中原地区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5个朝代。与此同时,在南方和河东地区出现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等10个政权。“五代”和“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历史上称这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为“五代十国”。

  后梁(907——923)

  907年,朱温逼唐哀帝以禅让的方式在汴州(河南开封)称帝,国号梁,建立后梁政权。朱温是宋州砀山(安徽砀山)人,自幼随母做佣工,黄巢起义时加入义军队伍。大齐政权建立后,朱温任同州防御使。882年,朱温被唐军包围变节降唐,被唐僖宗赐名为全忠(后梁建立时又改名为晃)。后梁建立后,朱温曾一度改革弊政,“厉以耕桑,薄以租赋”,但朱温与占据河东的李克用是劲敌,屡次发动征战,民不堪负重。908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勖继续与后梁争夺,后梁处于弱势。后来,几个儿子争夺帝位,912年,三子朱友珪带兵入宫杀死朱温,四子朱友贞又杀死 朱友珪,自立为帝。923年,李存勖军攻入开封,后梁亡。   

  后唐(923——936)

唐末时期,沙陀族(突厥分支)人李克用镇压黄巢义军有功,被唐僖宗封为晋王。李克用占据河东与朱温长期争霸。908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勖继晋王位,继续与朱温争夺,并逐渐取得军事上的优势。923年4月,李存勖在魏州(河北大名)称帝(唐庄宗),建立后唐政权。当年10月李存勖灭后梁,12月迁都洛阳。李存勖在位期间,横征暴敛,耽于享乐,并恢复唐末的宦官制度。926年,李存勖在兵变中被人杀死,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入洛阳即皇帝位(唐明宗)。李嗣源革除唐庄宗不少敝政,减轻田税,后唐得到短暂的安定。933年,唐明宗病死,后历经闵、废二帝。936年,石敬唐在契丹的帮助下 灭后唐,建立后晋政权。

  后晋(936——947)

石敬瑭是太原(山西太原)沙陀族人。后唐时受李嗣源赏识,被招为女婿。936年,石敬瑭拒绝调任天平节度使,唐废帝发兵击石敬唐。石敬瑭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求救,并以向契丹称臣、称契丹主为父、割让幽云16州和岁贡帛30万匹等条件支持他夺取后唐政权。当时刘志远反对说“ 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并认为“许以田土 ,大为中国之患”,石敬瑭不听。契丹与石敬瑭带兵南下攻克洛阳,建立后晋政权。次年,后晋迁都开封。942年,石敬瑭病死,晋出帝继位。晋出帝主张对契丹用兵,并多次击退契丹的侵犯。946年,晋出帝意欲收复北方领土,任杜重威为元帅率兵北上。但杜重威却勾结契丹南下攻入开封,灭后晋。

   后汉(947——951) 

在契丹攻击后晋时,河东节度使刘志远保存实力,伺机建立政权。947年,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并改契丹国号为“辽”。就在这一年,刘志远在晋阳(山西太原)称帝(汉高祖),建立后汉。不久,各地群起反辽,耶律德光引兵北去,刘志远逐渐占据后晋旧地。948年,刘志远病死,汉隐帝继位。950年,汉隐帝听信谗言,杀死一批大臣,并派人到邺都(河北大名)杀留守郭威。郭威率兵攻入开封,次年在开封称帝,后汉亡。

   后周((951——960)

  郭威是邢州尧山(河北隆尧)人,年少孤贫,从军后追随石敬瑭、刘志远,后凭军功机智,后汉时任枢密使、邺都留守兼天雄军节度使。950年,汉隐帝欲除去郭威,郭威被迫起兵攻入开封。次年,郭威在开封称帝(周太祖),建立后周政权。郭威在位期间,革除弊政,奖励生产,国家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和发展。954年,郭威病死,柴荣(周世宗)继位。柴荣原是邢州龙冈(河北邢台)人,被郭威收为养子,改姓为郭。周初,柴荣任澶州节度使,后又封为晋王。柴荣在位6年,实行整肃吏治、加强集权、均定田赋、整顿禁军、限制佛教等一系列改革,并展开军事上的统一。954年,柴荣率军在高平(山西高平)击败北汉军和辽军的来犯。956年,柴荣亲征南唐,经过2年多的努力,统一了江北14州60县的土地。959年,柴荣率军北上攻辽,收复瀛州(河北河间)等地。正当计划攻取幽州(北京)时,柴荣不幸染病,退回开封后病逝,子宗训(周恭帝)当时只有9岁继承帝位。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兵变灭周,后周亡。

与中原地区五个朝代先后并立的还有十个小朝廷,它们互相争夺兼并,直到北宋初年才复归统一。

   吴(902——937) 南唐(937——975)

   闽(909——945) 楚(907——951)  

 892年,唐昭宗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逐渐占有江淮大部分地区。902年,唐昭宗为牵制朱温,封杨行密为吴王,杨行密定都扬州。905年,杨行密死,后历经三帝。吴注重保境安民,江淮地区长期战乱下的民众得到了暂时的喘息。937年,徐知诰废吴王杨溥,在金陵自立为帝。

徐知诰原名李昪,徐州(江苏徐州)人,被吴大臣徐温收为养子,改姓名为徐知诰。吴王杨渥昏庸残暴,被徐温杀死,徐温和徐知诰父子把持朝政。937年,徐知诰废吴王自立,国号大齐。三年后,徐知诰改国号为唐,并恢复原姓名李昪。徐知诰即位后以“兴利除害”为目的实行一系列改革,社会得到了安定和发展。南唐历李昪、李璟、李煜三帝。后主李煜爱好文学,但缺少治国才能。975年,宋军攻入金陵,俘获李后主,唐亡。

光州 固始(河南 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建立闽政权。893年,王潮攻占福州,唐昭宗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898年,王潮死,王审知接替其官职。909年,后梁朱温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出身贫苦,参加过黄巢农民起义。他在福建省刑罚、减赋税、立学校,并发展海上贸易,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925年,王审知死,后历经五帝,宗室经常内乱,争权夺利,国力逐渐削弱。945年,南唐攻取福州,闽亡。

马殷占据潭州(湖南长沙)。896年,唐昭宗任马殷为潭州刺史,以后逐步占有湖南全境。907年,朱温任马殷为楚王。楚国前期战争较少,生产和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后期马殷诸子争权夺利,政治内乱。951年,南唐谴兵灭楚,楚地归唐,唐亡。

  前蜀(907——925) 后蜀(934——965)

891年,王建攻占成都,自称西川留后,后逐渐占据四川全境。907年,王建即皇帝位,建立前蜀政权。王建不识字,但重视文人,以文人治国,政治较为稳定。918年,王建死,王衍继位。王衍奢侈腐败,国力渐衰,925年,南唐灭前蜀。

  南唐灭前蜀后,唐庄宗任孟知祥入蜀为剑南西川节度使。933年,后唐封孟知祥为蜀王。次年,孟知祥即皇帝位,建立后蜀政权,也在这一年,孟知祥死,孟昶继位。后蜀政权很少战乱,社会较为安定发展,但孟昶统治后期奢侈腐化。965年,宋灭后蜀。

  吴越(907——978) 南平(924——963) 

  南汉(917——971) 北汉(951——979)

临安(浙江临安)人钱镠占据太湖浙江一带。907年,朱温封钱镠为吴越王。吴越较为弱小,历代注重兴修水利和发展生产,并长期向中原小朝廷纳贡自保。978年,宋统一吴越。

907年,朱温任高季兴为荆州节度使,到任后逐步占据湖北江陵一带。924年,后唐封高季兴为南平王,在江陵建立政权。南平是十国中最弱小者,经济不能自足,963年,被宋统一。

905年,刘隐被唐任为青海军(岭南东道)节度使,以后逐步占据岭南。917年,刘隐弟刘岩在广州自称皇帝,国号大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刘氏历代国君统治较为残暴,971年,宋灭南汉。

 951年,郭威灭后汉,占据河东的刘崇(刘志远弟)在晋阳(山西太原)称帝,国号汉,史称北汉。北汉依附辽国,向辽称“侄皇帝”。北汉土地贫瘠,赋税繁重。979年,宋灭北汉。


第五节 唐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对外关系

唐是继秦汉之后又一个盛世。在唐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唐朝发生密切联系,并随唐的兴衰发生很大的变化。唐时的少数民族政权多达数十个,较著名的有突厥、吐蕃、回纥、契丹、南诏等。

突厥的始祖源于匈奴,北魏太武帝攻灭匈奴沮渠氏,一部分人逃到金山(阿尔泰山)定居下来,这一匈奴别支称为突厥。突厥仍保留匈奴游牧的习俗。北魏末期,突厥逐步强大起来,首领土门建立突厥汗国。后来,突厥急剧扩张领土,势力横贯西北万余里。隋时,突厥曾大举南下,被隋文帝派兵击败。突厥分裂成东、西两个汗国。唐初期,东突厥两次兵犯边关,逼近长安 ,成为唐北部边境的劲敌。630年,唐太宗命李靖、李勣分兵进击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唐太宗采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方针,把他们分成4个都督府安置在河套以南,并将原东突厥的旧地分成定襄(陕西榆林)、云中(内蒙古鄂托克)都督府进行治理。

唐还继续对西突厥用兵。唐初期,西域诸小国受西突厥控制,要进击西突厥就必须先征服西域诸小国。640年,唐太宗派兵攻占高昌(新疆吐鲁番),在高昌设立安西都护府。以后又相继占领龟兹(新疆库车)、焉耆(新疆焉耆)等地,并把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阗(新疆和田)和疏勒(新疆喀什)四镇,史称安西四镇。唐高宗时,唐军分兵两路攻占西突厥,设置昆陵、蒙池两都护府管治,控制了整个西域。武则天时,唐又在庭州(新疆吉木萨尔)设北庭都护府统领昆陵、蒙池。唐后期战乱四起,西域逐渐被吐蕃控制。

吐蕃是羌族部落的繁衍,也是藏族的祖先。吐蕃人很早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一带。六世纪初期,生活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部落已过着农牧相间的生活。雅陇河谷(西藏穷结)的部落首先建立国家,以后统一附近的部落逐步强大起来。七世纪前期,吐蕃首领松赞干布进一步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落,定都逻些(拉萨),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松赞干布在位期间建立集权制,制订法律,还制定了度量衡和文字,为藏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641年,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陶瓷、丝绸等精美的工艺制品和各类书籍、能工巧匠,松赞干布也派出一大批贵族子弟到唐的国子监学习,促进了汉藏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松赞干布以后,吐蕃与唐的关系发生变化。唐高宗时,吐蕃与唐争夺西域,唐中宗时又重新修好,唐高宗把养女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 “安史之乱”后,吐蕃控制西域。763年,吐蕃军20万攻陷长安,后来在郭子仪的反击下才退出。吐蕃的连年战争削弱了国力,821年,又与唐会盟修好。两年后,还修筑了唐蕃会盟碑,至今会盟碑仍在拉萨大昭寺门前。此后,吐蕃一度内乱分裂,直到元初才复归统一。

回纥族是维吾尔族人的祖先。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他们居住在贝加尔湖以南、土拉河以北一带,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后来,又迁移到色楞格河流域。公元前二世纪,丁零人(当时回纥人被称为丁零人)受匈奴控制,以后逐步向西迁移。魏晋南北朝时期,丁零人被称为敕勒,因他们造的车“车轮高大,幅数至多”又被南方人称为高车。此时的敕勒已有许多部落,日益强大起来。北魏时,道武帝拓拔珪出兵攻取敕勒几十个部落,一些部落也纷纷内附,北魏政府任命敕勒的酋长为官吏实施管辖。后来,敕勒人基本被北魏统一,聚居漠南一带,逐步繁盛起来。他们聚居的地方被称为“敕勒川”,有名的《敕勒歌》这样描写敕勒川:天苍苍,夜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魏末期,北方的柔然与北魏争夺对回纥人的统治,回纥人遭受长期战乱。7纪初期,回纥人又受突厥统治,但经常奋起反抗。

公元646年,唐太宗遣军进击薛延陀,回纥首领吐迷度趁机协助唐军灭薛延陀。次年,吐迷度称可汗,建立回纥政权,并遣使入唐,愿接受唐的管辖,要求“通管北方”。唐太宗答应吐迷度的请求,并任命他为怀化将军,设置六府七州管理。809年,回纥取义“回旋轻捷如鹘”改回纥为“回鹘”。唐后期,回鹘一度内乱。840年,回鹘属部黠戛斯发骑兵10万灭回鹘。以后,回纥分为四支迁居西域,建立数个可汗政权,到元时复归统一。

契丹人是古代东胡族系鲜卑族的分支,居住在辽河上游一带,长期保留游牧部落生活。北魏时期,契丹族分为八个部落,隋时逐步形成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唐初的部落首领是大贺氏。隋末唐初,契丹人逐渐从事农耕、纺织和冶炼 ,开始定居生活,各部落逐步强大起来。契丹原受突厥统治,唐太宗时归附唐朝。唐太宗任命契丹部落首领窟哥为都督,赐姓李,并设置松漠都督府管理十州。

 916年,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废除贵族推选制度,建立封建政权,国号“契丹”。后来,契丹出兵灭掉东方的渤海国,西方的吐谷浑、党项、回鹘等,一跃成为北方强国。唐末五代时期,契丹经常以协助割据者用兵为名,向南扩张领土。936年,契丹主耶律德光为后唐镇将石敬塘出兵灭后唐建立后晋政权,石敬塘称耶律德光为父 ,并取得幽云十六州 和岁贡帛30万匹。次年,契丹改国号为“辽”。946年,辽兵攻入开封灭掉后晋。耶律德光意欲占据中原,但遭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947年,辽主带着后晋数千降官、宫女和大量财物北归。后来,北宋政权建立,辽成为宋北方的劲敌。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我国西部云南一带居住着许多称为蛮族的部落。他们有的仍保留游牧部落生活,也有的逐步定居下来,从事一些农业生产,过着农牧生活。战国时期,楚将庄蹻带兵到滇池,被秦军截断归路,便在那里建立滇国,并输入汉族文化。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灭滇国,在那里设置益州郡管理。以后,乌蛮、白蛮两族逐步强大起来,在洱海周围形成称为六诏的6个部落。当时居住阳瓜州(云南巍山)的南诏与唐保持良好的关系,得到唐政府的支持。738年,南诏王皮逻阁在唐支持下 统一 六诏,在太和城(云南大理)建立南诏政权,当年唐政府册封皮逻阁 为云南王。南诏实行王位世袭,受唐册封,仿照唐建立官制 和推行均田制,农业生产逐步发展。748年,皮逻阁死,子阁逻凤继位,国力进一步强大。唐玄宗后期,南诏与唐经常发生战乱。902年,权臣郑买嗣夺取南诏蒙氏政权,建立大长和国,南诏亡。后来,大长和国又先后建立大天兴国、大义宁国、大理国,一直到元时才复归统一。

唐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有较大的发展,一些民族还创建了本族的文字。突厥大约在公元五世纪时创制突厥文,字母有30多个。此外,回鹘、契丹等也创制了本 族的文字。

唐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还有薛延陀、黠戛斯、吐谷浑、靺鞨等多个国家,这些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由原始的游牧部落社会逐步向奴隶制度及封建制度社会的过度和发展。这些民族政权与唐代的密切关系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唐代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在当时的世界上产生很大的影响,许多国家纷纷派出使团学者到唐朝开展经济和文化交流。当时长安是各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四方之士,云会京师”。据记载,日本派出谴唐使19次,谴唐使常带着官吏、商人、学者、留学生数百人。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唐名晁衡)与李白很有交情。有一次晁衡回日本,误传他途中遇风浪而死,李白写诗悼念他,“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才得知他并没有死。浙江人鉴真和尚受日本邀请传授佛学。他5次航海东渡均因风浪失败,最后一次还随风浪漂流到海南。由于长时间的探索折磨,他的眼睛也失明了。公元753年,鉴真一行20多人终于随谴唐使到达日本。后来,鉴真在日本交流汉族文化和佛学,并成为日本佛教律宗的创始人。唐与各国的交流十分广泛,当时派出使团到达唐朝的还有朝鲜、印度等十多个国家。


第六节  唐代经济的高度繁荣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唐统一后政治社会长期安定,这两大因素促进唐经济取得比汉代经济更大的发展。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高度发展和繁荣的朝代。大致来说,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主要是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后期则是工商业的兴盛。

隋末战乱,农村田园荒芜,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的破坏。唐朝建立后,政府颁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均田制规定,男丁分地100亩(其中20亩是永业田,可以继承,80亩是口分田,受田人死后交回政府重新分配),老男、残疾人分地40亩,寡妻妾30亩,一般妇女和奴婢不分田。受封贵族和五品以上的官吏授永业田500到1万亩不等。隋后期,农村的土地大多荒芜了,官府把荒废的土地分给农民开垦耕种。农民有固定的土地和收入,刺激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据统计,唐玄宗时全国约有耕地8亿多亩。“租庸调制”是一种按丁征赋役制度。“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向政府交纳粟二石(租),交纳丝织品二丈、绵三两(调),向政府服徭役20天(庸)。如果遇到灾害,损失四成免租,损失六成免调,损失七成以上赋役俱免。

唐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曲辕犁”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土地耕作的效率。“曲辕犁”是在直辕犁的基础上改进的,直辕犁用两牛牵引,“曲辕犁”只用一牛牵引。“曲辕犁”犁尖锋利,可以调节耕地的深浅,犁壁呈弧形,犁出来的泥土有规律地反翻一旁,将泥土表面的杂草埋在下面。近代的牛耕犁基本上保留了唐代“曲辕犁”的特点。

唐代的水利工程大大超越前代。据统计,从秦到隋兴修的大型水利工程共158项,而唐代修建的却多达254项。唐高祖武德年间,在同州(陕西大荔)龙门开渠引黄河水灌田达60万亩。

唐代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唐政府设陇右和关中两大牧区,唐天宝十三年(754年),陇右牧区有马32万多匹,牛羊近30万头。王侯将相和民间也养有大量的牲畜,数以百万计。

从唐高祖、唐太宗到唐玄宗的100多年,唐社会基本安定,农牧业生产得到大力发展。唐玄宗时期,“四方丰稔,百姓殷富”,政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盛世”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

唐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农产品、手工业品的丰富又推动了商业的进一步繁盛。

唐的手工业分官营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主要生产供朝廷和地方官吏使用的产品。当时,官营手工业由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管理。少府监专门生产各种生活资料和货币,将作监的主要任务是建筑,军器监生产军械。官营手工业的生产技艺很高。唐中宗时,少府监为安乐公主织造“百鸟裙”,料用百鸟毛,正看倒看不同色,日间灯影色不同,百鸟形状都显现裙上。武则天在洛阳用铜、铁铸“大周万国颂德天枢”,高105尺,底座蟠龙麒麟环绕,柱上有直径30尺腾云承露盘,4个龙人直立捧着火珠,高10尺,这项工程共用铜铁200万斤。唐时的货币由少作监制造,621年,铸开元通宝钱,每个重1钱,大小适度,其规格为后代沿用,直至清朝。

私营手工业大多较为分散,规模较小,以师傅带徒弟的家庭作坊形式经营。但也有较大规模的作坊,定州(河北定县)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在驿站旁开设旅店,产品与外国商人交易。当时,纺织业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纺织技术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定州的绫、宋州(河南商丘)的绢、益州的锦、桂州(广西桂林)的木棉布都很出名。

唐的陶瓷业也取得很大的进步,技术上已到成熟阶段。昌南镇(江西景德镇)的造瓷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而且已初具规模。越州(浙江绍兴)、邢州(河北邢台)的瓷器制作非常精致,陆羽的《茶经》形容越瓷似玉似冰,邢瓷似银似雪。代表唐制瓷业特色的是“唐三彩”的创制。工匠用黄、绿、青三种颜色在白色陶胎上画出图案烧制成彩色瓷器,光泽亮丽动人。近年来,还发掘出多种颜色的“唐三彩”,制作技术更为精细。

唐的矿冶业规模增大,技术又有进一步发展。《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各类矿冶业168处。唐宣宗时,一次就增开71处。唐对矿冶业的管理实行“听人私采,官收矿税”的办法。唐文宗开成年间,政府收取的矿冶税达到7万缗。唐时期金银的开采和冶炼技术已日臻成熟,并已基本解决金银合铸技术。那时候铸出来的金银器皿工艺复杂精致,图案巧妙灵活。

此外,唐的造船、造纸、印刷、制糖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唐商业繁盛的主要特征是大量商业城市的兴起。长安、洛阳、扬州、益州、广州等是当时最出名的大都市。长安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周围达70多里,人口上百万。城内有东市和西市两个商业区,街道纵横交错。那时侯,陈列兼出售货物的地方叫“肆”,同类的商品生产和销售集中在一个区域里叫“行”。东市有220个“行”,“肆”达数千。西市更繁华,许多外国商人和少数民族人聚居此地贸易。扬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江淮地区的盐、茶和大米会集于此,商贸和交通都十分繁盛。广州历来是中外贸易的重地,唐朝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大食、波斯、印度和南洋的商人云集于此经营商贸。唐政府在广州、扬州设置市舶使管理对外商贸,可见这两个城市都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此外,唐朝的州县市、农村的集市贸易也发展起来。草市(在离州县较远,但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设市)、墟市、庙会(在神庙定期集市交易)都十分兴盛。

唐“安史之乱”使社会累积了更多的矛盾,藩镇割据动乱进一步使唐的经济遭受重创。唐后期,除南方的工商业取得一些发展外,唐的经济逐步衰弱。

“安史之乱”后,农村土地兼并盛行,户口流亡,均田制已基本不存在,租庸调制按户口人丁收税已不能实施,唐的经济陷入困境。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废除租庸调制,实行“两税法”。“两税法”是一种主要按财产和土地征收赋税的税法。“两税法”将贫富分为9等,所有国民每年按夏税、秋税两次缴纳赋税。“两税法”的实行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困难,但后来也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动乱逐渐破坏,唐的经济逐渐解体。

第七节  隋唐文化

隋朝短促,文化成就较为微薄。唐朝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特定发展孕育了以唐诗为代表的灿烂文化。

隋是一个统一的朝代,隋文帝出于政治的需求,积极推行崇尚佛道的政策,佛教道教成为隋文化的主流。隋文帝幼年时寄养佛寺,认为受佛保佑,称帝后大造佛寺、佛像,并为佛寺写经13万卷,修补旧经400部。隋炀帝时又译经90部,修补旧经2900部。佛教文化大行天下。

隋时期传统的儒学受到限制,隋文帝曾因南北儒学的不统一取消儒经考试,并下诏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京师只保留国子学一处,学生70人。隋朝的文学文风绮靡,没有出现著名的大作家和突出成就的作品。隋炀帝喜欢作诗,他的《江都宫乐歌》在格律上已基本完成七律文体的创作。隋朝的文化亮点在音律学。颜之推、陆词等人在一起讨论音韵,认为自东汉以来开始研究的音韵学声调分歧很大,标准不一。他们经多年的研究讨论,由陆词执笔写成《切韵》五卷,后人作诗多以此为典。《切韵》统一了书面的音韵,与秦朝小篆文字的统一一样,在文化发展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

唐代文化的突出成就是唐诗。清人编纂《全唐诗》记载的作者有2,300多人,诗歌48,900多首,艺术流派众多。唐诗语言精炼,意境绚丽,艺术完美。唐诗的发展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的诗歌注重形式,诗风浮靡,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在诗歌的内容上有所充实。稍后的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和反映现实,在初唐独辟蹊径,《感遇诗》三十八首和《登幽州台歌》是他改革诗风的力作。盛唐是唐诗的顶峰,名家名作有如璀璨繁星,流派众多。高适、岑参、王昌龄是边塞诗派的代表,王维、孟浩然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李白被称为“诗仙”是浪漫派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是现实派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的杰出诗人,他们以风格迥异的艺术手法描述了祖国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面貌并寄寓了各自的感受。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和《三吏》、《三别》都是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中唐是唐诗繁盛的延续期,但成就比盛唐稍逊。名家有现实派诗人白居易、元稹和浪漫派诗人李贺,还有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白居易、元稹、李绅等还倡导革新文风、反映现实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写成新乐府诗五十首,《卖炭翁》、《杜陵叟》等都是名作。晚唐诗风受社会颓废之风影响,浮浅轻靡,但李商隐、杜牧却能写下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被称为晚唐“小李杜”。

在唐诗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唐的词也异军突起。词是指可以合乐歌唱的诗体,也就是歌词,唐代称“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初期较著名的作家是刘长卿、韦应物。白居易也填词,《忆江南——江南好》是名作。成就较大的是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和南唐的末代皇帝李煜。“花间派”词人的作品在形式上注重华丽的辞藻、浓艳的色彩,内容多是女人相思离别之作。温庭筠的《梦江南——梳洗罢》、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等都是“花间派”的名作。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形象地刻画了从君主到囚徒的无比哀痛感受。

唐代文学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古文运动”,代表人物是韩愈和柳宗元。唐初盛行六朝以来的骈体文,追求四六对偶、声律、辞藻等空洞的形式,障碍了思想内容的表达。“古文运动”明确反对骈体文,主张取法先秦两汉的古体散文,改革文风。韩愈的“文以载道”,柳宗元的“文以明道”都是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广泛地使用散文著书立说,韩愈的《原道》、《论佛骨表》、《师说》,柳宗元的《封建论》、《捕蛇者说》都是名篇。“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唐时期还是经典儒学的定型时期。汉代设儒学博士,各家各说,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唐太宗认为师出多门,不利统一,令颜师古和孔颖达从不同的角度考证编定儒家经典著作。颜师古考证文字编《五经定本》,孔颖达考证词义编《五经义疏》。儒家学说的定本定义,有利于学术的统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的发挥。

唐时期的传奇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现存最早的传奇小说是王度的《古镜记》。传奇小说的兴盛期在中唐。唐代著名的作家作品有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等。唐代还形成和传奇小说相类似的变文体裁。变文其实就是讲唱故事的话本。较为著名的是《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

唐时期的宗教主要是道教、佛教,道佛两教受政治的影响较大。道教的始祖是李耳,李渊自称是李耳的后人,因此唐的前期抑佛扬道,道教发展较快。武则天时期,为打抑李姓宗室,武则天抑道扬佛。武则天死后,李姓皇朝又扬道抑佛,道教发展更快,唐玄宗天宝年间有道观1,900多所,道士15,000多人。尽管佛教受政治影响,但唐的佛教仍然广为传播。唐初的佛教传承天竺的大乘、小乘二教,但大乘教很快衰落,小乘教独盛。当时,小乘教分成很多宗派,有三论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等等。唐太宗时,法相宗玄奘和尚经甘肃、中亚西亚到达天竺取经。他在天竺深入研究佛学,取得很大的成就,回国后从事译经19年,译经1,300多卷。小说《西游记》就是依这一史实创作的。唐中后期,禅宗分成南北两大派别,神秀创立北宗,惠能创立南宗。后来,南宗吸纳孝道思想,走与儒学结合的道路,发展成中国式的佛教,逐步取代各宗派的地位。唐时期,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也已传入,但主要在经商的外国人中传播。

佛教的广泛传播冲击传统的儒学思想和地位,一些儒学大师运用儒家学说奋起抨击佛教,韩愈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他在《原道》、《论佛骨表》等文中抨击佛教徒不敬君长、不事父母、不事生产。公元819年,唐宪宗要将法门寺的一块佛骨迎进长安,韩愈冒死劝谏。要求唐宪宗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唐宪宗大怒,贬韩愈为潮州司马。

唐代的艺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绘画、雕塑、书法都有名家。阎立本的人物画笔力刚健,以简练的笔法便可勾勒人物的神态。吴道子被称为“画圣”,他的画有很强的立体感,并善于画迎风的衣带。王维是诗人大家,又是杰出的山水画家,被后人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杨惠之与吴道子同时学画,吴道子成名在先,杨惠之焚笔毁砚,弃画画而从雕塑。他雕塑出来的人像放在大街上行人不辨真假,后来人们称他为“塑圣”。一些画家和雕塑家还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等地留下大量壁画和人像雕塑创作。唐的音乐舞蹈都有发展。隋时音乐分为九部,唐太宗时将音乐分为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等十部。舞蹈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种。音乐和舞蹈都体现民族融合的特点,最有代表性的是《霓裳羽衣曲》和《霓裳羽衣舞》。

唐代的科学技术有较大的发展,天文学、医学、建筑等多个方面都卓有成就。天文学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僧一行和尚。他主持创制出黄道游仪用来观察天象,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恒星的位移,并首次用科学的的方法测定地球子午线的大约长度。后来,他还利用观察的成果制定《大衍历》,节气的划分更准确。《大衍历》一直沿用到明朝末年。在总结前人成就并结合数十年从医经验的基础上,唐朝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编写出医学专著《千金要方》。该书有药方5300个,内分妇、儿、五官、内、外各科,含解毒、急救、食治、按摩、脉学、针灸等内容。唐政府还组织苏敬等人编写《唐新本草》,书中收集844种药物,在世界上首次由政府组织编写和颁布药典。 藏族著名医学家宇陀·元丹贡布编写成《四部医典》,总结了藏族人民的行医经验,奠定了藏医学基础。该书在解剖、胚胎和神经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隋唐的建筑有较大的成就,代表作是都城长安。隋建筑学家宇文恺奉隋文帝令设计兴建都城大兴。唐时期大兴改为长安,面积扩大到84平方公里。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部分,城内分布合理,建筑物错落有致。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都市。唐代建筑艺术还表现在寺院、佛塔的 建造上,山西五台的南禅寺、西安的大小雁塔都别具特色。

唐代科学还有两项重大的发明,一是雕版印刷术,二是火药。雕版印刷术的出现约在七世纪中期,当时用于印刷佛像。有明确记载的是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元稹为白居易写《长庆集》序言,其中记载有人拿着印制的白居易诗在街头叫卖。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活版印刷术的产生打下了基础。火药是我国炼丹术士偶然发现的,最早的出现应该在战国时代。他们用各种药物凑合炼制丹药却炼出了火药。唐初记载医学家孙思邈的“伏硫磺法”,就是用硫磺、硝石和皂角放在一起燃炼。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记载是天佑元年(公元904年),郑璠进攻豫章时“发机飞火”。印刷术和火药是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二,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唐代的史学也颇有成就。唐太宗注重总结历史设立史馆,开创了官修史书的先河。唐代经史馆编审的史书占了二十四史中的八部:房玄龄和诸遂良的《晋书》、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北周书》、魏征的《隋书》、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唐代史学成就最大的是刘知己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通典》则将我国历史纵向分类加以总结,开创了典志体的历史体例。这两部历史著作对史学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第八章 对外忍让对内镇压的宋——北宋、南宋

                
      第一节 北宋政权的建立和初期的政治制度

五代十国分裂战乱的局面一直延续50多年。北周顺应统一的潮流实施改革,但只可惜周世宗英年早逝,这一机会让给了赵匡胤。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

赵匡胤涿州(河北涿县)人,后周时追随周世宗有功,任殿前都点检,统领禁军。959年,周世宗死,子宗训7岁继位,号周恭帝。周恭帝加任赵匡胤为校检太尉、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进一步掌握大权。960年,周群臣正在庆贺元旦,忽报辽兵犯境,赵匡胤奉命率兵抗辽。其实,当时并没有辽兵犯境,这是赵匡胤等人夺取政权的一个步骤。兵到距离开封20里的陈桥驿,赵光义、赵普等人用黄袍加在赵匡胤的身上,拥立他做皇帝。接着,赵匡胤率兵回开封灭周,建立宋朝,历史上称北宋。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和朝代忽兴忽灭,军队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宋太祖赵匡胤的政权也是在部下的拥戴下短期内获得的。他总结这一教训,在全国基本统一后,着手建立和改革军政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政治。

  961年,赵匡胤借饮酒的机会解除了石守信等将领的职权。赵匡胤招集昔日拥戴他的将领举行宴会。在宴会上,他说,没有你们我当不了皇帝,但如果有一天部下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做皇帝行吗。众将都很惊慌,跪地泣求,问该怎么办。赵匡胤说,你们为什么不解除兵权,到地方上当官享福,这样君臣无猜,不是很好吗。第二天,众将领纷纷辞去统领禁军的职务,到外地担任节度使去了。这就是历史上的“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收回兵权以后,把全国的军队分成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四种。禁兵是北宋的主要武装力量,负责镇守京城和重要的边镇,并由皇帝直接指挥。宋太祖派遣使臣到各地选取“材力技艺有过人者”扩充禁军,保证兵员的素质优于藩镇。厢兵和乡兵是地方武装,藩兵负责驻守边镇。北宋初年全国有军队56万,其中禁军20万。北宋中期军队猛增到120多万,其中禁军达80万。在军制上,赵匡胤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设殿前都指挥司、侍卫军都指挥司、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分统禁军,将指挥权和统领权一分为二,使之互相制约,有利于皇权控制。

  北宋的行政机构基本承袭唐朝。中央政府设中书省、枢密院和三司。中书省的长官宰相和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分掌行政和军队的大权。三司设盐铁、度支和户部,分管专卖、租赋和财政收支,地位比二府低一级。 地方政府设路、州、县三级。路设安抚史,重要的地区加为经略安抚史,宋太宗时全国分为15路。州县设州军监和知县,地方官吏直接由皇帝任免。 赵匡胤总结唐末藩镇武将割据的教训,州县长官多用文人,并规定任职3年一换,还可以随时调动。地方的财政经济收归中央政府管理,由政府派人到各路担任转运使,各地规定的赋税除一部分地方留用外,由转运使直送中央。

  北宋政权建立初期,整个国家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北有劲敌辽和辽控制下的北汉,南有吴越、南唐、南平、南汉、后蜀等多个割据政权,西南有吐蕃、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从963年开始到979年攻取北汉,北宋整整用了16年时间才基本统一全国。赵匡胤深感统一的艰难,在广泛听取臣下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先南后北”方针。这就是先克服军事力量较为薄弱的南方,然后再攻击北方劲敌辽国。963年,赵匡胤谴兵攻取南平,965年灭后蜀,971年取南汉,974年统一南方大国南唐。976年,赵匡胤出兵北汉,辽军救援,宋军无功而退。就在这一年,宋太祖赵匡胤病逝,弟赵光义继位,这就是宋太宗。宋太宗继位后继续进行统一战争,979年,宋灭北汉,全国基本统一。

  宋太宗灭北汉后,意欲乘势一举击辽收复幽云十六州。宋军连下涿州(河北涿县)、蓟州(河北蓟县),包围幽州(北京),但辽援军迅速赶到,在高梁河(北京西直门外)一战中大败宋军。宋太宗也在这一战中受箭伤。980年,辽军10万进犯雁门,守将杨业以少胜多击退来敌。宋太宗深感辽国威胁,986年,宋发大军分兵三路击辽。这一战也没打好,东路军在歧沟关(河北涞水)被辽军击败,宋太宗急令三路军撤退。西路军副统帅老将杨业由于得不到主帅潘美的支援,在陈家谷口(山西宁武)受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后来民间长期流传杨家抗辽事迹。赵光义两次对辽用兵未能如愿,不得不放弃了收复失地的打算,以加强边防为主对辽采守势。这一战略思想的转移,对后来的宋代统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宋建国初期,赵匡胤曾许诺“誓不杀大臣”,并以享乐作为对功臣的回报,地方官吏也不设俸禄,任由剥夺,直至宋神宗赵顼才制定吏禄。因此,北宋初期地方官吏对民众的剥夺就十分苛刻残暴,蜀地一带矛盾较为激烈,还爆发了农民起义。

  两汉时期,蜀地开始发展起来。三国时,蜀国进一步开发,蜀地已成为经济发展、人口繁盛的地区。宋初,朝廷设置转运使搜刮地方财富,还在当地设置“博买务”垄断商贸,民众不堪负担。993年,青城(四川灌县)人王小波聚众起义。他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为号召,队伍很快就发展到数万人。不到数月,义军连下邛(四川邛崃)蜀(四川崇庆),并攻下彭山(四川彭山),杀死彭山县令齐元振,剖开他的腹部,塞满钱币,表示极大的愤恨。不久,王小波在一次战斗中负伤病死,众人推举李顺接替王小波。994年年初,义军攻下益州(四川成都),李顺被拥戴为“大蜀王”,建立大蜀农民政权。宋太宗大为震惊,急忙派宦官王继恩率官兵分二路入川。5月,宋军攻陷益州,李顺被俘牺牲,部将张余继续率领义军坚持斗争,直至次年二月,起义失败。这次农民起义时间较短,影响局限在长江上游,但这次起义首次提出了农民阶级“均贫富”思想,在农民革命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蜀地的农民起义说明部分地区矛盾的不可调和,宋朝廷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矛盾。994年,令各路转运司不得借水陆转运扰民。又在宋州制作踏犁,向全国推广新农具。995年,开官仓贷数十万石种子给农民耕作。

   997年,宋太宗赵光义死,子赵恒继位(宋真宗),北宋政治进入中后期。

  北宋初期,中央集权政治得到巩固,社会基本安定发展。但是北宋统治者重“内患”轻“外忧”的立国思想给整个宋朝种下了祸根,从宋真宗开始,北部边境的辽、西夏和金构成对北宋极大的威胁,北宋也就在这些少数族建立的政权打击下逐步招致灭顶之灾。

第二节 北宋与辽、夏鼎立及变法的失败

     北宋中期外患突显,形成辽、西夏鼎立的态势,并在辽、西夏的打击下内外交困。统治者的一部分试图变法图强,但遭守旧派的反对,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北宋统治更为衰弱。  

  五代时期,契丹已发展成北方强国。947年,耶律德光灭后晋在开封改国号为辽。后来,辽经常南侵。1004年,辽圣宗派兵20万大举南下。辽军攻占定州(河北定县),直逼澶州(河南濮阳 )。宋君臣闻讯大惊,有的主张迁都金陵,有的主张迁往益州。宋真宗也十分惧怕辽军,问宰相寇准该怎么办。寇准反对这种逃跑的主张,并坚决请求宋真宗御驾亲征。在一些大臣的敦促下,宋真宗才勉强到达澶州。辽军先锋萧挞览率军在澶州城下视察,被宋军射死,辽军士气大受影响。辽军孤军深入,加上初战不利,士气遭受挫折,已有议和退兵之意。宋真宗求之不得,马上派使臣到辽军商议协约,签订了“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规定,北宋每年输送银10万两、绢20万匹给辽国,宋辽结成兄弟之国,双方通使往来。 

  “澶渊之盟”后,宋边境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为进一步加强统治,宋真宗君臣合谋,炮制了“东封西祀”的骗局。宋真宗和参知政事王钦若等人相继炮制了许多异行怪说。宋真宗诡称神人托梦,降下天书。他亲率文武大臣到承恩门取下天书黄帛。黄帛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不久,各地又纷纷上书请求皇帝到泰山封禅、到汾阴(山西万荣)后土祠祭祀地神。1008年,宋真宗兴师动众到泰山封禅,1011年,宋真宗又带大批人马到汾阴祭祀地神。宋真宗还十分推崇道教,不到几年就在全国建起道观1,000多所。在宋真宗的倡导下,鬼神怪异层出不穷,“东封西祀”又耗费了大量的财物,朝政乌烟瘴气。

  1022年,宋真宗去世,13岁的宋仁宗即位,太后刘娥垂帘听政。刘太后听政期间,朝政基本保持稳定。1033年,刘太后死,仁宗亲政。不久,西夏反叛,宋朝再次陷入多年的战事中。

  西夏是党项族(羌族一支)拓拔氏的后裔。唐初党项族首领拓拔赤辞率部落归附唐朝,赐姓李。唐末时,拓拔思恭因助唐击黄巢有功,再赐姓李,封定难节度使、夏国公,镇守夏州(陕西横山)。五代时期,西夏仍与中原皇朝保持朝贡关系。北宋建立后,李氏家族发生内乱。贵族李继迁投靠辽国,辽圣宗将宗室女许配李继迁。990年,李继迁接受辽的封号,在夏州称夏国王。此后,李继迁经常南下侵扰北宋边境。1006年,宋真宗封李德明(李继迁子)为西平王、定难节度使,正式承认西夏割据政权。李德明把国都定在兴州(宁夏银川),此后夏宋息兵30多年。

  1038年,李元昊继位。李元昊早就有意窥伺北宋。他恢复鲜卑旧俗,仿效北宋设立政制,正式建立大夏国。次年,西夏军攻保安军,被狄青率军击退。以后,连年南下。较大的战役是三川口(陕西延安)、好水川(宁夏隆德)和定川寨(宁夏固原)三次战役,宋军屡战屡败,损失惨重。

  1042年,辽利用宋夏征战的机会,谴使向宋朝勒索晋阳等大片土地。当时,北宋无力顾及北方边境,只得答应在“澶渊之盟”上每年增加银10万两、绢10万匹,北宋财政进一步增加负担。经过连年的战争,宋夏双方在人力物力方面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西夏是一个小国,才力毕竟有限,国内出现了反对元昊的呼声,辽国也经常寻衅制约西夏,元昊不得不向北宋求和。1044年,元昊谴使向北宋称臣,取消帝号。北宋订立和约,每年向西夏输送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叶3万斤,并重开边境贸易。

  辽、夏多年征战,政府财政不堪负重。1043年,沂州(山东临沂)王伦、商州(陕西商县)张海相继率众起义。宋仁宗深感统治的危机,试图推行新政改变局面。他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重用韩琦、富弼等人,要他们条陈“当世急务”。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围涉及吏治、经济和军事多个方面。新政的推行触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马上遭到大批人的反对,加上各地起义被镇压下去、宋夏和约签订,内忧外患矛盾暂时和缓,宋仁宗改变了态度。1055年,范仲淹、韩琦免职调任地方官,“庆历新政”基本废罢。

  1063年,仁宗死。仁宗在位时间42年,在宋朝君主中在位时间最长。统治期间,历代累积起来的矛盾较多,内忧外患频繁,但他“恭俭仁恕”,行“忠厚之政”,社会尚能维护发展。并能包容人才,在治期间,政治文化人才辈出,政治改革家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之德、刚正廉明清官包拯的铁面无私等都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宋仁宗死后,因仁宗无子,侄宗实继位,号英宗。英宗多病,在位仅3年多。1067年,正当英年(20岁)的赵顼(宋神宗)继位,一场政治改革再次展开。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置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实施变法,因这一年的年号是熙宁二年,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新法内容广泛,大致分为3类。一是财政类,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二是军政类,含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三是文化科举类,含新科举法、三舍法等。新法的实行,重在打击官僚商贾的垄断,减轻农民的困苦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如均输法由朝廷根据需要实行统购统销,青苗法允许农民在青黄不接季节向政府借贷,方田均税法规定重新丈量土地按新丈量土地缴交赋税等。新法的实行,触动了官僚商贾的利益,引起司马光等一大批守旧派大臣的反对,加上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也造成一些偏失,开始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逐步改变态度。在众大臣的纷纷反对下,王安石于1074年、1076年两次罢相出任江宁(江苏南京),在政治上宣告了变法的失败。1077年,司马光写信给新任宰相吴充,要求尽罢新法。此后,宋神宗不再推动变法,新法逐步罢废,变法失败。变法失败后,北宋的统治进一步走向衰弱。

  
       第三节 北宋的农民起义、金的崛起和北宋的溃灭

  北宋后期朝政更加腐败,统治进一步衰弱,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恰在这时,北方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建立起军事强国——金。在金的打击下,腐朽的北宋政权终于溃灭。

  1086年,宋神宗10岁的儿子赵煦继位(宋哲宗),祖母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贬斥变法派,起用守旧派官僚司马光为宰相,并迅速罢废新法。1093年,高太后死,赵煦亲政。赵煦驱逐守旧派官僚,起用变法派章惇为宰相,恢复新法。新法派指斥司马光等为奸党,要挖司马光的坟墓,砍司马光的尸。1100年,赵煦病死,弟赵佶继位(宋徽宗),向太后临朝听政。向太后又恢复司马光的名号,主张新旧并用。宋徽宗亲政后,重视新法派,起用蔡京为相,并大力贬斥守旧派。蔡京指斥司马光、范纯仁、苏辙等120人为“元佑奸党”,还请宋徽宗御笔亲书,刻成石碑,竖立在端礼门。

  北宋后期,政事多表现为新旧党争,朝臣各自结成党派,互相攻讦,朝官更迭频繁,变法与反变法演变成党派的权力和报复之争。所谓变法派也只知聚敛财物,纵情享乐,完全蜕变为腐朽势力,朝政的腐败就更不用说了。

  宋徽宗时苛捐杂税急剧增加,单“茶息钱”就比宋真宗时增加130倍。宋徽宗在苏州设立“苏杭应奉局”,派贪官朱勔到东南各地搜括奇花异石,建造宫苑。当时,官吏闯入民宅,只要发现花草木石有价值,便被指为御贡品,官吏甚至还敲诈勒索。搜括的奇花异石每10船组装成一纲,叫“花石纲”。东南沿海历来是朝廷取给重地,当地人民的负担本来就十分沉重,“花石纲”的搜括,更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激起反抗。

  1120年,睦州清溪(浙江淳安)人方腊以摩尼教(明教)教主的身份在当地发动起义。起义开始时队伍只有千余人,但很快就增加到10万人。不到3个月,义军便攻破睦州(浙江建安)、杭州等52县,控制了浙江、安徽等广大地区,威震朝廷。大规模的起义迫使宋徽宗不得不下罪己诏,并撤掉“应奉局”,罢去朱勔,答应免去当地民众3年的赋税。宋徽宗又采用硬的一手,派童贯带领15万大军镇压。1121年4月,义军在清溪一带与北宋军队决战失利,方腊退守帮源洞。不久,宋军攻破帮源洞,方腊被俘。同年8月,方腊在开封被北宋杀害。

  1111年,北宋把梁山泊(山东东平湖)收为公有,凡入湖谋生的人一律交纳赋税。在此期间,一些破产的农民在梁山泊结伙劫富济贫。不久,以宋江等36人为首的队伍不断扩大。他们攻击州县杀死贪官污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但宋江后来离开梁山泊,转战山东、河北一带,给官府造成瓦解的机会。1121年2月,海州(江苏连云港)知州张叔夜包围义军,焚废了义军所乘的舰船,诱降宋江,起义失败。宋江受招安后被朝廷委派往南方围剿方腊,战事结束后,宋江等人在归途中被朝廷杀害。历史上对宋江等人记载甚少,倒是民间说书艺人与《水浒传》加以艺术渲染,塑造了宋江、晁盖、李逵等众多形象,被世人广为传诵。  

 方腊、宋江起义被平定后,宋徽宗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重新恢复“花石纲”的掠夺,并加派苛捐杂税,引起河北、山东等地的起义不断爆发,北宋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女真人是唐朝靺鞨族的一支——黑水靺鞨。他们散居在长白山以北、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唐时期,他们在辽河以东建立渤海国,后来被契丹灭掉,受契丹人控制。11世纪,女真族的完颜部逐步发展起来。他们从游牧的部落生活逐步转为半牧半农的定居生活,并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落。12世纪初期,阿骨打任女真首领,他“力农积谷,练兵牧马”,实力不断扩充。阿骨打图谋摆脱契丹人(辽)的统治,多次发动对辽的战争取得胜利。1115年,阿骨打在会宁府(黑龙江阿城)称帝(金太祖),建立金国。金国建立后,积极扩充军事力量,并创制了女真文字,国力逐步强大起来。

在金的打击下,辽屡战屡败,国内频繁出现内讧,国力进一步衰弱。宋朝廷长期受辽胁迫,看到辽的处境窘迫,便意欲联合金国灭辽,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失地。1120年,宋徽宗沟通金朝,订立了“海上盟约”。盟约协定,双方夹击辽国,灭辽后幽云旧地归宋,但原来输送辽国的绢、银转送金朝。1122年,金军攻下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西京大同府(山西大同),但由童贯带着10万人攻打南京析津府(北京)的宋军却被辽军杀得大败。无奈,宋请求金再攻下南京,向金加赠钱100万贯。1125年,金大举击辽,俘获天祚帝,辽亡。后来,辽的另一部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西征诸国,建立起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横跨亚欧的西辽国,后被蒙古兼并。

辽灭亡后,宋并没有完全从金人手中取回幽云旧地,反而在与宋击辽的过程中,金人看到了宋的腐败无能,进一步形成了灭宋的欲望。1125年冬,金太宗分兵两路大举攻宋,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进攻太原,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进攻燕京(北京),最后会师开封。面对金军的进攻,宋君臣惊慌失措,宋徽宗诈称患急病传位给太子赵恒。

1126年初,赵恒(宋钦宗)登位,改年号为“靖康”。这时,金西路军已到黄河北岸,守河两岸宋军不战大溃,金军挥师包围开封。当时,李纲为行营使,负责率领军民守卫京城,金军急攻不下。宋钦宗无心主战退敌,竟派使臣到金营乞和。宋钦宗许诺赔款割地以换取金军的退兵,并罢免主战派李纲的职务。当时,太学生陈东发动太学生和数万军民到宫外请愿,要求恢复李纲职务。在民众的强烈反对下,宋钦宗不得不复用李纲。金军看到宋军重新备战,又因得到割让太原、中山(河北定县)和河间三镇的许诺,便带着宋钦宗送来的数百万两金银北退。

 金兵退走后,宋钦宗以主战耗费巨资为名,再次罢黜李纲,照样过着昏庸无度的生活。当年9月,金军再度南下,并攻破开封,胁迫宋钦宗割地赔款。1127年3月,金军扶植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大楚国皇帝,带着搜括来的大量金银和俘虏:宋徽宗、宋钦宗、所有的北宋宗室北还,北宋就这样灭亡了。


     第四节 南宋与金对峙和蒙古族的兴起

金军掳走北宋两个皇帝,扶植张邦昌建立伪楚,康王赵构则在南京建立南宋政权。南宋建立后,历代君主以偏安江南为宗旨,扼杀主战派,错失统一的机遇,历史再度形成南北纷争的局面。蒙古族兴起后,迅速取代金人的位置,并统一南宋。

  1127年4月,金军北退。张邦昌放弃帝位,宣布迎奉康王赵构,并派人将传国玉玺送达江南。5月,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称帝(宋高宗),建立南宋朝廷。南宋政权建立后,迫在眉睫的是整顿力量,渡河收复失地。宋高宗任命主战派李纲为宰相,宗泽为开封留守整饬战备,并贬斥张邦昌等叛臣。当时,被俘的两个皇帝还在北方,收复失地,迎回徽、钦二宗,对高宗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况且要击败金军,谈何容易。因此,在高宗看来,选取偏安南方的宗旨较为有利。当时,主和派中书侍郎黄潜善等摸透宋高宗这一想法,公开打击主战派。他们唆使御使张浚伪造李纲十余大罪,罢黜李纲。太学生陈东上书反对,赵构大怒,杀死陈东等人。

  宗泽联络北方义军,抗金力量达到百万,声威大振。他接连奏请宋高宗回开封亲主抗金,赵构却置之不理。七十岁的老将抗金不能,收复失地不得,病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大呼渡河、渡河,气绝身亡。

  1129年10月,金右副元帅兀术率兵南下,遭到沿途义军的顽强抵抗,被射伤手臂。次年,兀术率兵北归,在镇江(江苏镇江)、黄天荡(南京东北江中)受韩世忠阻击,险些被俘。不久,岳飞率军收复健康(江苏南京)。宋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赵构却一直退到海上。就在这一年,为牵制南宋,金军在北京(河北大名)扶立傀儡刘豫为大齐皇帝。宋高宗把杭州改为临安,把都城建在那里。此后,金扶助伪齐与南宋对峙的局面形成。

  金军多次南下遭受宋军民抵抗,内部形成“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1130年,掳往北方的秦桧被派回宋朝当奸细。当时,秦桧借口逃脱金军追捕回到南宋。赵构对秦桧的和议主张非常赏识,秦桧回朝的第二天便被任为礼部尚书。此后,在赵构的支持下形成了以秦桧为核心的议和投降派,对收复北方领土的主战派实行百般阻挠和打击。

  在长期的战争中,人民遭受金军的掠夺和政府沉重的赋税,“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从北宋末到南宋初的数十年,大大小小的起义反抗不断。1130年,宋逃将孔彦舟到洞庭湖一带掠夺,钟相率众起义。

  早在北宋末年,武陵(湖南常德)人钟相便不满现实。他宣称,法分贵贱不是好法,我用法一定会“等贵贱,均贫富”。他和弟子在方圆数百里内传法,取得很多人的信任。逃兵在洞庭湖一带抢掠时,钟相举行起义。义军杀官吏、毁寺观,势力范围达19县,人数达数十万。钟相在武陵建立政权,国号“大楚”。南宋急忙任命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还派出两支水军合剿。孔彦舟派出奸细混入义军,里应外合击败义军,钟相也在战斗中被俘牺牲。钟相牺牲后,杨幺拥立钟相的儿子钟义,在龙阳(湖南汉寿)继续抗击宋军,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辖区内“田蚕兴旺”。1134年,伪齐派人带着礼品游说杨幺,“联军灭宋,分地为王”,但遭到了拒绝和镇压。1135年,南宋调岳飞围剿义军。岳飞采用“剿抚并行”的策略诱降一些义军将领,最后终于攻陷杨幺大营,杨幺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1134年9月,金、伪齐发兵50万分兵南下,被韩世忠、岳飞等击败。伪齐攻宋不力,加上金决意接受宋的议和乞降,1137年11月,金废刘豫为蜀王。次年,宋金达成和议,宋朝每年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名义上收回伪齐旧地。当时,李纲、韩世忠、岳飞等文武大臣群起反对。岳飞上书说“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果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金便撕毁盟约,集举国之兵攻宋。岳飞、韩世忠等奋力抗击金兵,在郓城大捷中,岳飞大破金军“拐子马”,一举歼灭金军精锐,兀术狼狈败逃。

  就在抗金前线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岳飞发出“直抵黄龙府(吉林农安)”的呼喊,但是却急坏了议和投降派。秦桧急令各路军退兵,让岳飞变成孤军,削弱岳飞进军的力量,并在一天内连发12道金牌,胁迫岳飞退兵。岳飞悲痛地说,10年的苦功就这样白费了。

  在宋金的对峙中,金军深感“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兀术去信给秦桧“必杀飞,始可和”。1141年,赵构解除岳飞、韩世忠兵权。12月,秦桧诬告岳飞谋反,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狱中杀死岳飞。次年1月,宋金再次达成和议,赵构向金主称臣,南宋变成金的藩国。

  金主完颜亮早有统一江南的图谋,为便于控制江南,1161年迁都燕京(北京)。当年9月,金发兵32万大举攻宋。正当宋金混战的当头,金军发生内讧,完颜亮被乱军杀死,金军北退。

  1162年,赵构让位给养子赵眘(宋孝宗),自己做太上皇。宋孝宗即位后,意欲有所作为。他第一件事是为岳飞平反,贬斥秦桧旧党,接着任用主战派张浚为枢密使,筹划北伐。但由于准备仓促,加上宋军长期积弱,1163年,北伐军在符离(安徽符离)败退,宋廷再度与金议和。

  1194年,宋光宗禅位太子赵扩(宋宁宗)。宋宁宗重用权臣韩侂胄,排斥打击程朱理学,把朱熹逐出朝廷。1205年,韩侂胄以“骑士不熟,形势不固”的弱势鼓动宋宁宗北伐。次年,金军击败北伐军南下,赵扩大惊,不得不杀掉韩侂胄谢罪,又增加岁贡银绢各五万,尊金主为伯父议和。此后,南宋与金、西夏、蒙互相利用,相互攻伐。

  7世纪初期,蒙古族的祖先——室韦的一支蒙兀室韦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东部森林里。后来,他们往西迁移到鄂嫩河上游大肯特山草原,过着游牧部落生活,并逐渐繁衍蒙古高原。12世纪初,蒙古部落开始使用铁制农具,社会得到发展。13世纪初,铁木真经过艰苦奋战统一蒙古各部落。1206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在鄂嫩河畔召开“忽里台”大会,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定都和林(蒙古乌兰巴托),建立了封建的蒙古汗国。

  蒙古族发展初期,金主完颜亶曾将铁木真的曾叔父俺巴孩钉死在木制的驴上,两军发生多次报复战争,蒙金结下民族仇恨。1211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伐金,一举歼灭金精锐40万。1214年,蒙军包围中都(北京),但金军拼死抵抗,蒙军退兵,金被逼迁都南京(开封)。1217年,南宋趁金人受损北伐,互有进退。

  1217年,成吉思汗决心征服西域,亲率大军西征。当时,蒙军越过新疆,先后征服中亚西亚直到欧洲东部、伊朗北部的广大地区。成吉思汗把占领地分封给他3个儿子去统治。1226年,蒙军在征服西域的归途中,指责西夏不出兵协助西征,向西夏发动攻击。次年,蒙军攻克西夏的都城庆兴(宁夏银川),西夏亡。

  1227年,成吉思汗病死在六盘山。1229年,窝阔台继任可汗。窝阔台约定南宋攻金,1234年,南宋派兵与蒙军合攻蔡州(河南汝南),城破后金哀宗自杀,金亡。

  金朝灭亡后,南宋举国欣喜若狂,似乎洗雪百年耻辱,宋理宗也想有所作为,收复失地成就老祖宗未达的遗愿。宋军收复开封、洛阳,但马上被主动撤退的蒙军击败。窝阔台以此为借口,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蒙军南下至襄阳、成都。1241年,窝阔台病死,蒙军退兵。蒙哥即可汗位后,继续谴军南下。1258年,蒙哥派忽必烈攻鄂州(武昌),自己亲率大军进入四川。次年,在围攻合州(四川合川)时,蒙哥受箭伤病死。当时,忽必烈正进军瑞州(江西高安),便匆忙与南宋议和退兵。

  1260年,忽必烈回到开平(蒙古多伦),宣布自己当可汗,彻底推翻了“忽里台”议立可汗制度。这一年,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自己当可汗,与忽必烈争夺可汗位置。 1264年,阿里不哥战败归顺忽必烈。1271年,忽必烈采用《易经》“大哉乾元”的意思,定国号为“元”,建立元朝。次年,忽必烈定都燕京(称“大都”,现北京)。

  元建立后全力进攻南宋。1273年,元军攻陷襄阳和樊城,水陆并进。1275年,元军击败张世杰的水军,进逼南宋朝廷 ——临安。1276年,元军进入临安。就在这一年,元军带着俘获的宋恭帝赵显和后宫宗室以及库藏金银文物北上大都。历史惊人地相似,南宋也象北宋一样灭亡了。

  南宋灭亡后,丞相陆秀夫、兵部尚书文天祥等先后拥立年幼的益王赵昰、广王赵昺组织抗元小朝廷。元谴张弘范南下追击。1279年,陆秀夫在厓山(广东新会)负赵昺投海而死,元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统一。

        第五节 两宋的经济

北宋政权轻而易举地在北周的基地上建立起来,致使赵匡胤采用满足统治阶级贪欲的方式来实行统治。南北宋的三百多年,历代统治者都沿袭这一方针。因而两宋统治者对民众的剥削是残酷的,社会的经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少数族的侵伐掳掠,更使两宋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北方的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两宋的经济是有发展但却是停滞而缓慢发展的经济。

北宋政权建立后,社会得到了安定,统治阶级也施行了一些刺激经济发展的方针。赵匡胤一即位,就下诏“广植桑枣,垦僻荒田”,免去一些渡口的算钱,随后又免去一些养殖、水磨、水利等苛捐杂税。赵光义年间,又罢去各渡口的载栗算钱。赵祯年间,赵尚宽在唐河县(在河北)修复水利,恢复生产。凡来种田的人都借给耕牛、种子、食物,一年后,逃亡在外的人都回到本地,另外还吸收了外地人的迁入。赵桓年间,又废除各路州军农器业生产的税钱。另外,北宋把有土地的人家称为“主户”,没有土地的人家称为“客户”,客户在主户里耕田,期满后可以脱离原主户,这样就减轻了人身依附的奴役,使生产力保留积极的因素,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南宋时期,政府设缴税库——库内各存金帛,一有盗贼,便出钱募人追捕。设慈幼局——贫民子女如果无力抚养,可以送局代养,没有子女的人也可以到局领养。设和剂惠民药局——官府出钱配制药剂,卖出的价格比私商的减价三分之一。又设居养院(养老院),安济坊(乞丐收容),漏泽园(代客人掩埋尸体)。这些措施,有调整、缓和阶段矛盾的作用,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但是,这些措施也存在着许多弊病,有的也没有真正实行。惠民药局合成的贵重药剂被权势人物夺去,人讥为“惠官局”,又讥统治者“不管活人,只管死人”。

两宋时期,水利得到恢复和发展。白洋淀附近修筑了很多引水渠道,用湖水进行灌溉。河南安阳一带引漳水灌溉几万顷良田,唐河一带也疏通汉代的旧渠。河北和江浙地区修了很多陂塘,蓄水灌溉。南宋时期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的水利事业也很发达。那里的人民用江水、湖水来灌溉圩田(四周筑堤,堤上种上杨柳,中间沟渠交错,遍布着成千上万亩的良田)。由于太湖流域水利发达,土地平坦肥沃,稻米产量居全国首位,当时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称。

两宋的农业技术也有了发展。北宋政府推广从越南引进的良种占城稻(耐旱、早熟),推广武允成创制的踏犁。那时侯,浙江人耕作很细,已能运用深耕、密植、排水晒田等技术,因而产量较高——一般高的可达五六石之多。南宋时候,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受破坏,金强占人民的土地为官田,圈占耕地作猎场,水利也失修了,黄河经常决口,生产很长时间还未得到恢复。湖南除了杨幺的根据地外,其余也大多荒凉。

北宋时期,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者有田1,000顷,大多数人只有少量或全无土地。如福州王氏有田1,000多顷,汜县(河南汜水)李诚有田庄方圆10里,范仲淹当参知政事时一次就赏上等田1,000亩。南宋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如溧阳(江苏溧阳)县官陆子遹夺取福贤乡围田6,000多亩献给宰相史弥远,史弥远每亩给钱1万文,子遹全部吞没,变成巨富。有的地方大地主每年收租多达100万石。

两宋的茶叶生产发展较快,江浙、四川等地已经有了很多茶场。北宋初年的茶产量达1,000多万斤。以后,总产量成倍地增长,到了南宋,单单四川的产量已达2,000多万斤。北宋末年,广东和福建的农民已开始种植棉花,以后种棉逐渐扩展到江南地区。随着棉花的种植,出现了新的纺织工具——搅车,弹弓等,纺织业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从棉花中得到了新的衣料。

北宋年间,全国有矿冶二三百处。这些矿冶分官办民办,但产品一律卖给官府。那时候,金属矿的开采,技术较为原始,费用昂贵,有的无法支持下去,因而发展较为缓慢。煤的开采发展较快,从河南鹤壁市发现的一个宋代开采遗址来看,开采方法已接近于近代技术。那时候,开封已有几十万户人家烧煤,人们还利用煤炼钢铁、烧瓷窑。从苏轼的石炭诗来看,全国炼钢最好的是磁州(河北磁县)。他们取上等铁连续锻炼百余次,铁经过一次锻炼减轻一些,一直到不再减轻为止,铁就变成了纯钢,颜色呈青黑色,闪闪发光。赵祯年间,每年产金1,500多斤,银21,000多斤,铜50多万斤,铁720多万斤,铅98,000多斤,锡33万多斤,水银2,200多斤。南宋的金属矿开采和冶炼远不及北宋。

北宋的陶瓷业在五代十国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大步。那时候,较出名的有品种繁多的定窑(河北曲阳),制作精美的柴窑(郑州):瓷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名的瓷都景德镇也是在宋真宗景德年间命名的。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盛。北宋时,东京(开封)是全国最大的城市,那里住着20多万户,100多万人口。城里有娱乐的场所叫“瓦肆”,里面有演戏的,讲故事的,耍杂技的,很是热闹。从宋代画家张择的《清明上河图》可看出当时的盛况。此外,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促使农村一部分地方的商业发展了起来,加上北宋时期的推动,农村出现了很多圩镇。

商业发展,货币流通量增大,市场上除了使用铜钱、铁钱外,银和金也投入了流通。四川历来使用铁钱,一贯钱重12斤,携带非常不便。当时四川十六家富商大户用纸印钱券,称为“交子”。后来,北宋政府见此法可行,便改为官办,大量的纸币在民间流通,我国成为了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南宋末,政府不设本钱,滥印“楮币”,致使物价飞腾,人民大受其害。后来便有“楮币之换,官民如仇;钞法之行,商贾疑怨”的说法。

北宋的人口,宋徽宗时统计有2,019,055户,4,000多万人,平均每户只有2人,可能是宋制按大户小户派役,民间隐匿人口,估计北宋约有人口1亿以上。

  宋的赋税繁多,北宋时分为五大类:公田赋,凡屯田的士兵和耕作公田的都要交纳赋税;民田赋,私田者交纳收获量的7%左右;城廓赋,包括宅税和地税;杂变赋,各类土产(盐、油、茶等)杂类均缴纳赋税;丁口赋。除正赋外,还有折变(政府随时变换交纳的物品或折钱,从中渔利)、支移(政府借故改变交纳地点,由纳税者远送它方)、宽余(额外收赋、以备灾荒,其实荒时不济)。南宋时赋税尤其多。赵构初到扬州,不敢立即加税,但却另开经制钱(添酒钱、添买糟钱等多种)。后来,税收项目越来越多,甚至两次诉讼不胜罚钱,得胜一方要收欢喜钱,民众遭受剥夺由此可见。

  第六节 传统儒学的改造和宋词彪炳的两宋文化

  五代和两宋的动乱,道教、佛教思想的横流,使传统儒学的主导地位出现了新的危机。两宋对传统儒学实行改造,形成了宋学系统——理学。在儒学改造的同时,宋词紧随唐诗之后,发展成为文学又一艺术瑰宝。宋代科学技术又有新发展,特别是活字印刷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唐崛起的古文运动,有机地结合了儒学和文学,成为宋学系统形成的坚实基础。北宋时期,周敦颐穿凿附会道家学说,以太极为理,以阴阳五行为气,拟定了理学的雏形。程颢、程颐是周敦颐的学生,但他们反对周敦颐关于道学的部分,强调正统儒学。他们讲守常道,听天命,要深究事物的理性,初步地形成了“知行合一”的概念。到了南宋,朱熹研究了北宋时期的几种学派,深入儒家经典著作和诸子百家思想,总结和发展了理学。他把精神叫做理,物质叫作气,认为未有天地之先便有理的存在,“有理便有气”,“三纲五常”则是天理的体现。他要求人们善于修身养性,听天信命,严格遵守天理。在对待学问方面,他要求人们“博学”、“慎思”、“笃行”,推究事物的理性,由理性回到实践中去。

在朱熹宣扬理学的时候,陆九渊以“吾心即宇宙”的命题,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他主张人们做事要立大志,明本心,所谓本心就是人的主观判断,用本心来明辨是非。后来,朱熹以他的客观唯心论,陆九渊以他的主观唯心论在鹅湖书院展开辩论,以后又进行书信上的辩论,推动了理学的发展。

宋代的理学,以儒学的正统思想为主,采用道教、佛教的部分哲学思想,集合成宋学系统。这种理论,是以唯心论为基础的,是封建统治者要求革新统治思想,进一步统治民众的产物。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士大夫阶层镇压农民起义见解的一致性,大部分农民起义领袖倒向统治者,这与理学的麻醉性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先前说过,中唐兴起的古文运动,有机地结合了儒学和文学,曾经为理学的形成打下基础。到了两宋时期,四六文已经一蹶不振,文道又有分道扬镳的趋向。这一时期,古文运动继续发展,代表人物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欧阳修。他以韩愈为宗,确立“文从字顺”的宗旨,反对西崑派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他的文章,“理实为要”,文理贯通,语言流畅。在他的影响下,王安石、曾巩、苏询、苏轼、苏辙等都在散文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后来,人们称韩愈、柳宗元和他们为唐宋八大家。范仲淹也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散文家。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确为后人恪遵的座右铭。

宋代的诗词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宋词的成就尤为卓著,文学史“唐诗宋词”并称。宋代许多诗人既作诗又填词,但诗词的艺术风格大抵一致。宋初倡导以诗赋粉饰太平,格调传承晚唐五代艳靡之风,形成了以杨亿为代表的“西崑派”,十多个作家的作品收录在《西崑酬唱集》,多为宫廷酬唱之作。

词起源于中唐,开始时流传在民间,那时是按照乐曲来填写的。当时,李白、白居易等也曾填过一些词。到晚唐五代时,温庭筠、李煜等已作下大量的词,成了著名的词人。词逐渐发展,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如《浣溪沙》、《念奴娇》等词牌,成了一种新体诗歌。从五代到宋初,词的意境艳靡、悲凉,寓意低狭,直到苏轼,词意才开辟了广阔清新的境界。他的词雄壮、豪迈、奔放,“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意态激昂,笔力纵横。到了南宋,国家命运,民族存亡,危若累卵。这一时期,孕育了爱国、爱民族的词人、诗人,著名的有辛弃疾和陆游。辛弃疾的作品以词为主,陆游以诗居多。他们的作品慷慨激昂,民族气节鲜明。这一时期,岳飞的《满江红》是振奋人心的爱国救亡词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河山,朝天阙。两宋时期,还有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他的词清新婉约,辞情并茂。宋代形成的诗词流派很多,“豪放派”,代表人物是苏轼;“爱国派”,代表人物是陆游;“婉约派”,代表人物是李清照;以追求形式主义诗风的“西江派”,代表人物是黄庭坚;还有留连花间尊前、倚红偎翠的“花间派”,代表人物是晏殊等等。

文学硕果累累,史学也枝丰叶茂。史学家司马光费时19年,与其他的史学家分工合作,集体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这本书顾名思义为资治而作,内容上溯战国,下讫五代,按照年代顺序编写。司马光的笔下,有明畅通达的语言,详略得当的取舍,有条不紊的叙述,寓意幽深的刻划,言简意赅的评论,细细咀嚼,的确耐人寻味。到了南宋,史学家袁枢又写成《通鉴纪事本末》。这本书成了《资治通鉴》的解说和补充。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很早就对人类作出伟大的贡献,汉代蔡伦造纸,唐代火药的进一步应用和宋代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大大地促进了世界的文明。

人们记录语言,最初使用手抄法。到了秦代,大量石刻碑文出现,后来,人们用纸附在刻石或刻有文字的金属上敲印或摹写,便产生了拓本。从拓本里,人们得到启示,发明了雕版印刷。公元593年,隋文帝诏令使用雕版印刷,以后逐渐盛行。11世纪中期,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用火烧硬粘土刻制的字来排版印刷,把印刷术提高到了新的阶段,开辟了印刷史的新纪元。

早在战国时候,我国人民就发现了磁石的吸铁性和指极性。那时候,人们最早用来辨认方向的仪器叫司南(由磁勺和刻上方位的铜盘组成,磁勺指南针)。到了北宋,人们将磁石磨成针状,形成了罗盘针的雏形,并普遍地把它应用于航海事业。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朱彧的《评洲可谈》里都有关于指南针的叙述。朱彧描写舟师航行时说:“昼则观日,夜则观星,阴晦则观指南针”。

  八世纪初,造纸法传到中亚西亚,以后又传到欧洲;14世纪,活字印刷首先传到朝鲜,后经西域传到了波斯、埃及和欧洲;南宋时期,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已学会使用指南针,并逐步传入欧洲,推动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13世纪,阿拉伯人从蒙古军队中学会制造火药和火药武器,以后又传入伊斯兰教各国,传入欧洲。

北宋科学家沈括总结了当时的科学成就,运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了《梦溪笔谈》一书。这本书内容广泛,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各方面,共分17类,26卷。它保存了大量的史料,是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珍贵的遗产。

北宋医学家唐慎微总结前人的医学成果,经过自己严格的考证实践,写成了《证类本草》(记载药物1,746种)。这本书成为后世医学家重要的参考资料。南宋法官宋慈总结前人法医方面的经验,加上自己多年来的实践体会,写成了《洗冤录》。《洗冤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李诫是北宋时期的建筑学家。他总结了历代建筑技艺,写成了《营造法式》一书。这本书有很多精密的图样和详细的说明,是我国建筑学的重要著作。

 

    第九章 疆域空前 经济停滞的元朝

   

   第一节 蒙古族领土的扩张和元初的政治措施

  成吉思汗的武力扩张为蒙古族建立了疆域辽阔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继续扩张领土,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欧洲的多瑙河。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立了元朝,统治着约1,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控制了横跨亚欧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势力范围。元朝,成了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帝国。

  蒙古族三次西征确立大帝国基础。1219年,成吉思汗首次亲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经过6年的征战,蒙军越过新疆,先后征服中亚西亚直到欧洲东部、伊朗北部的广大地区。1235年,窝阔台派拔都等率军进行第二次西征,征战时间8年。西征军分兵攻占高丽(朝鲜)、莫斯科、波兰、匈牙利等。后来,拔都进入里海、咸海,在那里建立了钦察汗国。1252年,蒙哥又派旭烈兀、忽必烈等发动第三次西征,征战时间7年。西征军进入波斯(伊朗),攻取大理、安南(越南)。经过这三次西征,蒙古国在广大的西北部地区建立了钦察、察合台、窝阔台和伊儿四大汗国。蒙古族发动的西征是一场残暴的征服战争,征服者所到之处往往大量杀死当地军民,充分体现了征服者的凶狠残酷。 

  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确立了可汗位置。为了便于统治,迁都燕京。1267年,忽必烈又在燕京东北开辟一座新城(现北京),城周围60里,比和林大10倍。1272年,新城被命名为大都,元的京城就最后定在那里。

元统治下的人民,绝大多数是汉人,要对汉人实施有效的统治,必须采纳汉族的传统办法。忽必烈利用一些汉族士人来制定官制。当时,大儒刘秉忠、许衡等协助忽必烈建立了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等机构。中书省设宰相,统领吏、兵、刑、礼、户、工等六部。枢密院管理军事。御史台管理纠察。地方实行行省制,全国划分为12个区,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为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其余11个区设置行中书省长官来管理。行中书省还下设路、府、州、县等。在乡村,则设立村社,规定每50家为一社,设社长一人,管理社内事务和监视民众。

元社会民族众多,为了达到互相控制的目的,元政府实行分化瓦解的政策,把各族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域各族),第三等是北部汉人(也包括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第四等是南人(南方各族)。元朝规定,朝廷和重要的地方官吏,一律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公文一律使用蒙古文字,汉人要学习蒙文,一般民人不得群集、习武、私藏武器。如果私造兵器,私藏武器(私藏铁甲全副或弓箭10副:一弓三十箭为一副)都要处死刑。元政府除将民族分为四等外,还将国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倡、九儒、十丐,排定各阶层的社会地位。

蒙古族采取向外扩张政策,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开始的时候,蒙古人15岁以上,70岁以下全部充军,称蒙古军,由色目人组成的军队称探马赤军。进入中原后,蒙古人大量征发汉人当兵,称为汉军。南宋投降过来的军队,保留原编制,称新附军。蒙古族就是依靠这些军队来建立武功的。元建立后,蒙古军多驻在中原地区,京师宿卫全部由蒙古军的探马赤军充当。元的各类军队,有计划地分布各地,互相监视。汉军的征集来自贴军户,每二三户便由一个人当兵,当兵的称正军户,其他户出钱帮助。汉军经常调动,一切费用全由本人负责,因此,贴军户经常破产。军官实行世袭制,他们大都互相勾结,与当地富豪一起剥夺民众。

元世祖建立政权后,开始重视农业。他设置司农司来管理全国的农业,司农司还编写《农桑辑要》这本书来指导农业生产。元还设置河渠司,管理全国的水利。河渠司征调各地的人力、物力修治黄河,疏通一些运输河道,修复了一部分水渠。经过司农司和河渠司的努力,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族第一次征服汉族建立起来的国家。蒙古族的游牧生活使部众具有强悍性和杀掠性,加上蒙的统治者实施偏面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当时社会民族矛盾的激化。

窝阔台时期,近臣别迭曾献计说:“汉人无用,不如尽数屠杀,空出田地来作牧场。”当时,大臣耶律楚材竭力劝阻,建议让汉人继续从事农业,征收赋税,汉人才免大屠杀。财政大臣桑 哥曾与佛徒杨琏合谋,发掘南宋诸帝的坟墓(在浙江绍兴),夺去大批的金银首饰,挖出来的枯骨堆放在一起,建一座塔在上面,叫镇南塔。桑哥还用赵昀(宋理宗)的头骨做溺器(赵昀的头骨特别大,朱元璋灭元后才葬掉)。在法律上,蒙统治者分汉人为末等,又故意把汉人分南人、北人,用以瓦解汉人。那时候,蒙古人杀死汉人仅罚驴一头,汉人杀死蒙古人会立即处死。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能指出见证,交官审理。蒙古贵族还随意圈掉汉人的土地作牧场和游猎场。为了防止蒙古族人同化在汉族人里面,元政府还禁止蒙汉通婚,强迫汉人学习蒙文,利诱汉人改用蒙古族姓氏等。

腐朽的汉族统治者在勇猛的蒙古军进攻下举手投降,元建立后,他们互相勾结,共同统治蒙汉民众。元初时期,一些大儒生为忽必烈出谋划策,姚枢设计灭宋有功,许衡参加制定官制有功,都被封为大学士。许衡还兼国子祭酒,参与中书省议事。元初的官吏朝廷不给俸禄,任由剥夺,蒙古贵族乘机搜括蒙汉人的财富。当时的官吏以各种名目取钱,有拜见钱(新官上任)、公事钱(诉讼受贿)、赍发钱(勒索犯人)、人情钱(送旧迎新)、常例钱(分肥)、生日钱、撒花钱(无事白要)等等。元初,浙江行省平章政事(省长)呼逊贪夺的赃银就有81万锭。桑哥公开卖官,罪犯交一定数量的钱就可以开脱罪责。江浙富豪曹梦炎每年送白米1万石给元政府,元封曹为浙东道宣慰副使。曹梦炎任职前的剥夺显而易见,当官后更是取回有余。当时有曲讽刺说:“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又有诗讽说:“解赋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差不多)。”在蒙汉统治者的剥夺下,中国社会遭受着长期的洗劫,人民痛苦不堪,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到了元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便爆发了。

1295年,忽必烈死,铁木耳(元成宗)继位。此后,皇亲、国戚、大臣参与谋篡、杀夺,帝位迅速改变,在不到半个世纪时间内,先后更换8个皇帝,造成政治不稳定的局面。

   第二节 农民起义推翻元的统治

元统治者实施民族压迫政策,民众不能忍受压迫纷纷举行起义。朱元璋加入农民义军,逐渐扩张势力,并充分利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实现了重新统一中国的帝业。

元代的农民起义几乎从元朝建立初年就开始爆发。1277年,汀州、漳州(在福建)的民军首领陈吊眼联合畲族女酋许夫人起义。后来,各族人民组成的义军发展到10万人,震动了元朝廷。1281年,元将高兴(汉人)诱杀陈吊眼,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是,起义彼起此伏。从忽必烈到托欢铁木耳这几十年间,全国爆发的起义达千多次,严重地动摇了元的统治。

元后期的土地高度集中,大臣伯颜仅赏赐的土地就有2万多顷。寺院也霸占着大量的土地,大承天搪圣寺两次受元“赐田”30多万顷,拥有佃户3万多户。从忽必烈时候起,由于自然灾荒,国内时常有百多万甚至几百万饥民。

1344年,黄河三次缺口,无数饥民得不到赈济,“民之死者过半”。1351年,元朝派工部尚书贾鲁为河防使,征发民工15万、兵士2万修筑黄河,这就促使了起义的爆发。

早在铁木耳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已有的白莲教组织。后来,永年县(河北永年)人韩山童利用这个教会,宣扬天下当大乱,弥勒佛降生治世,开始组织起义。当时,刘福通称韩山童是赵佶的八世孙,应该恢复赵家天下,重新让汉人当皇帝。筑河民工聚集后,韩山童、刘福通派人传播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们又在将开挖的河道上预埋一个独眼石人,石背上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数字。民工们挖出石人后,纷纷议论,起义的条件成熟了。正当起义将要爆发的时候,计划泄漏,官吏捕杀韩山童。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刘福通迅速转移到颖州(安徽阜阳)举行起义。

起义军用红巾裹头,称为红巾军(又称红军、香军)。他们迅速攻占颖州等10余县,队伍由3,000人发展到了10多万人。当时,徐寿辉在蕲黄(湖北浠水),布王三(称北琐红军)、孟海马(称南琐红军)在湘汉,芝麻李在萧县(安徽萧县),郭子兴在濠州(安徽凤阳)先后响应起义。

红巾军起义后,有力地打击了元的统治。当时,被派来镇压起义号称“精锐善战”的回回阿速军,一见义军便望风而逃,主将赫厮虎赤还未交战,便大叫“阿卜,阿卜(逃跑)”狼狈而逃。

1355年,红巾军攻下亳州(安徽亳县),刘福通推举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建立起农民政权。

1356年,元派御史大夫也先铁木耳率兵30万进攻红巾军。红巾军夜袭敌营,元军全线溃败。次年,红巾军在夺取了陕西、山东一部分地方后,分兵3路北伐。毛贵率领东路军直指元大都,关先生率中路军攻陕西、河北,白不信率西路军攻山西,刘福通自己率兵进攻汴梁。1358年,红巾军攻下汴梁,定汴梁为首都。东路军由山东进入河北,包围大都。元朝廷上下惊慌,商议迁都避难。不幸,东路军受到地主武装的攻击,军事失利,红巾军退兵山东屯田。中路军夺取河北后分兵指向上都,焚毁元宫殿,进入东北。西路军也夺取了黄土高原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另外,徐寿辉所部的红军也占领了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不久便建立了政权,国号天完,后来又建都汉阳。郭子兴所部红巾军占领安徽,在安徽建立了根据地。

在红巾军起义的时候,江南地区也相继出现一些反元武装。方国珍在浙江南部,张士诚在江苏中部先后起兵反元,他们都在那儿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357年,明玉珍入蜀取重庆。1362年,明玉珍建立大夏国,占有四川全境。这些武装开始时都反对元的统治,但后来张士诚却接受元的招降,与红巾军为敌,方国珍也接受元的许封,与元政府运送粮食。

农民起义的冲击,震动了元的统治,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元政府不得不改变镇压策略,利用地主武装,设立“义兵千户府”来牵制和镇压农民义军。当时,察罕铁木耳与李思齐(汉人)组织地主武装,合攻红巾军。他们阻挡毛贵率领的北伐军,又击败了入关的红巾军。

随着形势的发展,义军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占据陕西的白不信兵败后退入四川,归投明玉珍。1355年,郭子兴死,朱元璋杀郭子兴的儿子天爵,统领了郭子兴余部。毛贵在山东被部将赵君用谋杀。1360年,徐寿辉被部将陈友谅谋杀,陈友谅割据湖广。

1359年,察罕铁木耳、李思济合攻汴梁,刘福通拥韩林儿退走安丰(安徽寿县)。后来,张士诚派部将吕珍进攻红巾军,刘福通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当时朱元璋率兵击败吕珍,救出韩林儿。从此,朱元璋成了农民起义中的中坚力量。

朱元璋濠州人,祖辈都是贫民。17岁那年,父母兄弟都死于瘟疫。朱元璋无法生活,被迫入皇觉寺当和尚。8年后,郭子兴在濠州起义,朱元璋充当卫兵。后来,他回到乡下招兵700人,攻下定远(安徽定远)、滁州(安徽滁县),兵力增加到近3万人。1355年,朱元璋统领郭子兴的余部,军事力量进一步扩大。1356年,朱元璋攻克集庆(江苏南京),改集庆为应天府,并号称吴国公。从此,朱元璋以应天府为根据地,开始了他一生中谋取帝业的斗争。

1357年,朱元璋攻克徽州(安徽歙县),采纳名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着手整顿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巩固根据地。朱元璋名义上仍是农民义军的将领,他接受韩林儿平章政事的官位,与韩林儿保持臣属关系。1363年,朱元璋救出韩林儿,在政治上有了更大的号召力,完全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

朱元璋出身贫苦,虽然博得郭子兴的信任,但一有机会,便左右时局来谋求自立。他幼年失学,目不识丁,因而非常重视文士。每攻下一城,都要搜集名士,量材录用。当时,元进士、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刘伯温)就被请出来,为朱元璋参谋军政大事。他曾为朱元璋分析时局,指出张士诚享乐无志,陈友谅兵多将广颇具野心。如果先讨伐张士诚,陈友谅必乘机出兵袭击;假若讨伐陈友谅,张士诚一定耽于享乐,可消除后顾之忧。平定陈友谅后。张士诚不难克服,江南可望统一,然后北伐中原,建立帝业。后来,朱元璋果然这样去做了。朱元璋还善于驾驭将士,同乡徐达、汤和,降将廖永忠等都得到重用。

1363年,陈友谅集结军队60万,企图乘朱元璋往救韩林儿的机会一举兼并朱元璋。当时,朱元璋率水军20万进入湖口与陈友谅决战。朱元璋兵力不足,但战士们作战很勇敢,终于挫败了陈友谅。陈友谅军事失利,惨杀俘虏泄愤。朱元璋却加倍优待俘虏,给俘虏治伤,并释放他们回去,从心理上瓦解敌军。后来,陈友谅在突围时中箭而死,全军溃败。1364年,朱元璋攻克武昌,陈友谅的儿子陈理投降。

1365年,张士诚起兵20万围攻诸全州(浙江诸暨),被守将击败。1366年,朱元璋命徐达率军20万讨伐张士诚。次年,大军合围苏州,擒张士诚。在讨伐张士诚的时候,朱元璋认为韩林儿的存在已经成为他称帝的障碍,于是暗派廖永忠杀死韩林儿,自称吴王。1367年,朱元璋又出兵平定方国珍。

江南平定,朱元璋拟定先取山东、河南,堵塞潼关后,再北上夺取大都,最后夺取山西、陕西的策略。1367年10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伐。朱元璋还发表北伐文告 ,申明“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目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元军纷纷溃散,汉人无不争相大开城门,北伐军很快就由山东进入河南。

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1368年1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了明朝。

1368年3月,北伐军夺取汴梁(开封)。4月,另一支北伐军击败李思齐,夺取潼关。7月,北伐军进入河北,常遇春夺取直沽(天津县),又克通州(通县),直逼大都。当时,元顺帝托欢铁木耳连夜出居庸关逃往上都。8月,徐达攻克大都,大都改名北平,元的统治被推翻了。

1369年,徐达攻克陕西李思齐,常遇春攻克上都,元顺帝再次北逃。朱元璋欲最后歼灭元势力,1372年遣徐达率军15万分兵三路指向和林。但徐达率领的中路军却受到了扩廓铁木耳的抗击,明军无功退回。

在北伐开始的同时,朱元璋派汤和、廖永忠等分兵南征。1368年南征军平定福建、广州、广西。1371年,汤和攻取四川。1382年,傅友德克大理,夺取云南。至此,全国统一。

元末的农民起义最后形成两支力量:刘福通在北方,朱元璋在南方。刘福通没有巩固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口号和纲领,便急于北伐,过早地分散义军的力量,给元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朱元璋与北方军相反,公开提出明确的纲领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主张,得到了各阶层的支持,终于建立了明朝。

       
     第三节 元的经济和文化

蒙古族历来以游牧为主,他们曾试图以自己的游牧方式来取代汉族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农业生产一直处在停滞的状态中。元的手工业发展缓慢,除了纺织业有较大的突破外,其他门业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元的文化没有突出的发展,成就较为显著是戏剧。

黄河流域被蒙古族夺取后,成万顷的良田被他们当作牧场。大量的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很多田园荒芜了。元政权建立后,忽必烈设置司农司管理农业,并编成《农桑辑要》一书颁发全国,部分地方农业逐步得到恢复。但是,忽必烈以及后来的统治者却将战后的无户土地和宋官府的土地大量地赏赐给王公贵族和寺院,官僚和富户又乘机剥夺土地,任意指农民的土地为荒地,攫为己有,土地大量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江南的土地集中尤为严重,有的大地主每年收的租谷竟达5万多石。当时,江浙地区农业基本恢复,每年向元政府交粮达450万石,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强。元初时,北方农村成立一种互助的组织“锄社”,各农户集中锄一户的田,由户主管饭食,一户完后又另一户。这种组织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的恢复。

元每攻下一城,必定搜集城中的工匠,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为官营手工业服务。那时,官营手工业部门非常多,有永利库(印钞)、梵象局(绘画)、蜡局(铸造)、玛瑙玉局、珠翠局、典饮局(酿酒)、异样毛子局等50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大多数是为生产宫廷奢侈品服务的,手工业生产被统治者压入了生产享乐的胡同,严重地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那时的工匠劳动非常繁重,收入每年每户仅5石粮食,实际上,手工工匠成了手工奴隶。

元初中期,江南木棉的种植面积逐步扩大,为纺织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纺织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松江乌泥泾(上海华泾镇)人黄道婆,年轻时被迫流落海南岛。后来,她从那里学习了黎族人的纺织技术,把它带回了家乡,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改革了纺织工具。另外,她还传授黎族人的提花技术,使那里出产的“乌泥泾被”很出名。当时,乌泥泾地区以棉织业为业的已有千余户,出现了拥有四五架织机,雇工十多人的纺织业手工作坊。

元时期,江浙的商业较为繁盛,商税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杭州是江浙最大的商业城市,城中有大市10处,小市无数,单是胡椒一项,每天就卖出4,400多斤。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大都,那儿居住着很多王公贵族、外国商人和官僚富户,国内外货物都云集大都。那时每天进城的纺织物就有1,000多车。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这样记叙大都盛况: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那时,对外贸易的城市有泉州、广州、杭州等多处,其中进出口货物最多的是泉州。贸易税率细货10抽1,粗货15抽1,进口的货物加倍抽税。外国人进口的货物多是珠宝、象牙、犀角、香料,出口货物多是丝织品、金、银。那时已有奴隶输出,南洋群岛的华侨开始出现。

元时期已大量发行纸币。那时候,金银已停止使用,凡有金银,须到官府兑换纸币使用。当时的纸币有交钞、中统元宝钞、至元宝钞3种。元宝钞1贯值银半两,金半钱。后来,政府滥印货币,元宝钞贬值,每贯只值银1钱。1287年,元又发行至元宝钞,价值与元宝钞发行初期相同。到了元后期,农民起义爆发,元政府日夜猛印宝钞当作军费,结果市场物价飞涨,货币变成废纸,很多人被迫用实物进行交易。元时期还形成一种高利贷组织——斡脱,许多王公贵族都参与这种商业垄断和高利贷活动牟取暴利,斡脱钱的年利息达百分之百。

元时期赋税繁重,南北方各实行不同的制度。北方实行丁税、地税法。丁税规定每丁每年纳粟3石,驱口纳粟1石。地税规定每年每亩纳粟3升。政府按人多或地多从中选取纳粟最多的一种来收税。这样,人多地少的户负担就更重了。南方实行夏税、秋税法。夏税每户收银5两,丝1斤6两4钱。秋税缴纳租米。那时候,僧、道、儒、军户免交赋税,有钱势的人家故意称儒生、军户,避免缴税,把应纳的钱物转摊给农民。农民除了向政府交税外,还要向地主缴纳租谷,他们的负担可以想见。当时,元政府每年收粮1,200多万石。

1291年,元户部统计:腹里户数达200万,江淮、四川达1,100多万,全国人口约在7,000万左右。

蒙古族统治者在经济上的策略剥夺重于生产,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却实施褒扬儒学,保护宗教两条基本方针,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窝阔台时期,耶律楚材就建议用周公、孔子的教义统治中国,并推举儒生陈时可、赵昉等为课税使,为蒙古征收赋税。窝阔台封孔子的51世孙孔元措为蒙古衍圣公,重修孔子庙,禁止任何人侵扰孔庙。铁木耳曾赐田5,000顷给孔元措,称孔子的思想“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元政权建立后,忽必烈在大都设立学校,教授孔子思想和灌输理学教义。海山(元武宗)时期,中书省用蒙文译《孝经》。石德八剌(元英宗)时期,学士忽都鲁都儿译《大学衍义》,他对臣下说,修身治国,再没有比这书好的了,奖钞50万贯给忽都鲁都儿。1315年,元开始科考,直至元亡,共开科7次。第一场开科在朱熹注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中出题。科考录取名额50到100人,其中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各一半。

元统治者褒扬儒学,灌输孔子忠、孝、义思想和理学修身养性、听天信命的教义,实际上是要达到笼络汉族士人和麻醉民众的目的。当时,有人把元人分为10等:一官,二吏,三僧,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又说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把儒士排到第9位,甚至排到娼的后面。事实上,在当时尊儒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讽刺那些竟尽阿谀奉迎之能去钻营官位的儒士,帮助蒙古族统治者欺压汉人的孔门世家,却也不无恰到之处。

元极重视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思想杂入吐蕃习惯宗教概念的一种宗教。忽必烈征服吐蕃后,尊称大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国师。铁木耳时期,太子德寿夭折,皇后派人问胆巴帝师:“我夫妇二人虔诚拜佛,为什么连仅有的一个儿子也不能保护?”胆巴说:“佛法象灯笼,能抵御风雨,但不能救灯烛的烧尽,太子寿命该了,佛法哪能强救?”皇后确认无讳。后来,每一帝的登位,都要谒见喇嘛,受戒7次才登位。喇嘛教之外,基督教、回教和道教也得到元的重视。忽必烈曾封张道陵的36代孙张宗演为真人,统领道教。后来,佛教徒反对道教,要求烧掉道经。忽必烈召集张宗演等人,对他们说,你们常说水火无伤,清派人入火试验。张宗演等人大惊失色,慌忙要求烧去道经,不敢入火试验。统治者明知他们说的是谎言,但知道这对自己的统治有利,后来,仍让他们保留原来的地位。

元科学上的杰出成就是授时历的制订。1280年,科学家郭守敬运用天文和数学上的成就,精密地创造了授时历。他算定1年有365.2425天,与实际数据相比只差26秒。这个太阳年的使用,是世界的首创,达到了当时历法上的最高水平(比现行公历早300年)。

元时期王祯著《农书》。《农书》分为3部分,介绍了种养技术,作物栽培的方法和农业生产工具、农事制度。在“农器图谱”部分,有一幅“授时图”,详细地记载着各个季节的自然现象和应做的农事活动。《农书》是继《齐民要术》的又一部农业生产技术总集。

元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随同他的父亲到元经商,受到忽必烈的欢迎。后来,他们在元朝担任官吏长达17年,深入陕西、四川和云南等许多地区,对元代社会经济发展有较全面的了解。回国后,马可﹒波罗因战争入狱,在狱中将见闻口授给同狱作家鲁思蒂谦,写出闻名世界的《东方闻见录》(又称《马可﹒波罗行纪》),把当时先进文明的中国介绍给欧洲,许多资料到现在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宋代时期,城市和乡村已经流行一些杂剧戏。金统治黄河流域时期,又盛行一种以讲唱为主的诸宫调。从金代墓葬里曾发掘出一座戏台模型,上面有五个角色在表演,可以说明这种戏的流行。到了元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据《录鬼簿》的记载,突出的有79人。他们大都是北方人,又多是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物。他们在宋金杂剧和诸宫调的基础上,使之发展成了叙事兼开扩联想的舞剧,文学史上所说的“元曲”就是这种歌舞剧。他们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笔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理想。在这一方面具有突出成就的是关汉卿。他用辛辣的笔调、含蓄的语言,大胆地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表达了个人的正义感和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他的代表作是悲剧《窦娥怨》。此外,还有王实甫(代表作《西厢记》)、白朴(代表作《墙头马上》)郑光祖(代表作《倩女离魂》),他们合起来号称“元曲四大家”


       第十章 中央集权政治完善和经济发展的明

  

  第一节 明初期中央集权政治的加强和社会发展

元的残暴统治和偏面民族政策的实施,促使红巾起义的爆发。朱元璋加入农民义军,逐步取得支配地位,并于1368年在南京建立明朝。明政权建立后,为了永保朱氏基业,朱元璋以残酷的君主专制实施统治。

朱元璋出身军旅,身经百战,追随的将臣,都悉心向服。但天下统一之后,朱元璋已年近花甲,太子朱标、太孙朱允炆都柔和文弱,要想延祚百代,一定要想办法清除那些有名望的将臣,才能防止帝位被篡夺。因此,他用各种借口来达此目的。

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罪,捕杀左丞相胡惟庸,大兴“胡狱”,杀死15,000人,太师李善长,帮助朱元璋建立功业的宋濂也被杀害。1385年,户部侍郎郭植贪污,追案及几万人,杀掉大批官吏。1393年,朱元璋又指大将军蓝玉造反,大兴“蓝党”,捕杀2万余人。朱元璋还用挑剔字眼的办法清除文士。杭州名儒徐一夔作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语,这本来是嘉颂之言,但朱元璋却以“光”骂他光头,“生”骂他做僧,“则”骂他做贼的罪名,杀掉徐一夔。当时,太子朱标认为执法太重,朱元璋指地上荆条要朱标拿起来,当朱标脸有难色时,朱元璋说,我杀掉的都是坏人,正象削掉荆条上的刺一样,这有什么不好的呢?经过朱元璋的清洗,朝中有名望的将臣已经差不多净尽了。

为了扩大朱氏势力,朱元璋恢复分封制。所有的皇子都分封京外各地。皇帝位规定由嫡长子孙继承,其余皇子封亲王。亲王的儿子封郡王,子孙依次授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再下则授中尉级。亲王每年禄米1万石,另有封田、武卫。受封各人,既不做官办事,又不从事农工,只是游手好闲,坐靡俸禄。天长日久,朱姓皇封,遍及天下。

朱元璋还改革官僚制度加强君主专制。1380年,朱元璋治杀胡惟庸后,便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只保留吏部、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工部六部,每部设尚书1人,左右侍郎各1人。又撤销武官都督府,分设前、中、后、左、右五军都督府。朝廷还设立都察院(负责监督内外官吏)、通政司(接纳官吏、民人的各种奏章,直达御前)和大理寺(审核刑狱,所有刑罪,由此最后确定),起检察作用;设立承宣布政使司(管理民政和财政)、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和都指挥使司(管理军政)三司,管理朝廷事务。另外,朱元璋还设立殿阁大学士,侍奉皇帝左右备问,用以集思广益。就这样,自秦汉以来的集权政治,经朱元璋的改革进一步完善起来,所有的军政大权都总揽在皇帝的手上。

朱元璋确立兵制。皇帝的禁兵称上十二卫,驻扎京城。地方设卫所,每省设都指挥使司,统领本省卫所,由五军都督府总领。卫下设千户所,统领1120人;百户所,统领112人,百户所设2旗,每旗统领50人,每旗又分设10小旗。5所合成1卫。兵士的来源是世袭的军户。这些军户世代相传,不受地方官吏的管辖,另由军籍控制。

建政初期,朱元璋使用严苛的律令。官吏稍有触犯,往往当即杖杀,不凭律审,如果官吏贪污,赃银满60两,便处以死刑,并剥皮装草示众。在职臣下朝不保夕,人人自危。朱元璋曾对朱允炆说过,我治乱世,不得不用重刑;你治太平世,应该用轻刑。1398年,明太祖制定《大明律》。《大明律》删繁就简,对刑律作了明确的规定,是研究封建法律的重要典籍。那时,古代留传下来的残酷肉刑-----黥(面上刻字)、剕(砍掉腿)、劓(割鼻)和阉等都被废除了。

朱元璋吸取历代宦官和后妃干政的教训,对宦官和后妃的权力加以限制。一登帝位,他便传旨不许宦官参与政事研究,不许宦官领兵。1377年,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识字知书。1384年,他又铸一铁牌悬宫门上,铁牌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朱元璋还对后妃加以约束。他规定,皇后只准治内事,不能过问朝政。臣下不得献进美女,妃妾一律从民间选取,防止妃妾受宠而偏袒大臣。另外,朱元璋还叫人写了《女诫》这本书,警惕女祸。

1395年,朱元璋把各种制度编成一部大典,叫《皇明祖训条章》,公布全国。他还明确规定,后世谁敢改变祖训,按奸臣治罪。

除了实行政治上的改革外,朱元璋还派出使者到东南沿海一带,诏谕各国向明进贡。他在给爪哇国的诏书里说,我仿照前代的帝王治理天下,就是希望中外人民能各安其所。我怕你们地处僻远,不知道我的用意,才派使者到你们那里去,使大家都知道。当时,安南(越南)吕宋、琉球、真腊(柬埔寨)、爪哇、暹逻(泰国)等近10个国家向明进贡,明都好礼上待,朝贡的物品,往往数倍酬还。

为了巩固西北部边境,朱元璋出兵蒙古。1372年,朱元派徐达北击蒙古,无功告退。朱元璋深感北部边境的威胁。从1373年到1390年,明政府十多次出兵。1387年,大将军冯胜率兵20万,1388年大将军蓝玉率兵15万,二次出击,终于击溃了元军主力,元的势力被瓦解了。到坤贴木耳时,部下鬼力赤杀死元主,改元为鞑靼,自称可汗。西北部边疆于是暂告宁息。

朱元璋在世时,企图把一切巩固朱氏统治的事情做完,因而他进行各种改革,确立各种制度和多次出兵西北部边疆。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他的主观意志进行,相反,有的却恰恰走到他主观愿望的对立面去。

1398年,朱元璋驾崩,太子朱标早逝,嫡孙朱允炆(惠帝)登位。朱元璋遗下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辅佐朝政。为了巩固朱允炆的帝位,他们协商削藩。不久,他们废掉朱橚等5王为庶人。朱棣是朱元璋的4子,封燕王,据北平,是当时最有实力的藩王。1399年,朱棣引《皇明祖训条章》以“清君侧”为名,指斥齐泰、黄子澄等为奸臣,发起靖难之师,起兵北平。经过4年的靖难之战,朱棣攻破南京。朱允炆放火焚烧宫殿,不知所踪。

1403年,朱棣在南京称帝(明成祖)。他镇压朱允炆时的旧臣。当时,他灭方孝孺十族(学生、朋友算一族),共杀死873人。齐泰、黄子澄也遭灭族。这一次杀掉几万人。历史上称为“建文奸党案”。

朱棣重用宦官和设立特务机关来加强统治。他起兵进攻南京时,曾经收买朱允炆身边的宦官当内线。夺取帝位后,他便彻底废掉朱元璋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的规定,重用宦官。朱棣还恢复朱元璋建政初期起过特务作用的锦衣卫,又加设由宦官控制的“东厂”。厂卫的设置,虽然监督了官吏,加强独裁专制,巩固朱棣的统治,但是宦官的专权,残酷的特务统治,却也从此伏患。

朱棣因为削藩而起,但当皇帝后,所站的位置不同,必须削藩以巩固中央集权。因此,他仍坚持削藩政策,只不过采取较为温和的策略,以调动、削权的形式控制藩王的权力。1402年,朱棣创设“内阁”,命胡广、杨荣等7人朝夕随帝,作为顾问议事。在位期间,朱棣坚持朱元璋的施政方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1421年,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1403年,北平改为北京)。

元灭亡后,蒙古地区分为瓦刺、鞑靼和兀良哈3部分。1409年,鞑靼可汗本雅失里杀死明使臣。朱棣大怒,派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兵10万讨伐。不料,明军在克鲁伦河被鞑靼击败,全军覆没。朱棣深感鞑靼对明的威胁,从1410年到1424年一连5次率兵亲征。明军多次深入蒙古地区,击溃鞑靼、瓦剌主力。1424年,朱棣第5次亲征,病死在俞木川(内蒙乌珠穆沁)。此外,朱棣还对西南用兵。1406年,朱棣命张辅率兵80万进攻安南,并在那里设置郡县治理。
    1424年,太子朱高炽继位(明仁宗),但在位只有一年便病逝了,宣宗朱瞻基继位。仁宗、宣宗均实行清明吏治,明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史有“仁宣致治”之称。

第二节 明中期沉重的内忧外患和统治的衰落

明中期,宦官的政治地位上升,朝政趋向腐败,农民起义频频爆发。西北部的瓦刺、鞑靼和东南沿海的“倭寇”对明边境大规模攻击。在这些打击下,明的统治大为衰落。

1435年,宣宗朱瞻基病逝,只有9岁的太子朱祈镇继位(明英宗)。朱祈镇即位初期,在内阁大学士杨荣等辅佐下,朝政基本保持清明。不久,朱祈镇宠信宦官王振,加上瓦刺的侵扰,明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

鞑靼的西北部居住着瓦剌人。朱棣时期,瓦剌3个大酋长被封为王。1413年,瓦剌人攻占和林,逐步强大起来,牵制了鞑靼的势力。朱祈镇时期,也先袭封顺宁王的爵号,扩张势力,逐步统一蒙古的大片领土,成了明西北方的强国。1449年,瓦剌借口互市的马价不平等,兵分4路大举侵犯明边境。当时,朱祈镇听信宦官王振,率兵50万亲征瓦剌。朱祈镇到达大同,听到前方败仗的消息,马上退却。也先率精骑追击,在土木堡(河北怀来)包围了明军。宦官专权多年,明军士缺少训练,加上指挥混乱,几十万大军不堪一击,全线溃败,朱祈镇被俘。当时,明英宗的随从对王振的行为深恶痛绝,护卫将军樊忠大呼“为天下除此贼”,用手中锤击杀王振。皇帝的儿戏,宦官的专权,终于造成了历史上的奇耻。这就是历史上的“土木之变”

明军大败,朱祈镇被俘,这个消息震惊满朝文武。皇太后命郕王朱祈钰(代宗)登位。当时,瓦剌军逼近北京,形势危急。朱祈钰任于谦为兵部尚书组织保卫北京。于谦率兵22万出城,城中的居民也纷纷参战。当时,瓦剌军一路势如破竹,十分看不起明军。于谦激励将士,人人英勇作战,终于击败瓦剌军。也先带着残兵,退出居庸关。1450年,也先忙于应付国内争夺,将朱祈镇送还明朝。后来,瓦剌内部发生战乱,也先在战乱中被杀,瓦剌逐渐削弱。

朱祈镇回到北京称太上皇。1457年,朱祈镇趁代宗病重,入宫废掉他,夺回帝位。朱祈镇将主战的将臣统统冠以谋逆罪加以镇压。抄查于谦时,于谦家无余资,房屋仅能遮风避雨,查抄官为之流泪。

1464年,太子朱见深(明宪宗)接替病逝的明英宗。朱见深是一个腐化享乐的皇帝,他继位时只有18岁,却宠幸35岁的万贵妃,还任用宦官汪直,政事由汪直专断,以至臣下“只知汪直,不知天子”。汪直设立比锦衣卫、东厂权力更大的特务组织——西厂,他自己任总督,压制反对他的人。1487年,朱有樘(明孝宗)接替皇位。明孝宗在位18年,朝政较清明,史称“弘治中兴”。1505年,朱厚照(明武宗)即位,朝政又回复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刘瑾又设立内行厂,连东厂、西厂都监管起来。明武宗肆无忌惮的享乐和任用宦官、佞臣,导致了一些皇族的反对。1510年安化王朱寘璠起兵,1519年宁王朱宸濠起兵,但都被明武宗镇压。

明中期宦官专权,朝政腐败,官吏地主残酷剥夺,许多地方的民众流离失所。1447年,浙江庆元矿工叶宗留举行流民起义。次年,建昌(江西南城)佃农邓茂七自称“铲平王”在福建沙县率众起义。1465年,河南西华人刘通在房县(湖北房县)率领荆襄流民起义。后来,荆襄地区又多次爆发起义。1510年,京畿地区霸州(河北霸县)人刘六、刘七在养马户的支持下起义,并多次逼近北京。1516年,浰头寨(广东和平)农民池仲容率众起义。虽然这些起义后来都被镇压下去,这些起义也仅是众多起义的一些,但已足可说明,明中期的统治已走向黑暗和没落。

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病死,武宗无子,内阁大臣杨廷和等推举武宗的堂弟朱厚熜(明世宗)继位,并于次年立年号为“嘉靖”。明世宗15岁即位,杨廷和等以世宗名义诛江彬、钱宁等佞臣,革除武宗时一些弊政,明朝政有短时新气象。但不久明世宗信奉道教,追求丹药,耽于享乐,有20多年竟常住西苑,不回宫处理朝政。1542年,严嵩任内阁首辅和严世藩父子专权,人称“大丞相、小丞相”。他们专受贿赂,搜括钱财。经多年累积,在京和原籍的家产达400多万两银。严嵩的良田,遍布江西数郡,各种财物无法胜数,单皮衣就有1万多种,帐幔被褥2万多件。严嵩父子贪贿弄权,致使朝政腐败,国家武备松弛,造成重大的边境危机。

明中期,瓦剌衰弱,鞑靼乘机统一北方,以后又占据河套,频繁侵扰明边境。1550年,俺答率兵大举犯边。当时严嵩正为内阁首辅,党羽仇鸾贿赂严嵩父子,充任大同总兵。面对鞑靼大军,仇鸾万分恐惧,竟重贿俺答,让他们绕过大同,东进京师。俺答军逼近北京,明世宗下诏勤王,竟任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统帅勤王大军。鞑靼军在京畿大肆掳掠,严嵩竟说他们抢够了就会退走,下令诸军不得出击。俺答军大掠8天退走,仇鸾军目睹掳掠,竟未发一箭相助。以后,鞑靼军继续危害边境。

明初期朱元璋与日本建立朝贡关系,在宁波市设立市舶司管理对日贸易。当时,适值日本南北朝分裂时期,日本国内战乱,一些失意武士勾结商人形成海盗集团经常蹿到东南沿海掠夺,史称这一时期的日本海盗为“倭寇”。朱厚熜时期,倭患愈演愈烈,朝议认为祸起于市舶司贸易。1547年,朱厚熜撤销市舶司,停止对日贸易,并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抗倭。朱纨整饬军务,主动出击倭寇,抗倭大有进展。但由于停止对日贸易,触动商人利益,“浙闽大姓”勾结浙闽京官攻击朱纨“擅杀”良民,最后竟逼得朱纨自杀而死,沿海抗倭遂告失败。

1553年,海盗王直引倭寇战船百余艘分路在东南沿海登陆,倭寇为患更甚,各地官府疲于奔命。1556年,胡宗宪总督剿倭,歼灭浙西等地倭寇。当时,名将戚继光在浙江义乌的民兵中挑选3,000多人,并创立“鸳鸯阵”(长短武器和弓箭、火器互相配合)战法,将他们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队伍。后来,他们转战东南沿海抗击倭寇,被当地人民称为“戚家军”。1558年,倭寇重新向东南沿海大举进攻,浙东、福建、广东潮洲一带深受倭害。1563年,谭纶任福建巡抚重新整馁抗倭。次年,戚继光在兴化(福建莆田)击溃倭寇万余人,俞大猷在海丰(广东海丰)擒斩千多人,倭寇之患才逐步减弱。

  1561年,明世宗不满严嵩所为罢其首辅职位,并逮捕严世藩,后来还把严世藩杀死,严嵩父子专权遂告结束。但严嵩父子弄权,世宗不理朝政,已造成国事严重衰弱。兵部员外郎杨继等多人曾上疏弹劾严嵩,都被迫害致死,后来朝中大臣都不敢上书言事。1566年,户部主事海瑞买备棺木,诀别妻子,上疏指斥“吏贪官横,民不聊生”,世宗大怒,逮捕海瑞。由于明世宗长期服食丹药,就在这一年病死,海瑞才因此获释。

  明世宗在位长达45年,但笃信道教,耽于丹药,很少与朝臣议政,造成严嵩等奸臣当道,国家已长期积贫积弱,明朝的继续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

第三节 明晚期的政治改革和宦祸党争

历史上的封建朝代,自盛而衰。明中期政治上还基本稳定,到朱诩昀统治末期已基本上趋向腐朽,幸好张居正的改革为晚明的初始阶段渗进一丝生机,但随后宦祸党争加剧,明的政治便逐步解体。

1566年,明世宗驾崩,裕王朱载垕(明穆宗)继位。明穆宗纠正嘉靖帝偏信道教的错误,罢斋醮方士,推行节俭政治,但很快就陷入声色享乐。1572年,年仅10岁的太子朱翊钧(明神宗)继位,曾侍奉太子读书的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张居正辅政期间实行一系列改革,明朝一度出现新的气象。

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后,他利用曾侍奉太子读书的特殊关系,处理好后宫、小皇帝和宦官冯保的关系,锐意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实行改革。张居正的改革大致有整顿吏治、整饬边防和推行“一条鞭法”等三个方面。整顿吏治主要是裁冗任贤,推行“考成法”考核官吏,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穆宗时期已封俺答为义顺王,在大同等多处设市贸易,同时还任用戚继光等名将守备北疆,张居正继续巩固这一方针,边境得以20多年没有战争。早在嘉靖初年,已有官吏在地方上推行“一条鞭法”(通过清丈土地,把力役丁赋等折合银子摊入田亩),海瑞曾在淳安(浙江淳安)推行“一条鞭法”,提高收税效率,颇有政绩。张居正从1578年开始用3年时间清丈全国土地,并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查出许多瞒报的耕地,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收入。但“一条鞭法”触及大地主的利益,1581年,张居正病逝,“一条鞭法”便逐步废弃。张居正死后,遭到反对派的诽谤,被明神宗追夺爵号,籍没家产,子孙受到迫害,直到熹宗时才恢复名誉和爵位。

朱翊钧年幼继位,平时颇受太后及当年师傅张居正的约束。张居正死后神宗逐步成年自主,但生活日渐腐化,形成爱财如命的癖好。《明史》说“皇帝爱财莫如神宗”。1584年,明神宗派宦官到荆州(湖北江陵)籍没张居正子孙的家产,得黄金万两,白银10多万两,张居正不少子孙因此饿死。明神宗还派出矿监税使打着“钦差”大旗到各地督税搜括,引起山东、江浙等地民变。大臣纷起谏阻,但不是被下狱就是被革职。

 朝鲜与中国毗邻,与日本隔海相望。1592年4月,日本出兵13万,从对马岛渡海,越过朝鲜海峡,登上朝鲜国土。日本企图征服朝鲜,继续向中国扩张。朝鲜王李昖荒淫无道,军队不堪一击,不到三月,国土基本沦陷。李昖火急向明求救。朱翊钧派经略史宋应昌、征东提督李如松率兵4万,分兵3 路,东渡鸭绿江,到达朝鲜。次年正月,明军进攻平壤,大破日本守军,收复大片朝鲜领土。1594年,明与日本达成和议。但日军实在没有议和的诚意,继续侵占朝鲜领土。1597年,明将麻贵率兵17,000人再度进入朝鲜国土,与日军混战。1598年,日本王丰臣秀吉死,日军退出朝鲜。明、朝鲜与日本的对峙遂告一段落。

  明中后期,历代皇帝,蛰居深宫,不理政事。朱厚傯当皇帝46年,只见过大臣几次,明神宗自张居正死后也很少召见大臣,重要的事情,都是经宦官口传到内阁,再由内阁起草文书送往各部。这样,就构成了宦官的专权和内阁中一部分大学士对宦官的依附,从而也就使宦官、朝臣凭借地方、宗族和裙带关系形成各自独立的党羽。当时,一部分刚直的朝臣同宦官的专权作斗争,但是,遭到宦官的排斥。吏部侍郎顾宪成被革官回家后,修复南宋时期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一些失意的官僚纷纷聚集书院讲学。顾宪成为书院制订了讲学的宗旨:京官忠心事主,地方官留心民生,隐居乡里讲求正义。书院的门口还贴上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些受宦官压抑的朝臣也与东林书院取得联系,东林书院成了当时针砭时弊的舆论中心,后来,那些与东林书院有联系的人便一律被宦官斥为“东林党”,受到了残酷的镇压。

1621年,朱由校即位,宦官魏忠贤专权。当时,东林党人副都御使杨涟奏劾魏忠贤,朱由校不予理睬。魏忠贤深感东林党人的威胁,便决心清除东林党人。一些官僚中的败类,见魏忠贤专权,有利可图,便纷纷投靠他的门下,魏忠贤便收罗他们,用以对抗东林党人。那时候,魏忠贤的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和四十孙的说法。这些徒党,把持卫厂,派出特务遍及天下,维护宦官的专权。这些人都是些卑鄙龌龊的人。崔呈秀是五虎首领,开始时,他想投靠东林党,因他名声不好,没有被接纳。不久,吏部尚书赵南星奏劾他。崔呈秀非常惊慌,连夜赶到魏忠贤那里。他跪在魏忠贤的面前,痛哭流涕要求魏忠贤收他做义子,好让他庇护过关。魏忠贤正在用人之际,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崔呈秀造《天鉴录》,把朝臣分类,列举出东林党人103人。接着,又造《同志录》,列举东林党人245人。他划分这些类别,实际上是为魏忠贤清除东林党人提供清单。后来,东林党的首领左光斗、杨涟等都被魏忠贤杀害,讲学的书院也被拆毁,改建为魏忠贤的生祠。

魏忠贤的手下竭尽能力谄媚他,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称魏忠贤为九千岁。浙江巡抚潘汝祯为了讨好魏忠贤,建了一所魏忠贤的生祠,后来各地的生祠多到几百所。生祠里的塑像用沉香木雕刻,手脚能自如转动,内脏用金玉珠宝仿造,衣服镶满宝石。监生陆万龄向国子监提出建立厂臣祠,与孔子并列。国子监朱之俊故意在大路旁竖木牌,牌上写着:魏上公的公德比禹小一些,比孟子大得多。还有人建议造魏忠贤像入孔子庙和孔子并排坐在一起。

正当魏忠贤得意忘形,自以为誉满天下的时候,朱由校病死,皇弟朱由检(明思宗,又称崇祯皇帝)即位。朱由检早已恨透魏忠贤,派人抄魏忠贤的家,从他家里搜出了龙袍等御用物,便立即逮捕魏忠贤,后来魏忠贤和崔呈秀都畏罪上吊自杀。朱由检19岁即位,血气方刚,一口气征服魏忠贤及其党羽,想有所作为。但此时的明朝已千孔百疮,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他也只有在挣扎中做亡国君。

  宋时期,女真人建立过金国。蒙古族灭金后,女真人一部分融化在各族里面,一部分逐渐北退。亡国和北退到偏僻的地方,女真人的文化和生活习俗开始倒退,重复着11世纪初期的半牧半农和狩猎生活。那时候,女真人分为建州、海西和野人3个部落。15世纪初,建州部落开始定居在长白山西南麓的苏子河上游。他们用人参、貂皮和汉族人交换粮食、农具和布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409年,明设置奴儿干都司,管辖西至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的地区,女真人的首领受明封职,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到17世纪初期,女真首领努尔哈赤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

努尔哈赤是建州左卫指挥叫场的儿子。青年时期,努尔哈赤因继母的虐待,离开家庭谋生。他经常到抚顺销售农产品,与汉人交往,通晓中国文字。他非常刻苦钻研中国文化,研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著作,并从中学到了中国人的封建思想和军事知识。1583年,他的父亲和祖父与明将李成梁一起进攻建州女真的另一个部落首领王杲。攻破王杲后,李成梁竟杀掉叫场。当时,努尔哈赤收拾人马,决心与明对抗。以后,女真人就经常侵犯明边境。1589年,朱翊钧派人封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佥事,又封为龙虎将军,希望北和女真。当时,努尔哈赤为了统一北方各部落,答应了明的要求。以后的20多年间,女真人没有侵犯明边境,并且曾多次向明朝贡。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努尔哈赤统一了北方各族,稳定了内部。1616年,努尔哈赤登可汗位,以赫拉阿图(辽宁新宾县)为都(又改为兴京),恢复金的国号,建立了后金政权。以后,后金窥视明朝,准备大规模的进攻。

第四节 农民起义推翻明的统治

明朝末期,土地兼并剧烈,赋税不断加重,加上黄河中下游地区连年发生自然灾害,明末农民大起义条件进一步成熟。

那时候,宦官把持东厂、西厂,特务遍及天下。他们使用卑鄙残暴的手段,杀逐东林党人,排除异己,实施专制统治,构成了极端腐败的政治局面。皇族、地主又乘机大量兼并土地,就畿内便有“皇庄”5处,共占土地28万亩,有的地主占地10万亩。在剧烈的兼并下,很多农户没有土地,沦为佃农或逃荒他乡。

后金政权建立后,为了跟满洲人作战,1618年,明政府开征“辽饷”,每亩银3厘5毫,并连续增加到1分2厘。1637年和1639年,又分别征“剿饷”和“练饷”。这样,到明末时期,明政府便在原有的赋税额上每年多加银1,670万两。额外的负担,迫使许多农户纷纷破产,陷入绝境。

1628年,朱由检即位,陕北发生大旱灾,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延安地区全年无雨,草木都枯焦了。乡民采山间苦涩的蓬草当粮食,后来又剥树皮充饥。到冬天的时候,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很多人饥饿吞食石粉,甚至捕人而食。各县的人每天成百地死去。就算这样,官吏逼取赋税仍丝毫不减,再也不能忍受的饥民便群起反抗。

明朝的农民起义,最早可追溯到朱棣时期。当时,朱棣连年发动战争,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1420年,蒲台(山东滨县)妇女唐赛儿(白莲教首领,自称“佛母”)率领3,000多人起义,后来义军增加到几万人,攻破益都等县城。明中期,起义频繁爆发,不同程度地打击了明的统治,但都被明镇压下去。明后期,统治机构千疮百孔,社会矛盾普遍激化。1628年,陕西固原的饥兵夺取库银,引起大动乱。接着,白水人王二率领饥民起义,安塞人高迎祥也率饥民响应。次年11月,清兵犯境,明令各地勤王,陕西兵士哗变,与起义军结合在一起。1630年,陕西张献忠等纷纷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当时,义军转战在陕西、河南、湖北和四川一带,声势大振。

1634年,朱由检派洪承畴征调各地官兵,企图集中兵力歼灭进入河南的起义军。1635年,在闯王高迎祥的主持下,起义军13家70营(力量大的为家,队伍较小的称营)的首领集中荥阳开会,商讨抗击官军的办法。当时,高迎祥的部将李自成提出联合抗战,分兵拒敌的方针,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义军分兵4路,分别抗击前来围剿的官军,另派一路军作为机动,往来接应。主力军在高迎祥的率领下,攻占凤阳,焚毁朱氏祖坟,大挫了官军的锐气。

荥阳大会,起义军集中商讨作战方案,联合反击统治者的镇压,这是以前历次农民起义所没有的。但是,大会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也没有确定进一步的军事计划,同时,统一行动后,又缺少强有力的总指挥,缺少相互间的联系,结果未能扭转局面。

1636年7月,高迎祥在一次战斗中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杀害,李自成被推为闯王,转战四川一带。1638年10月,李自成率军进攻成都,大战7天未能攻克。在回军的途中,洪承畴、孙传庭的军队包围了义军。李自成经过苦战后,最后率18骑突围,潜伏商洛山(陕西商县)。当年4月,张献忠也被明军击败,向明将熊文灿诈降。至此,起义形势转入低潮。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人,出身世代农家,幼年替人放羊。父亲死后,他当过佣工,学过铁匠,21岁那年,又在银川当驿站马夫。他性格倔强,爱济贫扶弱,抱打不平,深受同事和乡人的爱戴。他曾将自己的家产卖掉,代为乡中穷苦人交纳赋税。1629年,李自成加入了舅父高迎祥的起义。他作战非常勇敢,又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人们称他为“闯将”。

1639年5月,张献忠再度举行起义,李自成趁势出山扩大力量。1640年,李自成又被明军挫败,只剩下少数人突围,转入河南。这一年,河南发生大旱灾、蝗灾,成千上万的饥民加入义军行列,义军的力量又壮大起来。

军事上的几起几落,使李自成逐渐得到了教训:单纯的武力手段,并不能真正壮大自己,只有从政治上,军事上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民心的归附,才能达到推翻明统治的目的。当时,一些受明朝排挤和迫害的知识分子也加入起义队伍,举人李岩、牛金星等为起义军的壮大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建议。李自成根据农民的迫切要求,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每到一地开官仓赈济贫民,并制定严格的军纪,严禁将士掳掠人民,欺压百姓和污辱妇女。“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体现了当时的政治策略。

1641年,义军攻克洛阳,杀福王常洵。义军向开封进军,开封巡抚高名衡负隅顽抗,明迅速派丁启睿率左良玉等几十万大军增援。李自成留下部分兵士牵制开封,率大军到朱仙镇迎击左良玉。两军东南对峙,经6天6夜激战,明军全线崩溃,向襄阳奔逃。1643年,义军占领襄阳,将襄阳改为襄京。李自成在襄京称“新顺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军政制度。从此,除张献忠外,其余的义军统归李自成指挥,农民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李自成在襄京大会群臣,商讨彻底推毁明统治的作战方针。经过充分的讨论后,李自成采纳顾君恩占领西安,巩固陕西,进取山西、河北,直捣北京的方针。这一策略是进能消灭关中明主力孙传庭,夺取北京;退能坚守陕西,再图整饬的方针。9月,孙传庭以督师的名义纠集几十万大军扑向起义军。两军在豫西襄城一带对峙。为了将明主力一举歼灭,李自成一方面居险扼守,另一方面派人沿太行山向北迂回,切断明军退路。孙传庭派兵偷袭义军老营唐县,杀死很多义军将领家属,义军上下震动。李自成激发将士“决一死战”,派出精锐部队猛攻孙传庭的大本营汝州,明军大溃。10月,义军攻破潼关,杀死孙传庭,明的最后支柱,终于倒塌。

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农民政权“大顺”,任命牛金星为殿阁大学士,制订了一系列行政制度。2月,李自成渡过黄河,攻取太原。3月初,义军攻取居庸关。16日,义军包围北京城。当时,清军已经大规模犯境,为了共同对付少数族的入侵,李自成派人进北京城商约共同抗清,遭到朱由检的拒绝。义军发动攻击,经过3天3夜的激战,攻破北京城。朱由检走投无路,在煤山(景山)寿皇亭上吊自杀,明的统治被农民起义彻底推翻。

农民军进入北京镇压酷吏500多人,释放了卫所的囚犯,还利用下级旧官吏,稳定局势。但是,李自成在如何迅速消灭明的残余势力,预防满清族入关方面,未能采取积极的态度,而是急于称帝。一部分义军将领还滋长自满和腐化享乐思想。随着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农民政权面临严重危机。

吴三桂扼守山海关。农民军夺取北京后,李自成曾派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信叫他投降。但是,大将刘宗敏却夺去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促使吴三桂投向满清。吴三桂传檄远近,起兵复明,并勾结清军攻击农民政权。四月,李自成率军20万拒击吴三桂,遭清军突袭退回北京。4月29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促称帝,次日便退出占领43天的北京。农民军退出北京后,转战在河南、陕西和湖北一带。

1645年1月,李自成率军拒守潼关被清军击败,农民军撤出陕西。5月,李自成驻扎在湖北通城(通山县)。正当他带着20多人在九宫山视察阵地的时候,李自成遭地主武装突袭身亡,死时年仅39岁。李自成牺牲后,部将李锦继续率领余部与南明小朝廷结合抗清。

  明末农民大起义提出均田免粮的革命主张,并能在斗争中联合作战,这标志着农民革命从理论和实践日臻成熟;这次起义规模巨大,并坚持17年之久,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实属罕见;这次起义推翻明的统治,建立农民政权,是一次较为完整的暴力革命。但起义将领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没有及时消灭残余的统治势力和化解少数族的入侵,结果以失败告终。

      第五节 清兵入关和抗清斗争

女真族建立后金政权,并改国号、族号,逐步大规模地、有策略性地南下。明朝廷和农民义军都对清兵入关实行坚决的抵抗,但明统治架构的腐败和农民义军历史机会的错失,满清人终于把握机遇各个击破,统一全中国并成了统治者。

1618年4月,努尔哈赤率兵2万人侵犯明边境。金军击败明总兵张承胤,游击李永芳投降,抚顺城破。1619年,朱诩钧征调8万多人,号称40万,令杨镐为辽东经略史,兵分3路讨伐后金。努尔哈赤集中八旗兵力6万多人,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在萨尔浒(抚顺关外)一战,歼灭明主力3万多人。接着,又击败另2路明军。金军趁势夺取开原铁岭,又灭掉蒙古喀尔喀、叶赫等部落,控制了明北境藩镇。

明军退兵后,朱诩钧令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整饬军备,巩固防卫,金军一时未能南下。后来,宦党王化贞牵制熊廷弼,反对熊廷弼的积极防卫,结果金军渡过辽河,明军退守山海关。1626年,努尔哈赤以为大举侵明时机已到,率大军10多万,号称30万,进攻宁远(辽宁兴城)。守将袁崇焕坚决抵抗,用大炮轰击金军,努尔哈赤也身受重伤,退回沈阳后死掉,金军退兵。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四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当时,朝鲜供给明边塞粮食,牵制后金的南下,要想灭明,必先征服朝鲜。1627年初,皇太极起兵征服朝鲜,朝鲜与明断绝关系。5月,皇太极攻宁远,袁崇焕又用大炮击退金军。1629年10月,金军绕过宁远,包围北京。袁崇焕率军救援北京,多次挫伤金军。皇太极没有办法,便效法《三国演义》周瑜骗蒋干的故事施用反间计,说袁崇焕与金军有密约。朱由检听到谣言竟不辨真假,杀掉袁崇焕。虽然金军当时没有攻下北京,但明的力量却因而削弱。

后金从北京退兵后,转而进攻蒙古西部地区,扩大统治范围和巩固内部。经过一番准备后,1635年,皇太极改族号为“满州”,禁止使用原来的女真族号并于次年改国号为“清”。1641年,皇太极大举侵犯明边境。明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军14万援救山海关。明军不堪一击,败兵死守松山(锦州西南)。次年,清军击破松山,洪承畴投降清军。当时,明重兵扼守山海关,明国内又正爆发农民起义,一举灭明的条件还未成熟。皇太极权衡得失,决定趁此机会掳掠财物。1643年10月,皇太极派兵深入直隶、山东,俘获人口36万,牲畜50多万头,财物无数。清军退走泸沟桥时,车马财物10日10夜还未过尽。清军回到国内不久,皇太极病死,皇太极的儿子福临袭位,皇太极弟多尔衮为摄政王,把握朝政。

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的统治。当时明将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多尔衮答应“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勾结入关。4月,李自成率军讨伐吴三桂,多尔衮率兵14万与吴三桂合兵击败李自成。5月,清兵进入北京。10月1日,年仅6岁的福临在北京称帝,正式建立大清政权。

满洲人只有几十万,兵力不足10万,但是清兵英勇悍战,又能善于利用汉族内部的复杂矛盾,因而他们在军事上往往处于优胜的地位。尽管后来抗清将士进行拼死的抵抗,但却不能逆转明的灭亡。

正当清军占领北京的时候,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南明小朝廷,并号召抗清。当时,国难当头,理该合力对外,但内阁马士英和阮大铖却合力排斥兵部尚书史可法。史可法前往扬州督军。1645年4月,多铎率清兵包围扬州,并多次劝降史可法都被拒绝。清军用大炮轰开扬州城墙,史可法被俘。多铎再次劝史可法投降。史可法严正地说:“头可断,身不可屈”,从容殉难。清军对扬州人民的坚决抵抗实行报复,在城内大屠杀10天,杀死几十万人。富饶的扬州变成废墟。

5月,清军到达南京城外,南明小朝廷君臣腐朽无耻到了极点。昏君朱由崧还在夜宴作乐,一闻清军迫近城下的消息,急忙逃跑出城。那些平日领取明俸禄,作威作福的文武大臣纷纷备礼,出城跪迎清军。礼部尚书钱谦益向清军献上礼单,礼单上写着献各种贵重物品。平时与史可法对抗的马士英、阮大铖则投降清军,充当清军的向导,后来清军用不着他们,把他们杀掉。朱由崧逃出南京,叛将田雄竟将他捆送清军。这样的君臣,历史安排他们覆灭,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福王政权败亡不久,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号隆武。出身大海盗的郑芝龙位极太师,独揽军政大权。他暗与清廷勾结,排斥抗清力量。大学士黄道周在朝中受排斥,毅然率学生到安徽婺源招募义军。12月,黄道周战败被俘,洪承畴以同乡名义深夜到牢中劝降,黄道周一见便大呼“有鬼!有鬼!”,洪承畴无趣退走。1646年春,黄道周在南京就义。在唐王称帝的同时,鲁王朱以海在浙江绍兴号监国。当时,江南人民都希望以朱姓王为号召,抵抗清兵的入侵,但唐王和鲁王都不愿意被统属,争做皇帝,结果,给清军造成进攻的机会。7月,清军击败鲁王,鲁王退走海岛,后来在台湾病死。8月,清军攻入福州,杀死隆武帝。两个朱姓政权相继失败。改明年为“永历元年”

1646年11月,原唐王弟朱聿粤在广州,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分别称帝。但他们也是争当皇帝,互相攻击。只有个把月时间,清兵趁机各个击破,朱聿粤身死,朱由榔逃往梧州。次年,湖广总督何腾蛟和李自成余部李锦占据湖南,广西巡抚瞿式耜占据广西,共同抗清。1648年,何腾蛟进取全州,李锦取衡州,把清军赶到了汉水流域。朱由榔政权的统治范围达两广、云南、贵州、江西、湖南和四川7省,据甘肃的回族人米喇印、丁国栋也起兵反清,抗清形势大有转机之望。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1649年,清重新调整布局,从军事上发动全面的进攻。不久,何腾蛟、瞿式耜都被清军杀害,李锦也病死了,抗清形势转入低潮。

早在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的时候,张献忠进入四川。1644年11月,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1646年7月,清兵入川,张献忠奋起抗击,在战斗中牺牲。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余部抗清。1651年,孙可望、李定国要求朱由榔联合抗清。朱由榔答应他们的要求,封孙可望为秦王,李定国为西宁王。次年,李定国率军北伐,收复了很多地方,把清军赶到了汉中。

正当抗清形势又有所转变的时候,孙可望不满李定国建立大功,竟袭击李定国,威胁朱由榔。朱由榔封李定国为晋王,并于次年与李定国进入云南。1657年,孙可望率兵15万,企图一举消灭李定国。将士们不满孙可望的倒行逆施,反与李定国结合起来。孙可望走投无路,投降清将洪承畴。

孙可望的反叛,严重地削弱了抗清力量,清军也由此知道了南明的内部情况。1658年,洪承畴、吴三桂进入贵州、云南。1659年,朱由榔退入缅甸。1661年,吴三桂率兵10万进入缅甸,缅甸王俘朱由榔交给清军。次年,李定国在云南猛腊忧愤病死。

5个朱姓政权都没有取得抗清的成功,相继失败,后来占据台湾的郑成功也没有扭转抗清形势。于是抗清也就进入了尾声。

1646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投降清军,他反对父亲的变节卖国行为,在福建安平誓师抗清。后来,郑成功以厦门和金门为根据地出击沿海各地。1657年,朱由榔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拜为招讨大将军,要他“进取江南,伸大义于天下”。1659年,郑成功率水军沿长江直入,直逼南京,另一将领张煌言攻入安徽南部,军势大振。当时,清两江总督郎廷佐诈降,郑成功放松警惕,结果被清崇明总兵梁化凤袭击,郑成功退守厦门。张煌言听到郑成功的败讯,也无功而退。

军事上的失利,使郑成功感到建立根据地的必要。1661年,郑成功带领将士25,000人,分乘350多艘战舰在台湾登陆。台湾人民积极协助郑成功驱逐占据海岛的荷兰殖民者。1662年初,荷兰总督揆一弹尽粮绝,签署了投降书,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成功在台湾设置府县,积极采取措施促进生产发展,但他还没来得及实施抗清的策略,在夺回台湾5个月后便病死,长子郑经继续治理台湾。1683年,清军攻入台湾,郑克塽战败投降。后来,清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管理。

  从李自成抗清开始到郑氏抗清政权的结束,汉族人抗争40年,但都失败了清终于统一全中国。

 第六节 农业、手工业超越前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明经济

  明政权的建立,结束了元代经济的大破坏时期,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业、手工业迅速恢复、逐步发展并超越以前的各朝代。商品经济相应扩大,手工工场产生雇佣劳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步萌发。

  明建政初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1368年,朱元璋召集全国县制以上的官吏到京,亲自规定了“安养生息”的方针。他对那些官吏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当今要政,在于安养生息,你们务必痛戒不廉的弊病。”明政府设立司农司管理垦荒,设立营田司管理水利,还恢复“驱口”的民籍,实行农屯、军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政府鼓励垦荒,允许农民尽量开垦荒地作为永业田。这就大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大量荒芜的土地得到了开发。当时开垦荒地最多的一年达20万亩。1393年,全国统计土地面积已达8.5亿亩。在垦荒的同时,营田司还督令各地兴修水利。1394年,明政府派国子监的学生到各地去检查水利,次年统计,全国修建塘堰4万多处。

在农业征税逐渐恢复的基础上,明政府迁徙江南地少人多的农户到黄淮流域实行农屯。参加屯田的农户,开头3年免向政府交纳赋税,并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当时,单单到凤阳(在安徽)的移民就有14万之多。明政府还注意军队的自供自给问题。早在明军攻下集庆(南京)的时候,朱元璋就让军队就地开荒耕种,实行边战边种的兵农合一政策。战争基本结束后,明实行大规模的兵屯。当时明有军队180多万,屯田数达9,000万亩,基本上解决了军队的粮食给养问题。朱元璋曾经说过,京师地方驻扎百万军队,但都没有用过老百姓一粒粮食。经过明初的努力,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很多地方推广牛耕,水稻的种植面积扩大,产量提高,经济作物的种类也比过去有所增长。

  在垦荒的同时,司农司派官吏到广东买牛分给农户,提高生产能力。那时候,全国普遍推广种植水稻。东南沿海种植双季稻,岭南部分地区还种植三季稻。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提高,一般的亩产量有2、3石,高的达5、6石(现折算约在450斤左右)。随着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经济作物的种类也增多起来。明初规定:凡有田5到10亩的农户,要种棉、麻、桑各半亩,督促棉、麻、桑等作物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植。明后期,原产在美洲的甘薯、烟草都从吕宋传入福建。农学家徐光启还专门写了《甘薯说》这本书来推广甘薯。

  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步超过了前代,明政府的粮食税收也多起来。1385年,全国税粮达2,100万石。1393年,达3,300万石,相当于元朝岁粮1,200万石的近3倍。

  元时期,“匠户”成为政府手工生产的奴隶,工匠的积极性受到限制,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阻碍。1386年,朱元璋采纳工部尚书秦逵改革工匠制度的建议,实行“住坐”和“轮班”制。在京的工匠每月服役10天,不在京的工匠按距离的远近,每隔3年或5年到京服役3个月,其余的时间工匠可以自己安排生产。明还实行“输班制”。南方匠人每月服役期折银9钱,北方匠人交银6钱可以不到京服役。明中期以后,明实行了正规的工匠赋税制,每个工匠每年征银4钱5分。这样,工匠的生产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生产的积极性得到调动,有力地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明中期,商品经济逐渐扩大,原有的手工作坊已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一部分拥有相当生产资料的匠户开始雇佣手工生产者,出现了区别于手工作坊的手工工场。在手工工场里,雇主不再像作坊师傅那样亲自参加劳动,受雇者不再是徒弟或帮工,他们的关系是一个付出劳动而获取劳动报酬,另一个治理生产过程而获取利润,产生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明初大力推广植棉,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加上人口增加穿衣需求量扩大,明的纺织业迅速发展。当时,纺织规模最大的是苏州。那时候,苏州人“皆习机业……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没有固定工作的人,经常聚集在固定的桥头街口等待雇主。那些大织机户拥有三四十台织机,雇用工人几十人。苏州城内,每当“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纺织业的分工也较细,有的专门从事纺纱,有的专门从事织布,有的专门从事印染等。纺织工具也比前代先进,从《天工开物》的“花机图”里可以看出织机的规模。

  明代矿冶业和造瓷业的规模也超过了前代。矿冶业大体上由政府开办,统治者把注意力放在金银的开采方面。朱见深曾开湖南武陵等12县的金矿,集中民工55万,付出极大的代价,只采得金53两。政府额定地方的矿税苛重,办矿官吏拼命逼民工劳采,但仍入不敷出。1460年全国统计矿税18.3万两银。铁矿开采和冶炼的规模比较大,明初每年得铁700多万斤。那时候,已大量使用煤来冶炼。遵化(在河北)的炼铁炉用石砌造,炉高1.2丈,前面宽2.5尺,后面宽2.7尺,两边宽各1.6尺,用两个风箱鼓风,每天出铁4次。山西交城云子铁质量最好,政府规定每年征用10万斤专门用来制造兵器。陶瓷业有官办、民办两种(明末官办渐废),民办的瓷窑比官办的还要大。当时最大的瓷都是景德镇,全镇面积达10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有瓷窑千多座,制作技术也比前代先进。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城市的繁荣。那时候,全国有大城市30多个,北京和南京最繁华,苏州和扬州是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广州是最重要的海外贸易城市。由于东南沿海特产丰富,交通方便,人口稠密,因此全国的大城市都集中在那里。

  国家的统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盛,使明成了当时世界上一个富强的国家,明与各国的交流也因此而频繁起来。明初,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系列国家都与明有朝贡关系。随着交流的发展,东南沿海的人民大量移民东南亚一带,他们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当地人民开发当地的经济。后来,人们就叫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为“华侨”。那时候,单居住在吕宋的华侨就有3、4万人。

  明时期与各国交流的大事是朱棣派宦官郑和下“西洋”。郑和是昆阳(云南晋宁)回族人,明朝初年入宫当宦官。1405年7月,郑和受命带将士、外交贸易人员、医生等27,800多人,乘大船62艘,小船几十艘从长江口刘家港出发。他们乘坐的大船叫“宝船”,最大的长44丈8尺,宽18丈,能在大风浪中行驶。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7次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沿岸,访问了古里(印度)等30多个国家。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我国人民与东南亚、西亚、非洲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比欧洲航海家达·伽马和麦哲伦的壮举要早半个多世纪,反映了我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高度成就,在世界航海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明朝初期,为了整理划一赋税制度,实行了户籍管理和丈量土地。明政府划110户为里,里划为10甲,各选里长、甲长管理公务(农村叫“里”,城市叫“坊”,近城叫“厢”)。户口分民、军、匠3类,各记在黄纸上,所以又叫“黄册”。除了黄册外,官吏还保留底本,称“白册”,政府按白册收赋税。明政府还丈量土地,编成底册,底册注明户主、面积、土质,因为图中的田形很似一片片鱼鳞,又被称为“鱼鳞图册”。

  明初田赋十分取一,但悬殊很大。官田每亩收5升多,重租田每亩收8升多,有的还达到12升。明初商税三十分取一,后来又定为十分取一,但实际执行起来收税官吏临时规定,多少不一。1581年,首辅张居正实施海瑞在知县巡抚任上推行的 “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在各种赋税繁多的基础上创制的,它的办法是:按亩派银,不再缴纳其它赋税。这样,就减轻了无地户的负担,后来,各种派摊不断增多,“一条鞭法”逐渐破坏。

  明的手工业税前期不定,大体上后期逐步加重。1601年,税监孙隆到苏州,规定每台织机收税银3钱,每匹绸缎收税银3分(绢每匹值银3钱)。后来谣言四起,机户怕税太重干脆停止征税,大批机工失业。当时,葛贤领导失业的机工包围税署,打死税吏黄彦节、汤革等人,孙隆逃到杭州,明政府也不得不撤回所有的税监。反税监斗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机工组织的斗争,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萌芽。

  明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各种赋税沉重,人民陷入破产的境地,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障碍。在这种条件下,农民起义频繁爆发,社会陷入动荡。

   第七节 儒学停滞和进步文化萌发的明文化

传统儒学发展到宋代,形成宋学系统——理学,到元、明两代已基本处于停滞和没落,很少取得发展。明代农业、手工业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促使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科学论著,也形成了一些民主主义思想的雏形。早在唐代出现的小说,明代则取得较为重大的突破,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元代时期,蒙古族统治者利用儒学和理学教义拉拢汉士族来实施统治,但只是限制在原有的基础上,不让发挥,因而元代的理学基本上没有发展。明崇奉儒家正统思想,推崇理学,但也仍然限制在宋学范围内,不让儒士稍有别论。名儒薛瑄曾说“自朱子(朱熹)后,斯道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可以看出,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已基本定型,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明代时期,程朱理学统治全国,士人从科举求出路,死啃旧说。思想上的禁锢,南方稍弱,因而王守仁得以发挥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观。

王守仁是浙江余姚县人,小时候曾在绍兴阳明洞读书,又号阳明。他在陆九渊“心即理”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心明便是理”,人要“致良知”,“去人欲而存天理”。他强调“知行合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和“行”看作是同一过程的连贯发展。他教育学生提倡“率真进取”的学风,并认为如果束缚学生的思想,就会使学生把老师看作仇人,把学校看作牢狱,教师重点在引导学生向好的方向发展。

传统儒学横流,理学教义取得绝对统治的文化领域,往往也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举起反对的旗帜,抨击腐迂的说教。李贽是明时期具有强烈反对传统儒学和理学教义的代表者。他是福建晋江县人,万历年间任云南姚安知府,由于反对统治说教,被解官到湖北黄安县居住。他聚众讲学,进一步发挥他的思想。他指出,传统儒学并非“万世之至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心即理”的说法只是封建统治者的说教,其实“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还斥责那些高谈理性的理学家们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同时,李贽还提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进步主张。李贽的进步思想,直接冲击儒学,后来,李贽被参劾下狱,死于狱中。

明末时期,社会的发展为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促使这一思想形成雏形的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他们3人都参加过反清的军事斗争,失败后都不参加清政权,致力于学术思想的研究。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制度,斥责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夺取帝位后“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他主张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并要求“公其是非于学校”。顾炎武提倡“实学”,反对剽窃虚浮的文风。顾炎武的晚年对那些相率为清政权效力的儒士深恶痛绝,表示了“招门徒,立名誉,以光显于世,则私心有所不愿也”的态度。王夫之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离开客观世界去寻求理性(气外求理)是荒谬的,人的认识则来源于实践(知必以行为功)。由于他不愿为清政权效力,隐居瑶人区域,他的著作直到清末才出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3大启蒙思想家。他们的思想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精神。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的民主主义运动产生较大的影响。

  小说起于唐,到明中后期已产生许多著名的优秀作品。最为突出的是吴承恩的《西游记》,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西游记》以唐太宗时玄奘往天竺取经为本而加以虚构成神话小说,塑造了孙悟空、唐僧、猪八戒等神奇形象,也寄寓了作者对封建社会等级关系的不满和理想。《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基本上根据历史事实创作,生动地叙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军事活动,成为后来的文学、历史和军事等方面研究者的必读书。《三国志通俗演义》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周瑜,《水浒传》宋江、李逵、武松等优秀艺术形象栩栩如生,脍炙人口,也标志我国小说在艺术上已达到较高的水准。明代小说取得较大成就的还有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三言》和《二拍》都是白话短篇小说集,内容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有较多的篇幅揭露官商富人的黑暗和胡作非为,也描写了下层人民特别男女青年的婚姻爱情生活,对了解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代戏剧在元曲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源于宋元的南戏,明代流行于江南一带,有多种唱腔。嘉靖时,昆山乐工魏良甫用10年时间研究南北戏曲的腔调和乐器,改良了昆山唱腔,推动了昆曲的流行。明代戏剧较有成就的是康海的《中山狼》、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渔的《浣纱记》、王世帧的《鸣凤记》等,尤为著名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汤显祖以生动的浪漫主义手法刻画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因而此剧长期在民间流传,深受劳动人民的喜爱。

  明代绘画艺术也达到较高的水平,较有建树的画派画家都出在江浙一带。明初“浙派”的山水画,代表人物是戴进。“吴门四家”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他们都是苏州人,他们的山水人物画都追求一种特别的表现效果和境界。明晚期有成就的画家是董其昌,笔下的“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具足”,有人推崇他“风流蕰籍,为本朝第一”。

  明代的类书和史学也都取得较大的成就。明成祖令翰林学士解缙组织3,000多文士历5年时间编成类书《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共22,877卷,3.7亿多字,装成11,095册,内容包括经、史、天文、地理、戏剧、评话、工技、农艺等明代以前图书7,000多种,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只可惜该书的正本毁于明亡之际,副本的大部分毁于八国联军,现存仅剩800多卷。史学著作有官修史《元史》(宋濂主编)、《明实录》,保留了元、明两代的大量史实;历史学家个人著作较为出名的是谈迁的编年体明史《国榷》。

  明中后期,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为总结性科学论著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重要的著作是《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河防一览》和《徐霞客游记》。

《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是蕲州(湖北蕲县)人。他一生主要在民间行医,曾被荐举到太医院任职。在行医期间,李时珍发现历代的药物学著作多有错误,便决心对古代药物学进行整理。经27年的努力,李时珍终于在1578年写成了《本草纲目》。该书在北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基础上,经李时珍重新验证发挥而成。全书52卷,190万字,插图1,160幅,记载药物1,892种,药方1,1000多个。《本草纲目》总结了我国历代药物学的成果,把药物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药物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后来,《本草纲目》被许多国家翻译出版,成为药物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明中期,农业生产技术,农作物的种植范围都超越前代。在这个基础上,松江府人,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写成了《农政全书》。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类农作物的耕作技术和农具、水、肥、土、种等方面的知识,尤其对甘薯和棉花的种植情况作了重点的介绍。《农政全书》是明代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在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徐光启还从事天文、数学、水利、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将欧洲先进的天文、数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

明中后期,手工业的发展也超过前代。1637年,明末科学家宋应星总结当时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经验,写成《天工开物》一书。宋应星是江西奉新人,1615年与兄同时中举。他平时就非常注重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情况的搜集,在任江西分宜县教谕期间,便着手著书,历3年而成。这本书有手工业和农业方面的知识,但主要介绍手工业技术情况。从大量的插图可以看出当时矿冶、纺织、陶瓷制作等方面的技术和手工工场的规模。《天工开物》后来也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外国人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明较为注重水利事业,对黄河的治理尤为重视。明后期,明政府派潘季驯治理黄河。经过20多年的探索,他创造了一套在当时条件下较为切实可行的制度,将当时的经验编成《河防一览》。该书总结治黄的原则是“挽水归漕,以堤束水,以水改沙”(决堤后引水回旧河道,修筑坚固堤坝,让流水冲走淤沙),还提出在堤岸上植树种苇,用木头和柳枝飘浮岸边来减弱风浪等办法。这本书还绘制了详细的黄河全图,从这幅图可以看出当时治黄的概貌。

徐宏祖号霞客,江阴(江苏江阴)人,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生平不参与科举,22岁开始“问奇于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晚年著成《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对我国许多山川源流的地质地貌和气候作生动的描述,特别是西南石灰岩地区的记述,是一部记述精详,文笔生动的地理学著作。

       第十一章 封建制度衰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成的清

       第一节 清初政治制度的建立

    满清统治者进入北京建立清政权。由于满清族本来就是弱小的民族,要实行对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就必须与他民族的统治者,尤其是汉族统治者结合在一起,获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所以他们入京后就采取一系列暂行的方针来稳定时局。全国基本统一后,清才得全力建立新的政治制度。

1643年,皇太极“入主中原”壮志未酬,突然病逝。众大臣推举皇太极最小的儿子福临继位(顺治帝)。次年,只有6岁的福临进入北京,在睿亲王多尔衮、礼亲王代善等大臣的拥戴下建立清朝。就在这一年,多尔衮称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在当时反清势力林立,局面几乎不能控制的情况下,福临依靠多尔衮的军事才能以及他对汉人的正确使用,成功地建立了大清的统治。

满清族入关时约有60万人口(兵士占6万),这和有数千万人口的汉族来比,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汉族人因亡国而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更对统治者造成严重的威胁。为了缓和汉满之间的矛盾,摄政王多尔衮采纳范文程的建议,实施一系列政令来稳定局面。这些政令是:

    一、允许用皇帝的葬礼埋葬朱由检夫妇,朝礼沿用明制;

    二、任用降官、失意士人和迅速恢复科举制;

    三、实施一条鞭法,废除辽饷、剿饷等苛捐,按正税的三分之二交纳赋税;

    四、缓行剃发令,发布大赦和救济鳏寡孤独的命令。

    这些策略的实施,客观上起了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形成了对南明抗清小朝廷和李自成农民军不利的因素。随着清统治者大规模的进攻,南明的抗清斗争和农民起义都相继失败,清朝终于统一全中国。

    清政治趋向稳定后,便在承袭明制的基础上,根据清的特点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机构。清设置以满族人为主干的中央官制,分为内阁、六部和三院二寺。内阁共4人,满汉各半,形式上行使宰相权力,参加议政。六部分为吏部、兵部、刑部、礼部、工部、户部,每部设尚书2人,侍郎2人。三院二寺是都察院(管理谏议大事)、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翰林院(管理人才)、大理寺(管理刑事)、太仆寺(管理养马)。六部和三院二寺的官员,除理藩院全部使用满人外,大体上满汉平分。但是,汉官和满官职位相同,爵位却有所区别。同是吏部尚书,满官的爵位是一品,汉官却是二品。1729年,雍正增设“军需房”,后来又改为军机处,军机大臣由皇帝从内阁中选取,重要的军国大事,交由军机处商讨解决,内阁和六部变成了处理一般政务的机关。

清的地方行政分为普通政区和特别政区。普通政区分为省、道、府、县4级。省设总督(有的设巡抚,管理该省的军政)、布政(管理财政、民政)、按察(管理狱讼)、提督学政(管理学校和科举)、道员(管理粮、盐、河工)等地方官员。当时,全国划分为18个省: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西、广东、云南和贵州。特别行政区分为4类,第一类是京都------顺天府,第二类是满清的发源地------黑龙江、吉林、盛京(陪都),第三类是藩部------新疆、蒙古、青海和西藏,第四类是土司------苗人居住区。

清的兵制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度。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把军队分为四旗(用黄、红、白、蓝的旗子来区分),到了1614年,又增设四旗(用黄、白、蓝镶上红色,红色镶上白色来区别),后来,皇太极又增设蒙军和汉军八旗。这个编制规定每300人设一佐领(牛录额真),五佐领设一参领(甲喇喀真),五参领设一都统(固山额真),都统下设二个副都统(梅勒喀真)。如果军队增加,只增设固山的数目,八旗的设置保持不变。随着满清势力向南发展,清又设立主要由汉人组成的绿旗营。汉军以绿旗为标志,将领由汉满人混杂使用,重要的官职由满人充当。那时候,驻扎在各地的绿营兵达60万。后来,绿营兵有额无员,有员而无训练,战斗力极差。

清的刑律带有狭隘的民族观点。1646年,清颁布《大清律》。在刑事犯罪方面,满汉人同犯一法,区别不同。满犯不入普通的监狱,他们可以在特设的地方受到特殊的待遇,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受刑事处分。到了弘历(乾隆帝)时,清政府重修律例,制成《大清律例》使用,但狭隘民族思想仍没改变。

清在北京建立政权后,便迅速着手恢复科举考试。1645年,清按明旧制第一次开科取士。当时,汉传统政权刚刚灭亡,很多汉人对清廷抱有异议,但垂涎于利禄的汉士人却迫不及待,踊跃报名应考。有人写了一首讽刺诗说,“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那时候,京试被录取的人分为三甲。一甲是状元、探花和榜眼,共3名。二甲的称翰林,赐进士出身。三甲是进士。清初的科举考试,满人另考题目,他们只用满文译汉文一篇,称为翻译科举,直到雍正时才满汉合考。

科举场上的作弊现象很严重。有一次乡考,礼部尚书徐乾学举荐表亲杨某做顺天乡主考,徐乾学私列名单几十名,交给杨某,要他录取。公榜后,落第士人大为喧哗,康熙知道后,出面干涉。1699年,顺天乡又举行考试,主考李蟠与副主考姜宸英收考生贿银数万两,考生又哗然,御史鹿祐据实参奏一本,康熙又出面追究。从这里看起来,清的科举考试比明的好一些,明朝廷不过问考场舞弊,清朝廷却时常干预,平息一些士人的怨气。

清朝的科举取士比历朝要多。从1646年到1894年200多年的时间里,共开科108次,平均每2年多便取士一次。一甲共取324人,蒙古人和满人只占3人,其余的都是汉人。汉人中江苏人最多,共116人。

清中央集权政治的建立,有效地稳定了清初的政治局面。特别是大量地吸收汉士族参政而又主要地将政权掌握在满清族人手中的策略,更加强了满清的统治。这样,清的统治出现了较为稳定的局面,为清多民族国家政权的巩固,民族的融化,以及清中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650年,多尔衮死,清廷追赠他为“成宗义皇帝”。次年,福临亲政,福临恨多尔衮擅权,没收了他的家产,斥逐他过去重用的大臣。福临统治年间,施政大多承袭明制,不事更张,政治基本清明。1661年,福临死,8岁的玄烨(康熙帝)继位,清开始进入全盛的中期。

    第二节 清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斗争

清初取得了政治上的基本稳定,中央集权政治日趋加强,这就使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斗争具备了有利的因素,并在长达百多年的斗争中取得卓著的成效。

福临(顺治)继承皇太极的时候只有6岁,弘历(康熙)继承顺治时也只有8岁,他们都是依赖一班辅政大臣。顺治曾留下“遗诏”,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辅政。但这几个人互相倾轧,最后只剩下鳌拜和苏克萨哈争斗。1667年,14岁的康熙亲政,苏克萨哈自知斗不过鳌拜,上疏请求引退。鳌拜趁机怂恿康熙杀死苏克萨哈,但遭到康熙反对。当时鳌拜竟离座卷袖向前,大有出手相向之意。在鳌拜的威逼下,康熙不得不杀掉苏克萨哈。鳌拜的恣意狂妄使康熙深埋杀机。他暗中搜集强勇的王公子弟练习扑击,两年后他们终于在上朝时将鳌拜制服。年轻的康熙及时清除了鳌拜党羽。

明末一些将领归顺清廷,为扫平抗清力量立下汗马功劳,得到清统治者的嘉奖。吴三桂占据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尚可喜占据广东,被封为平南王;耿精忠占据福建,被封为靖南王,历史上称为三藩。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因年已70,上疏康熙要求“撤藩归老”,被康熙允准。吴三桂、耿精忠见尚可喜被允准,感觉事有不妙,上疏试探,康熙顺势宣布撤藩。当时,吴三桂害怕起来拒绝撤藩。他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声言起兵恢复明朝。吴三桂迅速占领云南、广西、四川等西南6省,耿精忠、尚可喜也被卷入反叛。康熙全力组织平叛。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湖南衡阳)自称“大周”皇帝。就在这一年,吴三桂中风病死,吴三桂孙吴世璠继位,叛军势力大挫。1681年,清军攻入昆明,削平了三藩。

在吴三桂叛清的时候,占据台湾的郑经乘机起兵,攻击福建清军。三藩被削平后,郑经进兵的机会丧失,退回台湾。1681年,郑经死,长子郑克继位。后来,部将冯锡范杀死郑克,立次子郑克塽为王。1683年,康熙任施琅为水师提督,率战船300艘攻入台湾,郑克塽投降,清统一台湾。1684年,清在台湾设立台湾府,加强对台湾的管辖。1885年,清改台湾为台湾省。

沙俄毗连清疆界,在完成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后,开始向黑龙江流域扩张。1643年,沙俄派遣波雅科夫带着132人进入黑龙江流域,作试探性进攻。以后,沙俄又多次派兵入侵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强占雅克萨和尼布楚。沙俄军队肆无忌惮的进攻,严重地威胁着清领土的完整,清廷向沙俄发出警告,但沙俄军队仍未停止侵入。1685年,康熙令彭春率水陆两军包围雅克萨,在清军的打击下,沙俄军队宣布投降,并撤出雅克萨。后来沙俄军队再度占领雅克萨。1689年,中俄双方派代表在尼布楚谈判,订立《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了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往东到海的分界线,使中俄东部接壤处有了一条明确的国界。

明灭元,蒙古人北退,成吉思汗的后裔改称鞑靼,散居在现今内外蒙地区。蒙古族另外一支居住在鞑靼的西北部,明时称为瓦剌。后来,鞑靼又分成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居住外蒙古地区)和漠南蒙古(厄鲁特部,居住内蒙古地区)两部,瓦剌部又被称为漠西蒙古。清初蒙古三部均臣服清廷。

明末清初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统一了本部落,又向东攻掠漠北蒙古。后来,噶尔丹取得沙俄的支持,自称可汗。当时,清政府要求噶尔丹停止攻掠,退回原地。但噶尔丹无视劝告,继续留在原地,清政府决定出兵平叛。1690年,康熙亲自率兵平叛,大败噶尔丹,使噶尔丹损失了几万人马,逃回科布多。康熙曾三次出兵平叛,最后一次在1696年,康熙又一次率军击败噶尔丹。次年,噶尔丹走投无路,服毒自杀,准噶尔贵族的叛乱遂告一段落。

1722年,玄烨死,次年,胤禛(雍正帝)继位。当时,康熙诸子各立宗派,严重威胁雍正的统治。针对这种情况,雍正拘禁了八弟胤禟,并收回诸王的权力。他设立军机处,将分散在康熙旧臣手中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雍正还派出特务到各处去监督官吏,整饬吏治。为了使皇位的继承得到保证,雍正创立秘密立储制。皇帝选择皇太子并书写他的名字一式两份,一份随身,一份封存建储匣,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皇帝死后由顾命大臣会同廷臣同时拆封查验。通过他采取的这些措施,皇权进一步集中在皇帝的手中,中央集权政治又得到了巩固。

雍正时期,清统治者继续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自从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和策妄的儿子策零先后发生叛乱。1734年,清军和喀尔喀部军民协同作战,大破策零军。次年,清政府设立乌里雅苏台管理外蒙古地区。

清朝初年,西藏就接受清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德尼的册封。1682年,达赖五世死,代替他管理政治的桑结与噶尔丹串通,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后来,桑结被清军镇压。1736年,胤禛派出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管理西藏。

1736年,胤禛死,弘历(乾隆帝)继位。乾隆在位期间继续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最后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同时又平定回疆大和卓木与小和卓木的叛乱。

清设置乌里雅苏台管理外蒙古地区后,策零死,准噶尔内乱。不久,准噶尔部落另一首领达瓦齐又在沙俄的支持下发动叛乱。1755年,清军分两路进入准噶尔,俘获达瓦齐。接着,又分兵两路合击伊犁,击败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在清军的追击下,阿睦尔撒纳逃入沙俄。清政府要求沙俄将阿睦尔撒纳遣送清朝,沙俄一直到他死后才将尸体交给清政府。

准噶尔叛乱,是在沙俄政府支持下进行的,经过清政府近70年的斗争才平息下来。这场斗争,挫败了沙俄妄图扶植准噶尔贵族进行扩张的阴谋,有力地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准噶尔叛乱被平定后,居住在天山以南的回部(维吾尔族居住区,称回疆)首领大和卓木与小和卓木又发生叛乱。1758年,清军进入回部地区,击败了叛军。大和卓木与小和卓木越过葱岭向西逃窜,后来死掉。1762年,清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两路。

到了旻宁(道光帝)时候,英国已在世界各地实行扩张政策,企图利用大和卓木的孙子张格尔打开清朝的西部门户。他们给张格尔派顾问,提供新式武器,组织叛军。张格尔的叛乱,遭到维吾尔族人民的反对。他们积极支持清军镇压叛乱,到1827年,终于擒获张格尔,平定了这一次叛乱,巩固了西部门户。

早在1767年,居住在克什米尔的廓尔喀族酋长布剌苏伊那拉侵入尼泊尔,并在尼泊尔称王。到了1788年,廓尔喀人入侵后藏。1792年,清将福安康击退廓尔喀人,收复后藏。后来,尼泊尔请和,成为清的朝贡国。

经过100多年的斗争,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政治,使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50多个民族空前地统一起来,同时,挫败了沙俄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妄图在中国实行扩张和领土要求的尝试,使领土和主权得到完整 。清初中期的中国社会,仍然是统一、独立的封建国家。

乾隆在位60年,社会基本稳定发展,历史称由康熙到乾隆这100多年为“康乾盛世”。不过,乾隆时贪污腐化之风已较为盛行,政府财政运作拮据,大臣和珅积聚财富数万万,官吏腐败略见一斑。

   第三节 清初中期产生的各种矛盾

清初中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独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清又是一个不稳定的朝代,自始至终产生着许多剧烈的矛盾,处于明争暗斗,干戈不息之中。到了外来矛盾冲击的时候,每况愈下的统治便变得衰弱不堪了。

从关外进入北京后,清遭到农民义军和南明小朝廷屡起屡落的抵抗。后来,这些斗争相继失败,清统治者开始用各种形式压制和扼杀汉人的反满思想。

满清统治者有意识地造成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归安县(浙江绍兴)人庄廷鑨编明史,里面有指责满清人的话。1663年,原县令吴之荣到刑部告发。那时候,庄廷鑨已经死了,就打开他的棺材戮尸,杀掉他的胞弟廷铖和作序的人,甚至连印书人、买书人和地方官等70多人都杀死。

1711年,清政府发现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撰写的《南山集》里面记载着南明小朝廷抗清的事,杀掉了戴名世,被株连的人达数百人。

1726年,江西考官查嗣庭出试题“维民所止”四字,有人告发他,说“维止”两字是砍掉了“雍正”的头。雍正把查嗣庭斩首示众,停止浙江乡会试,那一年浙江乡应试的人全部落选。

1730年,翰林徐骏写奏章把“陛下”写成“狴下”,又发现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雍正大怒,杀死徐骏。雍正曾改换服装在书市翻书,恰好一阵风吹来,书页上下翻动,一个读书人随即呤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雍正大怒,杀死了这个读书人。

清统治者推行封建专制的文化政策,很多汉士人有意无意地丧失了生命,达到了惩罚反满思想的目的。那时候,一部分士人不敢正视现实,埋头考订古书、古义,成了逃避现实的考据学派。

反清复明的武装斗争失败后,汉族反满斗争进入了低潮,由公开的形式改换为隐蔽的形式。1674年,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成立。相传这个会的创始人是福建九莲山少林寺和尚蔡忠德等人。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誓灭清朝”,会员众多,遍及海内外。到了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天地会起了重大的作用。以宗教形式出现的组织还有乾隆年间成立的哥老会。哥老会设有秘密的名册(叫海底)和机关部(叫码头),部下坚决服从码头首领(叫掌舵)的命令。哥老会的宗旨也是“反清复明”。

台湾,曾是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基地。清统一台湾后,民族矛盾仍异常激烈,导致了台湾起义的爆发。1721年4月,朱一贵领导台湾人民起义。开始的时候,朱一贵只有几百人,武器都是农具;后来,朱一贵发动对清统治怀有强烈仇恨的台湾人民,队伍发展到30万人。当时,清朝的官员纷纷逃离台湾,起义军占领了府城。朱一贵建立起义农民政权,称中兴王,国号“永和”。朱一贵严禁掳掠,有较好的纪律,得到台湾人民的拥护。起义军起义的时间非常匆促,军队的装备也很差,组织也不严密,这些都构成了起义军的严重弱点。6月,清军攻入台湾,起义失败。过了几十年后,台湾人民又一次举起反清的旗帜。1786年,天地会首领林爽文举行起义,队伍发展到十多万人,坚持斗争近一年之久。

贵州东南一带住着苗族人,1726年,清政府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废除了苗族世袭的土司。后来,满汉族的地主逐渐侵夺苗民的土地,使苗民处于困苦之中。1795年,石柳邓率领苗民起义反抗。当时,起义者提出“逐客民,复故土”的口号,用“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的游击战术抗击清军。清军疲于奔命,难于应付。清政府改用“以苗制苗”的策略分化瓦解苗族上层人物,用“苗地归苗”来缓解矛盾,起义经12年的长期斗争失败。

元末时候,刘福通就用白莲教组织起义,起义失败后,白莲教仍在乡间流行。到乾隆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聚集在秦岭以南的地区谋生,白莲教在这些流民中普遍传播。白莲教宣传,入教的人将来可以得到田地,因而很多人纷纷入教。清政府感到白莲教对统治的威胁,1793年,大肆搜捕白莲教徒,受株连的人家很多。

1796年,湖北荆州的人民终于以“官逼民反”的口号揭竿起义。接着,王聪儿(教首齐林的妻子,又号齐王氏)在襄阳,徐天德在四川,张士龙在陕西响应起义。在起义军的打击下,清军首尾不能相顾,起义队伍迅速壮大。王聪儿的队伍发展到十多万人。当时,嘉庆大为震惊,不得不杀掉清大将景安、永保,革掉一大批将领的职务,起用绿营将领杨遇春等人。后来,清政府又使用“驱民入堡”的“坚壁清野”策略,大大地牵制了义军的活动,义军不断遭受挫折。1804年,起义终于失败。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支派天理教又在1813年再次举行起义。当时,李文成制订起义计划,准备由他先在河南滑县举行起义,带兵北上,然后由林清设计袭击北京,里应外合,夺取清政权。不料,林清组织的力量过小,攻入清宫后,反被清军杀害,李文成也兵败自杀,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产生的同时,统治者内部的腐败也日益严重,历史上著名的贪官和珅就是乾隆年间出现的。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出身生员,初时在銮仪卫当差,乾隆34年当上三等侍卫。和珅善于逢迎献媚,乾隆怎么说他想尽办法做到最好,乾隆说不的事他坚决反对,平时揣摩乾隆想什么预先想办法怎么顺着来做,因此受到乾隆的特别赏识。10多年内,和珅位极人臣,身兼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大学士等多职,乾隆觉得和珅最好,和珅的话就最入耳,谁要想升官发财,就要找和珅的门路。和珅则培植亲信,打击异己,贪污受贿,无不用其极。乾隆当了60年皇帝,不想超过康熙,退居太上皇,把皇位让给嘉庆。   3年后(1799年)乾隆死,嘉庆早已深恨,赐死和珅,籍没家产。 和珅积聚的财产折算白银达数亿两,单从屋里搜出来的黄金就超过10万两,因此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乾隆后期,朝廷之风已十分腐败。 

各类矛盾相继爆发严重地削弱了清的统治,但是统治者长期推行不许变革、固守旧业的保守政策和严禁交流、盲目排外的闭关政策,社会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状态。

1711年,康熙在一则上谕中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这种守旧的思想,成为以后统治者施政的方针。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清社会出现了长期保留小农自给经济和排斥外来经济、文化交流落后的局面。当时的世界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欧美列强已经上升到帝国主义阶段。清朝闭关自守的局面,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列强不断入侵,社会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8世纪末期,与清有贸易关系的主要有英国、美国、俄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中外贸易受清政府严格限制,发展缓慢。当时,与外国贸易主要在广州进行。外国的船只进行编号,人员进行登记,中外人员一概不得擅自出入。就是住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也要在划定的场地进行活动。铁器严禁出口,如果有人犯禁,一经朝廷发现,地方官被革职查办。

1794年,英国曾派特使马加特尼到中国来。要求在中国驻通商代表,进一步扩大贸易。乾隆妄自尊大,在复文中说:“咨告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人居住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乾隆严厉地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对外贸易仍处于原来的状态。后来,中外贸易的扩大,主要地是通过非法的偷运来实行,尤其是鸦片贸易,通过各种非法的渠道,源源运入中国。

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迫切地需要打开中国闭关的门户,然而却遭到了清政府严格排外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们便暴露了原来的面目------诉诸武力。在外来势力的打击下,外强中干的清政府便迅速处于土崩瓦解之中。

   第四节 社会急剧变化——鸦片战争

清朝末期,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社会由此产生许多新的矛盾。当清的统治真正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清政府实行禁烟政策,英帝国主义诉诸武力,终于爆发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爆发,宣告了清闭关政策的失败,社会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史时期。

鸦片俗称大烟,是提取罂粟果乳汁炼制成的。鸦片原产在印度、阿拉伯等地,约在7世纪时期,阿拉伯商人把鸦片带入中国,作安神止痛的药材用。清初的时候,荷兰人将鸦片吸食的方法传入台湾,后来又传入闽粤,以后吸食鸦片的人便逐渐增多。鸦片的毒性很大,人吸了就会上瘾,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体力衰弱,直致完全丧失生活能力。

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企求巨额利润的结果,实行鸦片贸易,欧美列强都有非法的偷运,其中英国商人交易量最大。19世纪初期,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茶叶和生丝,这些商品是英国市场的畅销货,是英国不得不进口的货物。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是印度棉花和其他杂物,工业品市场却受清末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抵制而不能开辟。那时候,中国每年输入英国的茶叶就达9,600万元,而英国输入中国的工业口总值只有1,500万元。这样,中英贸易就出现了很大的差额,英国不得不用巨额的白银来交换中国的丝茶,清朝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后来,鸦片输入中国,逐渐改变英国入超地位,于是,鸦片贸易就极迅速地发展起来,一跃占贸易总额的一半。

18世纪中期,英国每年偷运到中国的鸦片约在200箱左右,到19世纪初期,每年增加到4,000箱,1838年,已猛增到4万多箱。毒品,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的门户。

鸦片的输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极大危害。1840年前20年,清外流的白银达1亿两,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同时,很多人为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人民的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也造成政府官吏的腐败,这就直接影响了社会生产,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和促进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化。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才不得不实行禁烟政策。

清政府最早的禁烟令,发布在1729年。那时规定,凡贩卖鸦片和开烟馆都处重刑。后来,历代清帝或驰或禁不定,但实际上没有采取强硬措施,鸦片贸易没有被制止。到了1838年,清统治阶级内部酝酿成以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和以穆彰阿为首的驰禁派两大集团。

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历来提倡禁烟。1838年,他就在两湖实行禁烟,收缴烟枪5,000多杆,鸦片1万多两。他在一则上奏中说,鸦片“流毒于天下,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但是,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却通过鸦片贸易,收受贿赂,得益不浅,首席大学士穆彰阿便代表这些人反对禁烟,使清政府没有采取大规模的禁烟政策。

1838年6月,大臣黄爵滋上书痛陈鸦片危害,道光皇帝深感鸦片威胁,开始支持严禁派。11月,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实行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配合下,林则徐迅速扣留停在伶仃洋面上运载鸦片的趸仔船22艘,并召集部分洋商公布禁烟声明,要求鸦片贩报明实存鸦片数。英国驻华商务代表义律指使商人拒绝交出鸦片,还通知大鸦片贩颠地乘夜外逃。针对此种情况,林则徐采取果断行动,宣布停止中英贸易,包围商馆。外国商人被迫交出鸦片19,000多箱,230多万斤。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烟。虎门销烟之后,义律将禁烟情况用书面形式汇报了英国政府,建议用武力征服中国。林则徐整顿水军,添置新炮,构筑炮台,在广州积极备战。

1840年2月,英政府派懿律为谈判全权代表,与清政府办理交涉。4月,英国会正式通过武力侵华案,任命伯麦为海军统帅,布尔利为陆军统帅。6月,英军舰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8艘,兵士15,000人,陆续到达广州外海面,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英国军舰在广州外海游弋,多次派舰作试探性进攻,都被击退。英军决定避实就虎,向北移动。7月初,英舰到达厦门,又被邓廷桢率水军击退。7月5日,另一路英军却攻下了防守薄弱的定海。

定海失陷后,道光帝异常慌张。穆彰阿乘机说“英人船坚炮利”“不可战胜”,道光帝示意直隶总督琦善用议和办法解决战事。当时,琦善在给懿律的信里扬言要重治林则徐等人的罪,乞求英军退回广东议和。9月,英军退回广州。11月,琦善到达广州议和,林则徐被革职查办,后来又流放伊犁。

1841年1月,琦善派鲍鹏到穿鼻洋见义律,答应赔款,割让香港,开放广州,两国公文对等往来,签订了《穿鼻洋草约》。道光帝接到琦善奏报,认为割地赔款,大失清帝尊严,便决定逮捕琦善,发布宣战命令,并派奕山到广东指挥作战。

在奕山还没到达广州之前,英军继续发动进攻。2月26日,英军突袭虎门,琦善拒发援兵,提督关天培与兵士400多人经激烈战斗后全部殉难。虎门炮台失陷后,琦善被押送入京,广州战事由杨芳主持。

4月,奕山到达广州。他没有抗战决心,不实行积极的备战,还污蔑广东人是“无赖之徒”,说什么“防民甚于防寇”,军队又无纪律,劫掠商民不止。5月21日,英军攻下泥城、四方两炮台,炮轰广州城。奕山大惊,居然竖起白旗投降,接着便和英军签订了《广州条约》,答应赔款600万元。英军停止攻击。5月30日,英军一部分到广州郊外抢掠。三元里附近103乡的人民竖起“平英团”的大旗,在大雨中围攻英军,打死打伤200多人。当时 奕山竟派兵威胁乡民,放走英军。英军还在佛山镇、三山村、虎门等地遭受当地人民的袭击,英军退出虎门。三元里人民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最早自觉组织的反帝斗争。

《广州条约》签订后,奕山搜括600万元送给英军。他兵败赔款不知羞耻,却在奏折里说是“焚击痛剿,大挫其锋”,失败反而变成胜利,卑鄙无耻。英国接到《穿鼻草约》报告后,认为不能满足要求,便派璞鼎查到广州代替义律,决定继续用武力征服清政府,夺取更大的权益。

8月25日,璞鼎查率军舰袭击厦门,厦门陷落。10月1日,英军攻击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率兵坚决抵抗,血战6昼夜,全军壮烈牺牲。定海、宁波失陷后,道光帝派奕经调军前往浙江。1842年2月,奕经进抵绍兴。3月8日,奕经下令向英军发动攻击。由于清军大小将领腐败不堪,各路军纷纷溃退,奕经逃回杭州。这一战失利,吓慌了道光帝,他示意奕经与英军妥协,英军已得国内指示,置之不理。

英军攻下江浙数城后,决定收缩兵力,进兵南京。5月,英军攻克乍浦。6月,英军向吴淞发动猛烈进攻。提督陈化成率兵坚守吴淞,他亲自燃炮轰击敌舰,后来身中7弹阵亡。吴淞陷落后,英军又攻下上海,进逼南京,并扬言要到天津议和。

侵略者的野蛮进攻,震动了朝廷。穆彰阿再次怂恿道光帝议和。道光帝本来就没有抗战决心,此时什么都顾不得,急忙派耆英为钦差大臣到南京去议和。8月29日,耆英正式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

《中英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2,100万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宁波、厦门和上海作通商口岸,英国货物入口税率必须由两国协议。这个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又在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中英虎门续约》,作为《中英南京条约》的补充。这两个条约作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规定。1884年,美国和法国步英国的后尘,趁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获得了与英国同等的权益。

《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根本的变化。英国割让香港和领事裁判权的施行,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遭到破坏,外国商品源源涌入和廉价原料被掠夺,使中国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使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于是,中国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

中国人民的禁烟斗争是正义的斗争,帝国主义借此发动鸦片战争,这只能说明帝国主义本身的侵略性质。在鸦片战争中,封建统治者充分暴露了极大的腐朽性,中国人民则表现了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伟大精神。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将永远载入光辉的史册。

深入安达卢西亚 / 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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